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

“如果实在受不了，我就后撤一步，我已经完成了强大的心理建设。”马伯庸昨天在西西弗书店华润时代广场店对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说。他的“受不了”指的是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火了之后各方的骚扰给他的创作带来的困扰。

在马伯庸看来，进行心理建设是一个作家在成名之路上所必须要做的功课。心理不强大，创作之路是走不远的。所以这就不难解释他这次带到西西弗书店的《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是“旧书新出”了。《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最初出版于2012年，共有4篇小说组成，这次马伯庸替换了其中的两篇，但也是几年前写的旧作。马伯庸翻出一本旧书出版，也有一点“宕开一笔”，给盛名之下的自己喘口气的意味。

在喘口气的几个月中，马伯庸已经写好了一步和明朝历史有关的小说，他从京杭大运河切入，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如果说《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是马伯庸写作的原点，那这部即将于明年3月份出版的小说，就体现了马伯庸当下创作的全部实力，“要想回去有一点难了，因为人的心境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马伯庸对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说。

＝＝对话＝＝

■ 火爆之后，我要后撤一步 ■

记者：说说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火了之后你经历了什么。

马伯庸：电视剧火了，我作为原作者也火了，我一开始还很高兴，结果火了一个礼拜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每天要接受10多家媒体的采访，采访到后来，他们问的问题都差不多，答案我都能够背出来了，就照本宣科。更要命的是，我习惯于白天写作，而媒体采访也都是白天，我有一个月什么都没写。我想这样只是输出，没有输入可不行，所以我要后撤一步了。

记者：你是怎么后撤一步的？

马伯庸：其实我在之前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了。2016年《长安十二时辰》最初出版的时候，虽然没有现在这么火，但是也已经挺火了。我就感觉不对劲，怕自己迷失方向，不断重复自己。所以我就停止了文学创作，去写一部《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是一本非虚构作品，我查了大量史料，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虽然这本书的阅读门槛比较高，市场销售也没有我的小说卖得好，但我觉得这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充电的理由。这次，我也是主动后撤，推掉采访之后，让自己回复创作的日常，继续开始创作。

■ 回不去了，我没法装嫩 ■

记者：《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是你7年前的作品，现在你怎么看这些过去的作品？

马伯庸：这些都是我写作之初的作品，是我穷极无聊有了想法而写出来的。那时真是敢闯敢试，有着少年人的轻浮和冲劲，可谓是挑战极限。我那时脑洞很大，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西游记遇到了摇滚乐队，贞德用武侠小说的形式写出来，还有出土的古代手机等等。这种小说我可能现在不会这么写。我会比较端着，讲究故事的完整性、思想性。求稳的结果是会写得慢，也会写得平。但是我是觉得回不去了，我也没有办法装嫩。

记者：谈谈你的下一部明朝历史小说吧。

马伯庸：这部作品本来9月份就要写完的，后来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火了之后，我的创作受到了一点影响，所以刚刚写完，出版时间也推到了明年3月份。我前面说了，2018年我出了一本《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后来我觉得花了大力气来查阅史料，如果只写一本非虚构那就有点亏了。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一本明朝历史小说。也是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这个人物很有意思，我就从他切入，写了这部小说。

■ 不会迎合，为影视改编制造“障碍” ■

记者：你的作品有很多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应该说你是和影视剧走得很近的一位作家。影视改编会影响你的创作吗？你会迎合影视吗？

马伯庸：写作迎合影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影视有影视的语言，而写作是诗化的语言。是两种表达方式。有时我还有意为影视改编制造“障碍”。《长安十二时辰》的导演曹盾就曾向我抱怨，说我写马车在追赶的场景时是不是把马车当汽车来写，还有漂移这类动作。我说，是的，我就是当成汽车来写的。

记者：你已经写了很多历史小说了，会考虑换换口味吗？

马伯庸：明朝的历史小说写完之后，我准备写和上海有关的一部小说。我听说华山医院是一家百年医院，而且在很多公共卫生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都会到场。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其他地方曾经发生过瘟疫，结果华山医院也派人去救助。为此，我现在还在上传染病的课程，给自己充电。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在写过唐朝、明朝之后，是要写一写近代了。 

■ 当职业作家了，从未脱离社会 ■

记者：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好像还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写作只是副业，可是现在你已经是职业作家了。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你现在的日常创作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马伯庸：让我决定辞职当职业作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版税超过了我的工资。那是2015年我写《古董局中局》的时候。为了让职业作家的创作生活能够持续，我现在比工作的时候更加自律。早上7点送孩子上学之后，8点我就找会找个咖啡馆或者去工作室写作，一直写到下午5点。晚上我是不写作的。

记者：有一些作家遇到了一个境况就是，在他们成为职业作家之后，渐渐与社会脱节，这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灵感的获得。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马伯庸：我有一个写作习惯就是喜欢在很吵闹的环境里写作。有一次有人请我去杭州西溪湿地住了3天，环境太优雅，但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反而是在回来的飞机上写了很多。这也是一种我不脱离社会的努力。我晚上不写作，我会找一些朋友去聊天。我写《显微镜下的大明》时，我也去社科院和老专家们闲聊。我始终和社会保持着联系。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