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冷梅

2020年1月28日，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148名医护人员踏上征程。抵达武汉后，医疗队全面接管了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的1个ICU病区和2个重症病房，共140个床位。目前，医疗队共接诊新冠肺炎病人180人，出院病人49人。

陈尔真是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身为我国重症急救医学专家，他曾经参与过SARS、禽流感等多次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及汶川地震的灾害救援。

刚刚到达武汉时，陈尔真就郑重做出承诺，确保上海医疗队零感染、打赢仗。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前身是洪山区中心医院，后并入武汉第三医院，作为武汉的临时定点医院，它并未达到传染病医院的防控要求。战役的前几天，陈尔真带领团队举行了6场培训会。培训方案事无巨细，比如从清洁区到半污染区到污染区，你该走什么路线，不能走回头路，不能穿越区域，必须随手关门。病区消毒也有严格规定，比如紫外线灯每天照射两次，每天对物体表面和地面用消毒剂消毒等等。工作结束后，要求队员必须沐浴更换清洁衣物，也禁止队员触摸酒店门帘和拉手，在大堂必须接受体温监测……

在陈尔真发给记者的一份《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管理守则》中，共包含了队员守则、院内感染管理制度、物资发放领用规定、休息室管理制度、驻地酒店防护规定、手机终端设备使用规定在内的6大项管理原则。院感被陈尔真排在了重中之重，正是严明的管理制度才让他拥有底气确保“零感染”。

三周过后，前方的医疗工作已有条不紊开展，更多经验和方法论得以成型实施。队长陈尔真接受了本报记者长达40多分钟的深夜连线专访，向我们分享了3周以来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防控治疗的思考与感受。

　防控　　取决于细节　

记者：经过磨合，我们跟武汉医护人员的配合情况如何？

陈尔真：刚到第三医院，我们对医院的环境和病人情况不是特别了解，在沪汉人员配置上采取了1:1的搭配，3-5天后，我们已经达成了匹配的工作节奏，一周后沪汉人员配置变为3:1，上海医疗队已经全面接管当地患者的治疗。大家目前状态都很好，依然保持了很高的战斗力，自我防护到位，做到零感染。

记者：院感防控，既要控制好病人传染源，又要减少前方医护因为暴露感染，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陈尔真：第二批医疗队里，我们瑞金医院加上我，共有5个人。上海30多家医院148名医护人员中，有急诊、呼吸科、重症、检验以及心理科室，也有专人做院感。第三医院原本不是传染病医院，工作流程并不符合传染病的防控要求。因此我协调组建了8个人的院感团队，重新修订了防控工作流程。首先为上海医疗队进行院感和防护培训，同时也对三院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制定了院感相关的防控策略。目前工作3周，我们发布了6期院感专报，发现问题，立即通报，迅速整改。我们还制定了一套针对职业暴露的预案，例如：扎针时护士扎到自己手指，防护衣被勾破了，脱防护衣时不小心污染等等意外突发情况，该如何处理。另外，我们还利用智能机器人、视频、微信等现代化手段参与查房和问诊，尽量减少医护人员的暴露时间。

记者：对于一个像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播较广传染病，院感防控是不是重中之重？

陈尔真：确实如此，在目前前方医护资源极度吃紧的状态下，只有确保每一个医护人员个人的生命安全，做到零感染，才能在武汉当地开展更高效的工作，治病救人。院感防控在整个武汉新冠肺炎病人的治疗体系中是刻不容缓的重要环节。

记者：目前每天的工作强度什么样？还是几近饱和的状态吗？

陈尔真：现在已进入有序工作的阶段，在隔离病区工作时，工作强度依然很大；但是毕竟这次疫情还没有完全得以控制，为了保障医护人员自身的安全，我们不能打疲劳战，所以重新优化了人力资源配比，工作强度已经慢慢降了下来。在隔离病房，穿隔离服工作，每天医生的工作时间是6小时，护士是4小时。而出了隔壁病房，医生还要工作2-4小时，通过智能机器人、视频进行患者问诊和查房，开医嘱以及对病例治疗方案的讨论。

　攻坚　　取决于方法　

记者：刚来第三医院时的一些工作难点和困难是什么，3周后是否已经有所改善？

陈尔真：第一个困难，来自沪汉医护人员的磨合，既有内部的磨合，也有外部协同作战的磨合。仅用了短短三天时间，磨合期结束，工作效率初见成效。第二个困难是当地医疗设备不够，防护装备也存在不足。而这几方面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患者的氧气供给严重不足。很多病人因为氧供不足问题，病情加重，于是造成器官损害，甚至是死亡。通过努力，我们重新建设了一个供氧站，使得整个医院的中央供氧系统容量是原来的两倍，大大缓解了供氧的压力。

记者：前有瑞德西韦、后有中医介入疗法，目前寻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了吗？哪种临床应用被证明有效？

陈尔真：2月19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是积极努力按照国家的诊疗标准，并结合武汉第三医院患者的具体情况开展治疗。我们第三医院的诊疗方案也迭代升级到第三版，不断优化和规范。包括瑞德西韦还是其他一些抗病毒药物，整体来说，仍无法被界定为“特效药”。当然，现在通过中医整合到综合治疗措施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治疗方案中最关键的，依然是早发现，早治疗。一旦病情加重，进入到重症或者危重症阶段，所有的干预措施效果均一般。对于新冠肺炎最有效的方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这是最好的“特效药”。目前武汉采取了下沉到社区的定点排查，也会大大提高治愈率，切断传染源。

记者：人们一直在期待疫情的拐点，据您预测，拐点何时会出现？

陈尔真：当疑似病例逐渐减少到消灭，当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解除了医学观察，出院病例稳步增加时，就说明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疫情的拐点就要出现了。目前疫情防控还处于胶着状态，仍需要一段时间的坚守和努力。

　决胜　　取决于信念　

记者：您也曾参加过SARS、禽流感，以及汶川地震医疗救援，这次新冠肺炎是您从医经历中最困难的一次吗？

陈尔真：肯定是的。2003年SARS期间，上海很幸运，仅有8例患者，我碰到2例。疫情整体情况没有现在严重，但SARS的死亡率比新冠肺炎高。新冠肺炎传播更广，速度更快，以前SARS治疗的经验不能完全起作用。因此这一次对医护人员来说面临了巨大的挑战。而像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因为毕竟不是传染病疫情，因此防护的等级也不太一样。这次总体压力更大。

记者：是不是前方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也大一些？

陈尔真：病情进展之快，有可能来不及招架就面临病人的死亡，因此前方医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感染暴露的几率很大，他们也会担心自己被感染，人在他乡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也会有。因为这次医疗队里有精神卫生中心出来的医生，因此我们也组建了心理小分队，通过公众号文章，微信聊天等方式缓解病人的心理压力，也包括前方医护工作者的心理压力。正如特鲁多所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们也在通过心理干预逐步让病人树立起战胜病痛的信心。

记者：很多年前，上海曾经发生过30万人感染的甲肝，后来得到了有效控制。是不是可以说，上海在重大传染病防控上拥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体系？是否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陈尔真：1988年上海发生甲肝以后，当时的信息也好，防控体系也好，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上海动用了许多工厂、仓库来隔离病人，和现在武汉方舱医院的模式非常像。那时，上海就非常重视流行病学的调查，过程中很快就发现了毛蚶是传染源，传染病最重要的防控方案就是早发现，早隔离。上海也在全国最早建立了疾控中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传染病治疗体系、疫情防控体系。正是这个原因，SARS发生时，上海总体防控做得非常不错。

记者：前段时间您提到中国需要一套应急医疗防控体系。您个人的建议是什么？有哪些国外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陈尔真：这一次的教训十分惨重，对一个国家来说，急需建立一个长效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我去以色列学习过，2005年他们就能在教堂一样大的餐厅，迅速搬掉餐桌，放下吊塔，就是一个容纳400个床位的医院。2017年再去时，那里重建了海法地下防御医院，整个地下三层的停车库，24小时内可以迅速变为2000张床位的医院，可实现无援助下72小时的独立运作。这个体系很重要，但也不能盲目照搬国外，需要根据我们的国情来做调整，包括疫情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等，真正能够落实到位，就需要定期组织演练。另外，科研以及科普同等重要，需要不断强化和提高公众对疾病的认知，需要科学理性的方式方法来做好民众的医学科普。面对疫情灾害，能够运用理性思维进行科学研判，不信谣、不传谣，也不恐慌，认认真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冷梅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