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见习记者 陈嘉音 记者 顾金华 刘晶晶 

2003年，SARS肆虐全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当时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守住了上海的第一道防线，创下了本院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纪录，成为名副其实的“魔都结界”。2020年，公卫中心成为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诊疗机构，筑起上海抗疫的紧急防线，再次成为了“上海堡垒”。 

在这场与疫情的“超长赛跑”里，既有参与创下ECMO抢治纪录的危重症患者康复的康复医生，也有工作“四轮”超长待机的护士长，还有经历过非典、甲流、H7N9的“三朝元老”。直面疫情，他们在最近的距离守护生命，和死神抢病人。

　挑战“不可能”　

他们想让危重症患者自己走出病房

4月15日，两名曾经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接受ECMO治疗（体外膜肺氧合，俗称“人工肺”）的患者治愈出院，这是上海创下新冠肺炎患者ECMO最长抢治记录的危重症患者。出院时，其中62岁的童老伯几度哽咽。

“当时我不能动，脑子还是清醒的，我能看到医护人员给我做的事情。我让他们给我拿支笔，努力写了几个字：你们像妈妈一样。因为，妈妈就是这样对我的，你们的善举让我今生难忘。”童老伯所说的“妈妈”，就包括了他的康复医生石国栋。

3月29日，童老伯撤下ECMO治疗的第6天，市公卫中心疼痛康复科、功能重建医学中心副主任石国栋教授第一次在应急病房见到他。当时的童老伯看着让人心疼，他还在使用气管切开和呼吸机治疗，全身插满了管子，只能靠鼻饲管给予流质食物、水分和中药。

“除了手指能稍微动动外，童老伯身体其它部位几乎不能动。”石国栋和另外一名康复治疗师杨航对童老伯进行了全面评估。童老伯除了呼吸功能严重受损外，四肢活动、下床、上厕所、行走、自主吞咽和进食等日常生活能力基本都丧失；除此之外，长期的卧床治疗也让他表现出了反应迟钝、情绪低落等问题。经过充分详细的综合康复评估，童老伯被评估符合早期康复治疗介入标准。石国栋告诉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每天到他床边开展康复训练。“我们希望到时候您能自己走出病房！”石国栋说，这是所有医康护团队的目标，更是童老伯内心所想。 

  随即石国栋俩人为童老伯制定了一份详细康复计划，每一天都严格按照这份计划项目进行。康复训练时间分为上午和下午进行，每一次都是一个半小时。

  “对童老伯的康复训练都是纯手工进行。”石国栋告诉记者，康复训练包括体位训练、呼吸训练、肢体功能训练、吞咽训练等。童老伯张口很困难，无法完成咀嚼动作，舌头活动和灵活性不足，这些肯定影响他的进食。于是，石国栋使用压舌板引导童老伯的舌头向各个方向活动，指导他进行张嘴训练。渐渐地，童老伯的嘴巴就能张大了，舌头慢慢就能舔到嘴唇了；再后来，慢慢地恢复了咀嚼吞咽功能。

4月2日，童老伯首次床边坐立训练；4月4日，首次直接摄食训练……在童老伯康复训练过程中的重要节点，石国栋都一一记录了下来。4月15日，童老伯可以正式出院了，而石国栋他们的目标也实现了：童老伯是自己走着出了病房，虽然步伐有点慢，但是可以独立行走10分钟以上。

　超长“待机”　

她是首批进入应急隔离病房的护士

85后徐婷婷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病房的护士长，也是第一批进入应急隔离病房的护士。1月20日，她和同事们一起进驻隔离病房，收治的正是上海首批确诊患者。  

回忆起第一天进驻病房的场景，徐婷婷记忆犹深：“接到通知那会儿，我刚上完一个白班，下班接到通知后，顾不得收拾东西，马上就进了隔离病房。到晚上，我们就开始接收病患了。”

凌晨四点，休息几个小时后，徐婷婷又开始了白天的工作。一旦进入隔离病房后，吃住就全在里面，14天后出来再进行隔离观察，两周后再进行轮换。徐婷婷数了一下，在最忙的时候， 3天只睡了8个小时。

“我们在和死神抢时间，病人的救治刻不容缓。作为护士长，管理上的问题我同样也要负责，包括协调整栋楼的运作，刚开始那几天根本来不及休息。”在同事的眼里，护士长徐婷婷一直是一个负责、认真的“大家长”。

自上海市全面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整个上海一夜之间变得安静了，但公卫中心昼夜灯火通明。徐婷婷说，过年那会儿，所有人都在马不停蹄地与死神抢时间。大年夜里囫囵吞下后勤送的一碗饺子，她和同事们就在医院里迎来了新年。

“虽然是临危受命，但我们一直是准备状态中。”在公卫，一直有一支24小时待命的应急梯队，徐婷婷就是成员之一。作为应急梯队的一员，徐婷婷早已习惯了这种随时随地进入战斗状态的模式。

穿上防护服、隔离衣，戴上护目镜、双层手套，层层包裹的防护服让人透不过气来，每次从病房出来都是一身大汗。一天下来，她的脸上往往还有着深深的压痕。每天重复换脱衣服、换脱鞋帽，来来回回记不清多少趟。

几号床体温正常了，几号床转轻症了……看着危重病人的指标一天天有所改善，徐婷婷心里轻松了不少。有时，遇到情绪低落的病患，徐婷婷还会贴心地安慰他们：“不要紧，你看今天又有好多人出院了，相信自己，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出院的那一天！”

患者是徐婷婷肩上扛起的责任和担当，家人却是她内心最柔软的牵挂。徐婷婷有两个孩子，最小的孩子离开时只有19个月。三个月里，孩子有没有吃好？有没有睡好？是不是长大了一点？这些都是她最牵挂的事情。

随着气温渐渐回升，公卫中心的樱花都开了。从隔离病房望出去，徐婷婷能看到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自己的病人也开始逐个与自己道别，走出隔离病区，徐婷婷笑得眼睛弯弯的。“病人出院是我们医护人员最高兴的事！”看着病人一拨又一拨地被治愈，高高兴兴地出院回家，这是她最幸福的时刻。

　“三朝元老”　

患者康复出院是让她最高兴的事

市公卫中心A3病区护士长陶永红是大家的大管家。大年初三开始，这位大管家从轻症患者护理转到了危重患者护理。

春节那段时间，陶永红经历了4、5天里收治100多号病人的“史无前例”，每天工作量都巨大，那时是最辛苦的。

而到第二轮，接触到的都是危重病人。她刚进病房时有8个病人，有6个上ECMO、呼吸机，心理上的并不小。“时刻要关注病情变化，哪怕有一点点起伏，晚上都睡不好觉。”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不至于惊心动魄，却每天都是紧张忙碌焦虑的。       

污染区没法带手机，陶永红无法用步数衡量自己每天走了多少路，但作为护士长，要督查护理质量、感控风险、调配人员，在病房里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依然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不动还好，一动里面手术服就湿透，出来脚上都能出水。很多时候不能到点就出来，安心裤成了必备。

陶永红1995年进入市公卫中心（当时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工作，SARS、禽流感、埃博拉，她经历过太多次“大战”，但没有一次像今年这样战斗时间拖得这么长。

手下21位护士，全都跟她一样经过了“三轮”，进病房、一轮下来隔离留观，结束后进去再战。陶永红说，她做好了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

2013年禽流感发生时，陶永红被派入隔离病房。那年陶永红的儿子上初三，她一颗心挂两头，特别焦虑。“现在儿子上大学了，完全没有这方面顾虑了，我儿子还一直在给我加油打气，替我操心防疫安全的事。”她笑着说。

与3个月前的忙乱相比，如今病房里安静了很多，有2个危重患者。“虽然有反复，但我手上没有死亡的病人。”送一批又一批的患者康复出院，对于陶永红来说，是最高兴的事。

手下有很多勇敢的年轻人，小护士们从没退缩过。“这次出院两例ECMO患者，本来以为很难，慢慢撤掉了ECMO、呼吸机，能下地了，能讲话了，真的太惊喜了。”病人出院送出隔离门，还未婚嫁的90后小护士说：“像嫁女儿。”陶永红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做了24年护理工作，陶永红说，收到的一封封感谢信和一捧捧出院鲜花，就是让她能坚持守好这班岗的理由。

青年报·青春上海见习记者 陈嘉音 记者 顾金华 刘晶晶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