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

我们很少能够遇到像李少君那么热情的人，他总是在别人忽略或不屑为之的地方，倾注着他的满腔热情。他当了多年的杂志编辑，现在也还当着，总会有年轻的写作者，不断地被他发现、提携，走入读者的视野。我跟他相识，也是因为文学。那时，我还是海南大学水产养殖学专业的学生，在那个网络论坛还很火热的年代，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在网上书写、连载小说。有一回，学校里有一个文学社组织的文学讲座，主讲者就是《天涯》的主编李少君，黑压压的一片人头里，我几乎快挤不进那个教室。我更没想到，他会在讲座当中提到我，提到了他在网上看到我一个长篇小说时候的惊喜，他说他看到了海南文学的希望。讲座之后，我跟他打了招呼，留了联系方式。之后，和一些年轻的诗人一起，慢慢地跟他熟悉了起来。

那时的海南大学，聚集着一群声名显赫的诗歌英雄，耿占春、多多、徐敬亚等，都陆续来到海南大学。身边都是一些喜欢诗歌的朋友，自然也被这些氛围所鼓动，我们编辑了自己的刊物，叫《本纪》。朋友们都是穷学生，谁也买不起电脑，每一行字都是在学校食堂三楼的网吧里敲击出来的，想把作品汇编、排版，要么上网吧，要么跟有电脑的同学套近乎，借用几个小时。我们当时排版，只会用最简单的Word，排好后，有时也没钱打印。凑够钱印出来后，学校里的文学爱好者开始传阅《本纪》，这些打印的刊物传着传着，就半路被截，再也回不到我们的手上。那是真正属于文学的纯快乐。这些文字，自然也被李少君看到，他说：“以后，你们把《本纪》编好，想打印，就到天涯杂志社找我。”我们便一期一期地编着刊物，到天涯杂志社找到他，他没多说，把我们带去文印室，跟编务交代之后，我们便看到一张张纸从打印机里刷出来，压抑着内心的兴奋——他帮我们解决了一群穷学生编辑刊物最大的难题。《本纪》的最后一期，是诗歌专号，这些诗歌也被他几乎全部选用，收入了海南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编的诗歌民刊《海拔》的创刊号。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天涯杂志社公私分明，当时我们打印《本纪》的每一张纸，背后都是他付了打印费。他不愿直接给钱支持，而是以这种悄悄的方式，支持一群年轻人的文学热情，最大程度地维护了我们有些脆弱的尊严。

也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是因为看中我们的所谓“文学才华”，才有那么多热情，他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充满热情的人。他有好几年，在海南一所学校兼职授课，班上的人毕业了，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学生介绍工作。后来，我也到《天涯》担任编辑，有一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找到编辑部，问需不需要实习生？　我带着那大学生到李少君的办公室，他说：“很遗憾，我们最近不需要实习生……不过，不知道你对广播电台的工作感不感兴趣，我帮你问问！”他立即掏出手机，联系起来，没一会，那大学生离开之时，竟真的就有了一个去处。当时的我，有点目瞪口呆，我知道他是一个热情之人，但我真没想到，他的热情也可以洒向一个只是突然找上门来的陌生年轻人。我比他年轻十多岁，我也尽量在编辑工作中，去帮助那些更年轻的写作者，可我发现，他总是比我更早发现、挖掘出更多的年轻人，那是一种真正的编辑特质。

2007年下半年，我得到一个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机会，那时在一个网站的工作资历尚浅，要去北京，唯一的选择就是辞掉工作，坐着超慢的火车，摇摇晃晃几十个小时到北京。我当时比大学时还落魄，因为已经毕业，家里不可能再给任何支持。学习期间，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我们全班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李少君也带着海南的青年作家代表团抵京。到酒店遇上后，他拉着我，低声问：“你还有没有生活费？　没有的话，我先给你一点？”我脸皮薄，连连说：“还有，还有。”后来，我还是在会议返程之前，找到了他，说：“李老师，你还是借我一点。”他说：“要多少？”我说：“有多少？”他哈哈大笑：“不能我有多少就给你多少吧！”后来我回到海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把钱还给他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可我没忘，我当然记得他看出我的窘迫困顿，便立即在寒冬里主动伸出的援手。

我后来也成为《天涯》的编辑，看到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保有真正的激情。他总是编辑部约稿、编稿最积极的那个人，每天也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他写过一首叫《旧年》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下班了，他带关门

就像把旧年关在了门后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

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种暗示倒掉茶杯里的水就像将旧事洗净和同事说再见

似乎是和故人告别顺便翻一遍旧台历

有点像重温过去的三百六十天

然后再将台历扔进字纸篓里就像将过去的一切彻底丢弃不仅仅辞别旧年是这样的，他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编辑的时光。这当然也成了我后来的生活，每当同事先离开，空荡荡的编辑部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想到这首诗；我总是在稿子的翻阅中，想到韩少功、蒋子丹、李少君、王雁翎等编辑部前辈也曾在同样一个空间里，在与一行行文字、一个个标点的较劲中，留下他们的体温和热情——那就是关于文学、关于职业精神的最好传承。

后来，由于工作变动，他去海南省文联担任专职副主席，自然不能再在隶属于作协的《天涯》任职，可他把工作的热情带到了省文联。那短短的几年里，省文联的美术、音乐、影视等活动轰轰烈烈，他总是那个在四处张罗着的人。可我也隐隐有些替他担忧，虽说所有的艺术门类是相通的，可习惯了当编辑和作家的人，面对着各种繁杂和琐碎，总是有些力不从心、心生疲惫的吧？　如果可以选择，或许他更愿意面对着一堆堆稿子、一期期《天涯》，而不是职务更高的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吧？　很多人可能并不明白也不会相信，一辈子从事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其实是最大的幸福。去做别的，当然也能做得很好，可我总觉得，那是对他编辑能力、文学热情的最大浪费——我，还有海南的很多作家，总会不时谈到，或许，他总还是有机会，重新当一个与文学打交道的编辑的吧。

后来，就是他北上了。

李少君帮助年轻人、发掘年轻写作者的热情一直不减，作为“为他人做嫁衣”的老编辑，他确实让很多初出道的年轻写作者受惠良多。

在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文学。韩少功1996年主持改版《天涯》之时，李少君的关系还在《海南日报》，收入要高得多，可后来他选择到工资低得多的《天涯》当编辑。韩少功在《我与<天涯>》中说：“（李少君）后来成为刊物组稿和思想文化批评方面的快枪手，与新生代作家和学者们有较为广泛的交往……他身上还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系，他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这种豪气你也有？”刚听说他要去《诗刊》，很多海南的朋友都不理解，毕竟，他的家庭、他所有人际都在海南，在事业上也正顺风顺水。人到中年之际，只身北上，一切未知，这个决定比他当年放弃高收入到《天涯》要困难得多。可我知道，他肯定会选择北上，因为我知道，他跟我是一类人，把诗歌、文学看得比任何事都要重。刚去文联之时，有一回他悄悄问我，说有人找他推荐人去干一份工，工资至少是我在《天涯》的五六倍，问我要不要去？　他说，他也知道，挖自己人不好，可这份收入可能对我生活更有帮助，他把主动权交给我。我沉默不到五秒，回说：“我，还是留在《天涯》吧。”他也像是松了口气——我知道，他也担心我真的选择离开《天涯》，放弃文学。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样的选择的——在有些人眼中，没有真正的热爱，只有利益的衡量。他北上履新之前，海南的诗人们给他送行，大家都在感慨的一句话是：李老师离开后，海南不会那么热闹了。这句话有两种意思：一是失落，是说他离开之后，就少了一个真正热心组织各种文学活动的人了；二是期待，期待他把韩少功所言的“急公好义”，带到《诗刊》，带到中国诗歌这个更大的文学现场。这两者，后来都得到了印证。我们后来在微信上，看到他把《诗刊》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看到他继续以他的编辑敏感，发掘更多的年轻诗人。他到北京之后，偶尔回来海南，只要有机会，基本上都跟海南的诗人见见面、聊聊天，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他各种忙碌的身影。

有时到北京出差，抽得出时间，我也会去团结湖畔的《诗刊》编辑部串串门，聊一聊海南的事，也聊一聊北京的事。《诗刊》平台高，也有更多的目光盯着，各种声音甚至杂音也多，可谈及这一类事情，他总是显得很淡然，他应对的方法最简单也最有效：好好做事。他帮助年轻人、发掘年轻写作者的热情一直不减。在北京的不少场合里，我碰到一些年轻的诗人，聊起来，知道我来自海南、来自《天涯》，话题总会不自觉地谈到李少君，几乎每个人都会说一句“我很感谢李老师”之类——作为“为他人做嫁衣”的老编辑，他确实让很多初出道的年轻写作者受惠良多。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李少君当年在海南大学的那个讲座，没有顺口提及我在网络上连载的那篇小说，讲座之后，我肯定也像往常一样，避开热闹的人群，悄悄离开；如果那样，我肯定拥有另一种人生。可，人生又哪里是能假设的呢，所有的事情堆积，我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唯有对文学真诚之心、唯有对他人真正的热忱，可以恒久不变。

（林森，著名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林森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