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

曾参加过进博会的接送，如今成了境外隔离人员的“专车”。一群来自永达汽车的青年驾驶员们，组成了一支特殊车队，穿着隔离服，用自己的大巴组成一道封闭“屏障”，守护着这座城市。      

  头一次穿防护服开车  

黄侦参与过两届上海进博会的接送工作，见过不少“大世面”，但这次是他第一次穿着隔离服全副武装地开车，也是头一次离危险这么近——他每天运送的人都是境外隔离人员。

这辆车牌尾号“1839”的大巴是黄侦开了很多年的爱车，跟着他走过很多地方。

最让他骄傲的是在上海开的两届进博会，他都开着这辆车接送五湖四海的客人。“那时就很开心，很多外国人，车厢里也热热闹闹的，大家分享着进博会的见闻，热情地打招呼，我也不需要隔着层隔离服跟他们说话。”

如今，黄侦的车运送的也有不少外国人，意大利的、韩国的、日本的、英国的等等，但车厢里总是安安静静。而自己的“爱车”也成为一般人不能随便踏入的“污染区”，每送完一趟旅客，他都必须独自在车里进行彻头彻尾地消毒，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接了任务老婆让辞职  

黄侦所在的就是永达汽车所组建的一支境外隔离人员转运车队。永达汽车租赁是上海市6个区政府公务车定点合作单位，今年春节前，疫情爆发已有先兆，公司马上紧急召集驾驶员待命，并对驾驶员进行病毒防护培训。“虽然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但当时就做好了随时承担转运任务的准备。”黄侦说。

李骏勇是这支车队的负责人。3月5日接到指令，第二天便随上海16个区接机组进驻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车队30多名驾驶员24小时接力往返于机场与市区，将境外人员运送到集中隔离点或社区。

“运送隔离人员毕竟是有风险的，驾驶员的安全健康、所要承受的压力都不同以往的任何运送任务。”李骏勇说，接到指令后，他首先找了队里20名最有经验的“老司机”，“这批驾驶员大部分都承担过市里重大会务会展的保障工作，驾驶经验丰富，擅应变。”

每位驾驶员都由公司管理层一对一打电话征询意见，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家里人还是会担忧。一名应允的驾驶员在3个小时后无奈地和李骏勇回电：“我老婆说接这个任务的话就让我辞职……”

  12小时转运4趟往返一次近百公里  

“我们很理解，大家都是普通人，在这么严重的疫情面前肯定会担心。”李骏勇说，而就在一天后，那名驾驶员又来电说已经做通了家里人的思想工作。“他一定要加入我们的转运队伍。我当时也很感动，这就是我们的驾驶员啊！”就是这样，随着重点防控国家的增多，队伍从20人到如今的30人，更多来自永达的年轻驾驶员们申请加入。

每个航站楼两辆车，交错运输，保证每个航站楼至少有一辆车待命；一辆车两个驾驶员，昼夜对班，保证每辆车24小时都在运作。凌晨2点和下午2点一般是换班时间，为了避免空车开回市区，驾驶员需要提前排摸这个时间点前后的航班，将旅客运回市区再换班。往返浦东机场的驾驶员平均每天要跑三趟，尤其是重点防控国家增加以后，需要接送的境外旅客量翻倍，转运压力陡增。

黄侦曾经在12个小时内转运过4趟，往返一次近100公里。“有时候会碰到居民家中没有隔离空间了，工作人员会临时决定送回到集中隔离点，送完我还得回去继续等新的航班的客人，航站楼不能没有车。”      

“最晚一次送完客人，一看时间，已经凌晨5点，天都要亮了。”而连续工作12个小时的他交接完大巴后，和隔离人员一样也要回到自己的“隔离点”去休息。

  同在一个机场也只能视频通话  

车队的驾驶员被统一安排入住在酒店里。黄侦回到酒店第一件事一定是给自己烧一壶开水，泡杯茶喝一喝。“开一天车，最难受的是不能喝水。”因为穿着防护服，不方便上厕所，所以他们都尽量少喝水，一天下来脱水严重。

有空的时候他会给家里打个电话，但这样的时间很少。常常回到宾馆喝了几口水他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就赶紧要去和同一车的老搭档沈伟交接。

驾驶员刘泉负责运送的是在机场接机的工作人员，妻子在虹桥机场的一家麦当劳当门店经理，即使轮到他跑虹桥，也不敢见妻子一面。“不敢去见她，怕影响到她。”两人一个在T2，一个在T1，还是靠手机视频互相问两句。“我们其实还好，离得很近，那些疫情前线的医护、工作人员更辛苦。”

刘泉每天都要到深夜才能把最后一批机场接机组工作人员送回市区，一路无话，一车人都累得睡着了。“都是比我小的年轻人，很多也是志愿者，工作强度那么高，很多要站一天，嗓子都哑了。看到他们，我就觉得我也没做什么，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安好地送回去休息。”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