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资料图。吴恺/摄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在今年4月8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宗明等介绍了《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有关情况。《若干意见》提出了四项主要任务，包括20条重要举措。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针对公卫20条，从硬件建设、法治保障等多个层面建言献策。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就提出，要给上海的“小汤山”安一个多功能“沙发床”，从全国层面上，他则建议在各地布局建设“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

  设立应急救治中心，关键时刻可随时应战  

早在今年1月初，朱同玉委员就拖着行李箱入住了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宿舍，牵头开展应急演练、筹备物资、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组织协调工作。在那里，朱同玉一刻也不敢懈怠。

“新冠对全人类造成的灾难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生物与公共卫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朱同玉始终坚守在公卫中心。收治了一个又一个病人后，他萌发了撰写相关提案的念头。

虽然担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朱同玉在调研后，提出了一个类似公卫中心多功能“沙发床”的概念，并在参加全国两会前，正式拟定了此次参会将要提交的提案内容。“我建议在全国各地建‘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没有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该中心可以用作车库或临床研究床位，一旦发生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就可以随时随地变成方舱医院，接收病人，这样大大提高了应急效率，岂不是两全其美？就像家里的多功能沙发床一样，平时用于沙发，客人来了就可以拉开，当作备用床。”

朱同玉以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为例，那里约有500亩地，200多名医生，是全市最大的“小医院”。倘若在这里设立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准备5000张床位，即便有了重大疫情也不怕，可以为抗疫赢得至少三个礼拜的时间。而平时这些空间则可以用于临床研究场所或者地下车库。

“在平时，大家可能感受不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一旦有了疫情，它的重要性一下凸显出来了。”在朱同玉看来，每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传染病的病例。近年来，传染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与灾难，如鼠疫、天花、西班牙大流感等，而新发突发传染病在我国与世界范围内每年都有发生（如SARS、禽流感、MERS、埃博拉、寨卡病毒、2019新型冠状病毒等），并成为常态，病毒与人类如影随形，相伴相生。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的一次重大灾难性事件，经历新冠的袭击，暴露了我国在传染病重大疫情应对中的短板，急需弥补。

受访者/图

  为“沙发床”的布局与数量出谋划策  

有效和从容应对百年不遇大疫情的袭击，朱同玉建议，规划建设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并提出具体方案。

他认为，根据我国人口分布特点，为应对10万人级别的全国性疫情暴发，可按人口在全国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区规划10个左右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每个中心应具备5000床的收治能力，1000~2000张日常开放床位，用于“平”时临床医疗，2000~3000张“战”时床位，可以规划为应急床位，作为临床研究中心，从事临床研究为主，当疫情暴发时，则以收治感染者为主；也可设计为地下医院，平时作为车库，战时迅速转化为病床。“平战”结合的应急医学中心，可以为疫情暴发提供较大规模的救治能力，更可以为其他医院的床位腾空赢得时间，将疫情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朱同玉看来，应急医学中心的能力建设应该具备三大功能：一是作为区域性应急救治中心，在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发生大规模灾害事件发生后，提供紧急医疗保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二是病原体确诊与鉴定，对地方送检的疑难与未知病原体进行快速确诊与鉴定，为临床救治提供技术支撑、为新发病原体可能导致的疫情提供更早期预警；三是作为新型医学诊断、救治与预防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中心，尤其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的技术储备研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要整合力量，成为救治能力、诊断能力、研发与创新能力、机动能力均极强的一体化机构。

除了硬件外，朱同玉还指出，传染病预防和应对不光要有先手，还要有后手，需要兜底，形成前卫、中卫、后卫的应对策略，从而为公众建立公卫安全保障的大环境。因此，人才梯队建设、疫苗研发、法治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同样不容忽视。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编辑:梁文静 校对:顾米一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