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带领俄罗斯客人参观杂志社。本版受访者供图

陈东捷作为中国文学期刊四大名旦“刀马旦”《十月》的掌门人，他在这份杂志一干就快三十年，虽然落下了眼疾和颈椎病等职业病，但是并没有什么不满，反而感觉十分欣慰和幸福，因为辛苦编辑的杂志还有很多读者喜欢。陈东捷回忆起自己研究生毕业后，之所以选择《十月》时表示：“有个人兴趣的原因，也有性格的原因，我凡事喜欢顺其自然，做好能力所及的事，倾向于不给自己的人生设定远大目标。”《十月》创刊四十余年，王蒙的《蝴蝶》，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张贤亮的《绿化树》，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宗璞的《三生石》，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黑骏马》，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等，几代作家的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都是经过《十月》的编辑家们一代代地努力，走进了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我凡事喜欢顺其自然，做好能力所及的事，不给自己的人生设定远大目标。

青年报：我先关心一下陈老师的身体吧，因为现在健康是最大的事情，长寿是人生最大的竞争力。我们翻看了一下你的朋友圈，你笑说自己眼睛不好，这是长期看稿造成的，还是光怪陆离的社会视角造成的？你还有其他什么身心方面的职业病吗？编杂志是一份又苦又累又忙的工作，请问一下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陈东捷：谢谢你的关心！视力下降、颈椎不适是老编辑的职业病，我的许多同行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你长期压榨性地过度使用某些器官，它们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起来反抗。在此之前你浑然不觉，它们一旦跳出来，就会给你带来持久的不便。从事编辑这个行当，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工作状态看似自由有弹性，实则不存在整块的业余时间。在工作之余，我也就看看书、会会朋友、打打乒乓球。乒乓球打得很业余，主要目的是消解一下身体和精神的紧张状态。运动中能感觉到与自己身体的交流和沟通，有一种久违的新鲜感。

青年报：你年轻时候的理想是文学吗？你的老家山东和你的父辈对你的理想有哪些影响？你上学的那些年正处于文学热，你是怎么和文学结缘的？你的理想实现了多少？

陈东捷：我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真正接触经典文学作品大多比较晚。我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教中学语文，母亲教小学数学。父亲只断断续续读过五年书，但靠自学教了十几年的高中语文，且所带班级高考成绩十分优异，他多次被评为全地区优秀教师，这一点让我特别佩服。但父亲非科班出身，对文学经典没有广泛涉猎；况且在一所县城中学，主要目标是将来自县城和农村的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学校限制学生读与应考无关的“课外书”（实则也没有多少“课外书”可读）。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早年读过的小说有《大刀记》《敌后武工队》《万山红遍》《叶秋红》等，不外是那个年代相对容易到手的作品，现在大都失去了印象。初中之前的阅读，只有两本书印象深刻，一本是《中国古代动物故事集》，另一本是《格林童话选》。

高中在父亲任教的中学就读，学校订阅了几份文学期刊，当时不许学生借阅，我偶尔有机会翻看父亲借来的杂志。记得有两篇小说对我震动很大，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和张洁的《方舟》，前者以诗性的笔法讲述人物故事，后者则直面知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和尴尬，都与我之前读到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迥然有别。

1982年高考后的某一天，父亲将厚厚的三部作品摆在我面前：《红楼梦》《聊斋志异》《战争与和平》。这是他特意骑车去县城新华书店买来的。于是志愿填报中文系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这也是当时文科高分考生的首选，就像后来金融专业成为首选一样，不仅仅是个人兴趣的选择，也是时代风尚的选择。

青年报：我查看了一下网络，感觉你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几乎找不到太多有关你经历的文章。我只在百度词条里看到，你198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86年任核工业管理干部学院教师，1991年调任《十月》至今。你在“核工业”领域任过教师，大家都非常好奇，怎么跨越这么大啊？还记得当时是什么缘由跑到《十月》的吗？你上班第一天和最近一天，分别的感受是什么？

陈东捷：本科毕业时，我原本已确定去一家出版社做编辑，甚至该社总编连我报到后的工作都做了初步安排，但离校前夕却被老师通知有了变化。当时大学毕业生都是计划分配，个人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

在核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当了两年老师，却没有上过一节课，原因是老师多学员少，排不上课，于是两年后考研再去读书。

研究生毕业前，导师和师兄已帮着联系了两家接收单位，一家报社、一家银行。恰在此时《十月》来系里招编辑，我就放弃前两家，1991年夏天来到编辑部，转眼二十九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当时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已与我读本科时不可同日而语，但经历过文学的辉煌年代的人，都知道《十月》的分量。当然，我选择《十月》，有个人兴趣的原因，也有性格的原因。我凡事喜欢顺其自然，做好能力所及的事，倾向于不给自己的人生设定远大目标。

青年报：《十月》的首任主编是苏予先生，大家对苏老的评价是，学养深厚，胆识过人，而且非常敬业。随后《十月》又经历了几任主编，你们都是著名的编辑家，可以说一个主编和一本杂志息息相关，你和前几任主编都有什么样的交集呢？你能讲讲他们身上的，以及你们之间的故事吗？

陈东捷：苏予先生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前辈。她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曾编辑刊物，后来运动中受牵连被下放，“文革”后本有机会到全国政协工作，听说《十月》要人，就来负责《十月》编辑部的工作。那时编辑部聚集着许多非常优秀的编辑，可以说人才济济。（后来一些编辑输出到《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杂志，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予先生知人善任，又敢于担当，带领大家一起创造了《十月》早期的辉煌。苏予先生逝世前，我和编辑部同事几乎每年都去看望她。最难忘的是2013年《十月》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上，八十七岁高龄的苏予先生与铁凝、张洁、李存葆、张贤亮等当年的作者执手问候、深情叙谈的场面，时间仿佛穿越到几十年前的文学现场，令我们这些后来者感慨万端。

创刊四十二年来，《十月》这份杂志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出过多位同行公认的编辑家。从做青年编辑起，我直接或间接地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几十年间“编辑部的故事”不知有多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暂且按下不表吧。

 2   我们对作品的要求并没有过多的设定，对于作品的风格抱有相对包容的心态。

青年报：《十月》创刊于1978年，和《收获》《花城》《当代》这四家，并称中国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十月》的角色是“刀马旦”，专演巾帼英雄，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女性，身份大多是元帅或大将，因此以气势见长，如樊梨花、穆桂英等等。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十月》当时的办刊风格，在这一风格的主导下，迅速成为中国文学重要阵地，推出了众多“威武稳重”的作家和作品，比如王蒙的《蝴蝶》，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张贤亮的《绿化树》，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蒋子龙的《开拓者》，宗璞的《三生石》，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黑骏马》，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你可以评价一下《十月》一贯的风格吗？你主持《十月》以后，这种角色有什么变化吗？哪些气质是继承下来和发展出来的？

陈东捷：所谓“四大名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人对几家社会影响大的文学双月刊的形象比喻。因说来上口，流传甚广。该说法分析当时各家期刊的特色，确有独到之处。但当时这些杂志创刊或复刊不久，我认为区别度并没有达到泾渭分明的地步，更多的是显示出了共同的特性，就是为读者提供以文学的方式反映那个时代、表达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关于新时期以来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每家杂志都能列出长长的名单。就每家杂志早期名单上作品的风格而言，并未发现整体性的明显差异。因为那是文学走出禁锢、急于表达的年代，优秀作品存在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我认为这种一致性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倒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大量引进，作家们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日趋多元，文学期刊的风格选择才有了一定的强化。当下，文学期刊的整体风格的差异又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十月》目前对作品的要求并没有过多的设定，就看作品能否提供独到的阅读体验，反映独特的现实也好，表达独到的发现和体验也好，呈现独创的叙述也好，都是我们所期待的。至于作品的风格，我们抱有相对包容的心态。

青年报：《十月》在中篇小说方面给文学史贡献了重要内容，自从2004年起每年单独出版六期长篇小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办刊思路有所调整？增加长篇小说的动因来自市场还是文学本身？

陈东捷：《十月》创刊之初，中篇小说就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前两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中，总共有30篇左右的获奖作品，首发于《十月》的就占了10篇。《高山下的花环》《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黑骏马》《北方的河》《绿化树》《腊月·正月》《蝴蝶》等等，不胜枚举。这一传统至今仍在保持，因为中篇小说目前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小说文体。2004年起增加六期长篇小说，实质上是把双月刊改为了月刊，单月出版的六期仍保持综合期刊的面貌，双月出版的六期主要刊发原创长篇小说，偶尔也会登载长篇非虚构作品。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被重视。而且在越来越碎片化的阅读时代，这种调整从读者的角度看，也是某种意义的引导。其实“杂”才是文学杂志应有的特征，我认为全文刊登长篇小说不应成为文学杂志的主要任务，这项任务应主要通过图书出版完成。

青年报：说到“杂”，《十月》从创刊开始在这方面就有非常优秀的积累，主要体现在小说之外的诗歌、话剧、电影剧本和文学批评诸方面，都有非凡的探索和成就。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传承和推进吗？

陈东捷：《十月》作为文学期刊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小说方面，“十月的诗”、剧本、非虚构类作品和评论，都曾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近年来，我们相应扩大了散文、诗歌的版面，就是想通过多种文体形式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比如开设了《新散文》栏目，先后加入《十月》的周晓枫和宁肯，他们本来就是新散文创作的干将，都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散文奖，推出相关作品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把杂志做“杂”，操作性最强的就是散文栏目，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颇花费了些心思，将来还要不停地花心思。

其实散文的概念相当宽泛，表现空间非常广阔。我们对散文稿件的选择突出其多种可能性，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别人所不曾言。对写作者来说，个性和创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有意趣、有新鲜感的话题和合适的作者，以包容的心态等待好作品的诞生。

 3   在选择作品时不会考虑评奖因素，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获得大奖，这并不影响文学品质。

青年报：在文学界有一种说法，《十月》是造奖大户，几乎所有奖项都有你们的作者，比如鲁迅文学奖，第五届有盛琼的短篇《老弟的盛宴》，第六届有吕新的中篇《白杨木的春天》，第七届有石一枫的中篇《世间已无陈金芳》；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徐则臣的《北上》是你们首发的；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长篇小说排行榜，2019年度总共五部，你们占了两部，阿来的《云中记》和付秀莹的《他乡》。这是你们的价值取向迎合了评奖，还是评奖在追随着你们的审美？这些奖项对你们编辑方向有影响吗？

陈东捷：《十月》首发的作品的确获过许多奖项。获奖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不论为作者还是为杂志。评奖和杂志发表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对文学作品的评价系统。相对来讲，一家杂志社对作品有着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而评奖过程由于有众多评委参与，不同的评委标准也不尽相同，对最终结果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十月》在选择作品时不会考虑评奖的因素，而是基于审稿过程中的判断。事实上，杂志曾经发表的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获得大的奖项，但这并不影响它们的文学品质。

青年报：《十月》自己举办了好多奖项影响力巨大，包括十月文学奖，近两年举办的丽江爱情诗接力赛，运用了如今最为流行的评奖模式，周奖、月奖、年奖，参与度非常高，可以说是当今诗坛比较受捧的奖项。另外，你也经常担当一些奖项的评委，你能谈谈这些奖项设置的意义吗？现在中国的文学奖项特别多，有时候评选结果差异比较大，各种争议和质疑不断，你能以你的亲身体会，谈谈在评奖的过程中，能左右一个奖项的，是人为因素多一点，还是价值观因素多一点？

陈东捷：十月文学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设立了，目的是奖励本刊发表的优秀作品。多年来一直坚持举办，目前每年一届，在宜宾李庄古镇举办颁奖活动，影响还是不错的。有的地方作协把获得十月文学奖列入职称评定或创作奖励的资格之一。丽江爱情诗接力赛是基于新媒体举办的诗歌活动，每年七夕在丽江颁奖并举办朗诵会。去年第一届举办时，响应者众，共征集了一万多位作者的七万多首诗歌。我觉得评奖活动只要策划好、组织好，保证程序的公平公正，还是有正向价值的。把优秀的作品推荐给读者，或吸引广大文学爱好者广泛参与文学活动，我觉得有其积极的意义。

青年报：说到评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我反复读了几遍，确实写得非常好，讲一个城市学琴少年，对农村少女的精神的填充和牵引。单就这个题目，我以为也是文学对社会和时代的贡献，因为“世间已无某某某”被广泛套用，成了一个符号式的存在。我们想问的是，这个题目编辑的贡献有多大？《十月》每一期都有好题目出现，可以看出你们编辑功夫之高，你能专门给我们讲讲起题目的故事吗？什么样的题目是最好的？

陈东捷：一个好的篇名的确能为作品增色不少。编辑经常与作者商量修改篇名，但这一篇确实是作者自己取的名。石一枫在《十月》发的几个中篇，《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借命而生》等，篇名都非常生动又贴合作品内涵。文学作品篇名成为流行语，之前也出现过，如我1999年编发的铁凝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面世后，篇名也曾广为引用。一位纯文学作家享受如此礼遇，是因为篇名暗合了某种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又朗朗上口，公众给予了特别奖励。这种神来之笔和好的作品本身一样，值得作者为之骄傲。

青年报：顺着石一枫，我们想谈谈对年轻人的扶持。石一枫是1979年出生，就获得了如此文学成就，我觉得与《十月》的发力不无关系，因为他有三部重要作品都是你们刊发的。你在“呼唤北京文学的高峰时代”主题论坛上曾经表示，发掘年轻作者是《十月》杂志一直在致力而为的，未来的高峰应该从他们中间产生。有好几个疑问想请教，第一个问题是扶持年轻作者，你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你能举例讲一讲在扶持年轻作者方面的措施吗？

陈东捷：石一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他最近人气飙升，也不是横空出世。其实他很早就出版过几部长篇小说，并在北京小有名气。《十月》近几年连续推出了他的几部篇幅较长的大中篇后，他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更广泛的认可。我认为石一枫最可贵之处，是他具有开阔的生活和精神视野，于真实的世界中去触摸时代精神，并通过富含意味的人物和场景去生动地呈现。

从创刊以来，《十月》对青年作者从来不吝版面。铁凝、张承志、贾平凹、李存葆等多位后来的大家，三四十年前都是以青年作者的身份在《十月》发表了他们的代表性作品。

1999年开办的《小说新干线》栏目，标志着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推出有潜力的年轻小说作者。二十多年来，推出的作者已有百位左右，其中后来得过鲁奖的至少也有七八位了。当时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期刊很少这么大力度推新人，所以栏目一面世就非常受关注。比如，晓航作为栏目开张的第一位作者，当时在文坛还几乎不为人知。后来听他说，在该栏目亮相后一个月内，就收到六家文学杂志的约稿信。

当然《小说新干线》之外，《十月》其他栏目也发表了许多青年作者的作品。每一代青年作者都代表着最新鲜的文学力量，所以对待他们的作品我们不追求完美，更关注作品中新的元素及作者未来发展的可能空间。

 4   纸刊也许会消失，但文学会在另外的媒介上呈现。

青年报：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作品才算高峰？你认为近几年中国文学高峰式的作品有吗？

陈东捷：我个人认为，文学高峰时代，应当是出现数量较多的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当代中国作家，并为全球文坛所公认。但是，文学的高峰不是一个简单的比附，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泰山就是一个高峰，但跟珠穆朗玛峰比，那就不凸显了。现在缺高峰，并不是没高峰，只是高峰少，很多作家在读者心目中是拥有一个高峰地位的。从国际和全球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家相对比较少，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一是跟国家综合实力有关系；二是我们在创作上跟国际顶尖大家比，在某些方面还有差距；三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的隔阂，我们很多好的作品在国外没有被翻译，整体上的影响力还很欠缺。现在国家也在给予文学积极的支持，比如前几年在做的海外居住地项目，作家在国外居住一定的时间，跟当地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商能有一些比较充分的交流，当地文学圈对这些作家的了解就会深入一些，作品被翻译的概率也会更大。

青年报：《十月》创刊已经四十二年，你在这里已经干了快三十年了，可以说人生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这本杂志，你到底是怎么坚守下来的？如果让你倾诉一下，这几十年最欣慰的是什么？最辛酸的是什么？最内疚和最自豪的又是什么？

陈东捷：“坚守”这个词有点坚硬，可能与媒体经常强调“为人做嫁衣”的辛苦有关吧，其实还好。编辑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职业和生活都不应被理想化，既然选择于此而放弃其他，就享受它带来的快乐并承受它的不如意之处。

在杂志社工作快三十年了，也就是朋友同事聊天时假装感叹几声，并非真有什么不满。几十年过得很快，按照杂志编辑出版的节奏，紧张和从容交替出现，已成为习惯。心酸、内疚和自豪都过于夸张了。

欣慰倒是有，一是每年辛苦编出的十二期杂志，还有很多读者喜欢，近年来在不利的大环境下，杂志订数保持稳定，即使因为材料涨价而大幅提高杂志定价的去年，印数也没有下滑。二是杂志社同事相处融洽，在一种心思放松、面孔亲切、气氛活跃的环境中工作，确实有那么点儿幸福感。

青年报：上海报刊亭当年是一道风景，再繁华的路段，不远就会有一个，我们前两年在报刊亭里还能买得到《十月》，而且是为数不多的最后两本文学刊物，但是现在报刊亭已经全部倒闭了，每次走在街上总有一种失落感，似乎自己的那一份寄托也被带走了。文学不景气，纸质杂志也不景气，你有这种失落感吗？你认为纸刊会消失吗？

陈东捷：我知道上海报刊亭的情况，北京还有少量在惨淡经营，估计也快要淡出人们的视野了。眼看着寄托着我们多年情感的场景消失，失落和惆怅时有所感。也许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词库里再不会有报刊亭这个词了。

与报纸和时政类杂志相比，目前文学期刊暂时还算稳定。但作为纸刊这种产品样式来讲，市场恐怕还会萎缩。我此前针对国外纯文学期刊生存状况做过一点功课，整体发行量都很小，两三千份的样子。基本上都是大学、基金会、媒体集团所办，非营利性质。

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纸质阅读也许会被替代，纸刊也许会消失，但文学会在另外的媒介上呈现。从甲骨到竹简再到纸质，每次媒介材料的革命都没有革掉文学的命，相信这次也不会。

  中国著名文学期刊主编系列访谈之三·人物  

陈东捷，著名编辑家，山东省曹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86年参加工作，1991年起任《十月》杂志社编辑、副主编，现任《十月》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编发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重要奖项。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