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凯匀

小说集《五陵少年》是甫跃辉在《少年游》时期另一面的笔墨小试，熟悉《少年游》这一集子的读者甚至会在阅读过程中惊喜地发现一些“老熟人”：金大年、金雨与金雪，返乡的母女、“我”和爷爷等。他们的故事与《少年游》在八年后遥相呼应，不仅补充了甫跃辉初期写作的另一面，还为读者进入甫跃辉的小说世界提供了另一把钥匙，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得以窥见出走的柳浪镇少年对世界和时代最原初的认识。

如果按小说集的目录顺序来阅读，读者将会拥有饶有趣味的阅读体验：一方面，九篇小说的发生背景由彼在的故乡过渡到此在的城市，最后结束于一篇以故乡为背景的元小说。随着故乡——城市——故乡的背景更迭，整部集子也呈现出舒缓-紧张-舒缓的叙事节奏。另一方面，尽管各篇小说背景相异，节奏也有急有缓，但始终是同一主题的变化反复，并有着相似的美学构思。阎晶明认为，甫跃辉的写作是为了“寻找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要素：沟通。探讨这种不可沟通与不可逾越造成的悲剧与悲哀”。与《少年游》一样，“寻求沟通”与“沟通无效”的主题贯串了整部集子，甚至成为了甫跃辉的叙述动力，只是具体于不同篇目中，叙事形式也不尽相同。我们不妨将这《五陵少年》视为一支从于同一性与变化性的变奏曲，而变奏曲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格调，或可以甫跃辉在后记中所说的“激越而茫然”来命名。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究竟是怎样的？又该如何与其相处和自处？

这大概是每一位有抱负的作家试图回答的问题，或许也是甫跃辉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位机敏的“狐狸”选择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一点一点地编就答案的网络，而《五陵少年》即他“对这世界发出的最初的声音”。20世纪30年代，雅思贝尔斯将交往与存在的本体论相联系，认为交往是一种寓孤独于交往中的“爱的斗争”，在其中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团结，人们因此而确认了自我的存在，以此对抗时代精神的枯竭。《五陵少年》中，主人公们对沟通的执着则贯串各篇，成为甫跃辉笔下人物的向往与梦魇——他们期冀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确认自我，但这种雅思贝尔斯式的尝试，却屡屡因为对他人和世界复杂性的畏怯而变成梦魇；他们也因此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应对梦魇，却反而加剧了小说的“鬼气”。

第一种尝试出现于以故乡为背景的前六篇小说。乡民的流言与强加的猜疑，以及父辈与子辈的际遇代沟使沟通失效。渴望沟通而不能的主人公（往往是处于相对弱势的老人、女人与儿童），只能选择咽下惶惑和愤怒。《回家》与《白雪红灯笼》（收录于《少年游》）相对应，从另一面讲述了携丈夫骨灰返乡的母女俩的故事。相较于后者颇具戏剧性的叙事，《回家》的叙事以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聚焦于母女俩的行为活动，作者的退出更为彻底，使小说笼罩于引而不发的情绪之中，给人一种惊悚之感。小说试图冲破的沟通隔膜有二：母亲与女儿，母女与乡民。丈夫的死成为母女交流的避讳，乡民以此而生的猜疑与流言也结成母女俩与乡民的隔膜。在小说末尾，作者以母亲的痛哭作为打破隔膜的方法，却又带有语焉不详的意味：首先，尽管哭声将母女关系重建为因“几乎平等”而有些“羞涩”的关系，但女儿面对母亲的哭声时，第一反应却是“惊恐”。其次，对母女原先关系的描述——“亲密”“疏阔”，甚至“含着一点儿仇恨”，也暴露了父辈与子辈关系的紧张，却仅仅因一次痛哭而改变，未免有些潦草，显出作者希望解决问题的急切。最后，如何打破流言织就的隔膜？——没有答案，结局仅仅以母女走出小石场街结束。

当然，小说的意义不在于提供解决方案。甫跃辉也惯常以一个意义模糊，或者说“鬼气”森然的结局，将交往与主体存在的问题悬置：得知李奇的死讯后，向山下奔逃的“我”幻想自己幻化为“一只硕大无朋的鹰”，却“飞向黑夜无底的深渊”（《鸟》）；小说结束于翠妮烧花又试图抓住花瓣的行为（《烧花》）；陈年旧案的间接受害者又回到了案发地，却仅是拜了拜佛（《礼佛》）；小雨拾起粪堆里的红带子，“眼睛里燃烧着恐惧和愤怒”（《小偷》）；老夫妻固执地以三叶草的瓣数衡量未知的幸福（《你在找什么》）。意义模糊的修辞使人物的情绪暗涌始终伏于沉默之下，加之细致的故乡风土描写，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叙事节奏。前六篇以故乡为发生地的小说为即将到来的“变奏”局点积蓄着力量与强度。

至第七篇，背景由彼在的故乡过渡到此在的都市。柳浪镇的少年在故乡无法寻到对话的可能，为了与“无尽的远方，无尽的人们”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他们选择以城市为方向出走，却发现自己无法抵达。流言与猜疑织就的隔膜仍然存在，甚至多了一份源于形成中的社会板结的歧视，使主人公更畏怯于跨出自我的界限。在故乡便积攒的愤怒和惶惑不断叠加，寻求沟通的欲望也愈加强烈，主人公们于畏怯、愤怒与欲望的抵牾之中，试图以暴力和性将沉默撕出一道裂口——《万能灵药》《解决》也就此构成了变奏曲激昂的高潮。

作为“变”的局点，《万能灵药》较温和地叙述了异乡青年试图将自我与世界相衔接的努力：万三一根筋地希望以行为艺术成全自己，他没有因众人的嘲弄与民警的粗暴退却，却在辅导员沉默的“暴力”与父母的斥骂中败下阵来。紧接着，万三“进阶为”《解决》中的李麦，积攒的愤怒与惶惑被转喻为李麦下牙内侧的小刺，辅导员与父母施与的强压则转化为主动的“突围”。如许多研究者所言，甫跃辉笔下的“性”具有福柯式的意味，林红与赵南不过是另一个小彦与没有名字的女友。但除此之外，性或许还是异乡青年对交往沟通绝望后的最终一搏——尽管被证失败。小说的末尾，当李麦连性都失去之后，他选择以钳掉下牙内测的小刺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小说并未提到小刺是否被剔除，被钳掉的只是隶属于李麦身体一部分的牙齿，但他自以为“小刺终于荡然无存”，甚至在脸上沾满血迹的情况下满意地笑了——庞大的惶惑与焦虑仍然存在，但好歹获得了自欺欺人的轻松。雅思贝尔斯所说的交往与孤独，被主人公因畏怯而生的疏离和以此促发的性与暴力所割裂，交往与孤独成为了二选一的必选题，自我主体也失却了建构的可能，“孤独地悬在半空”，甚至“身份也有些可疑”。

最后一篇以故乡为背景的《五陵少年》，似乎找到了第三种尝试：主人公退守为哑巴，作为爷爷的被倾诉者，向读者转述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哑巴的身份，似乎意味着一种保守、安全的对话姿态：只能单方面接收他人的话语，这种沉默避免了沟通交往所带来的危险。但哑巴是否能开口的问题在小说中不断被颠覆：作者叙述中的哑巴是无法开口的，他却偶尔会挣脱作者，认为那些觉得自己不会说话的村里人“被自己愚弄了”，他总有一天会“开口唱歌”。为此，他“想象着一切，复活着一切，往日的故事如戏文一般在他脑海里排演”，哑巴也因而具有了小说家的指涉意味——单方面倾听，再进行孤独的转述，这种记录的姿态似乎是安全参与世界的方法。演奏至《杀人者》的紧张乐章被收拢于此，变奏曲完结于指向元小说的作品，留下一个似是而非的解决方式。

矛盾的是，这种尝试在三年后创作的《走失在秋天的夜晚》（收录于《少年游》）中再次被打破——尽管李生在对曹英的单方面倾听中“获得了一种类似倾诉的快感”，但他仍按捺不住以暴力撕裂沉默的冲动。他杀了曹英的前男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身体里的哑巴再次开口说话”。哑巴退守的姿态仍然抵不过在现实中开口的欲望，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雅思贝尔斯式的交往——既敞开自己，也实现自己。然而，当李生选择暴力时，他再次与艾文一样丧失了对话的机会，消解了自我主体性的构成。

所有这些对沟通交往的渴求，巨大的焦虑与愤怒，暴力与性的直白和不疾不徐的叙述语调，构成了关于时代精神状况的变奏曲。甫跃辉的独到之处，或许在于捕捉了当下中国生存图景的某个侧面：失却整体性加持的一代人，无法在与宏大叙事的互动中确认自我的坐标；与此同时，他们也迷失于多样性与复杂性并存的现代镜像，失去与现实和他人相连的勇气，主体间性也在自觉的疏离中失效。

所以，甫跃辉的小说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成长文学，城市或乡镇失却了具有意义的时间，成为小说的舞台背景；真正上演的，不过是新世纪的“青年出走记”。

如果说新时期出门远行的十八岁还能在个体与世界的碰撞中完成自我的体认，那么新世纪走失在秋天夜晚的青年，甚至无法与世界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冲突——他主动地与世界保持距离，暴力、性与退守的沉默不过是一次次病态而无效的交流。如果无法与世界碰撞，那么青年只是永远无法落地的飞鸟，无法推石前进的西西弗斯。

（小说集《五陵少年》，甫跃辉著，2020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甫跃辉，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小说集《少年游》《动物园》《鱼王》《安娜的火车》等。谭凯匀：青年评论家，广西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谭凯匀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