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贵

一

每个人都是立体的，多义的。诡异的是，我们看人却是片面的，只看某一面，也只愿意看某一面。很多人对钟求是的认识也是如此，认为他认真，较真，不圆通，甚至有点古板。不可否认，这些特点他身上有。可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身上另一些宝贵的品质，譬如他对世俗的抗拒，对底线的坚守，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包括对人的宽容。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面镜子，从他那里，我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和犹豫。但我不想在这里表达求是身上那些美好的品质，恰恰相反，我要说的正是大家认为的那一面。

忘了什么时候认识钟求是。我这里所说的认识，指的是第一次见面。我怀疑是在一次乱哄哄的酒场。喝酒的场合总是群情激昂的，气氛和身体是热烈的，甚至是沸腾的，特别是进入后半程，整个酒场处在颠簸和飞翔状态。那个世界是变形的，也是失真的。等到次日酒醒，很多事情已经变得影影绰绰、若有若无了。所以，在酒场上，人与人交往是可疑的，那种速度和热度，是通过巨大的外力推动的，是身不由己的，带有很大的想象和虚拟成分。但求是不是这样，即使身处波涛汹涌的酒局，他依然是冷静的，依然保持着应有的清醒，在这方面，他是讲原则的，甚至是“残忍”的。2020年12月6日晚上，我们在富阳举办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的前一晚，求是和我请一众朋友到一家温州人开的海鲜楼宵夜，喝到12点，大家酒兴调动起来了，海鲜鲜美，气氛蓬勃，主要是喝酒的人对路，大家正准备放飞自己，这时，求是举杯站起来说：晚上就到这里吧，明天一早还有活动呢。好了，钟主编踩刹车了，大家意犹未尽，但是，从某种程度说，意犹未尽就是没有尽头的意思，那就散了吧，明天还得起早呢。我想，如果是我，肯定刹不住车，是舍不得刹，根本不想刹，我已经飞起来了，哪里还管明天的活动，喝了再说，喝倒几个算几个，明天的活动明天再说。但求是不是这样的，他在这方面是清醒的，是理智的，孰轻孰重是拎得清的，该踩刹车的时候，他绝不脚软。

这估计是求是给大多数人的印象，似乎他的内心收敛着，尚未向人敞开。我想，于他来讲，这未必是一种刻意行为，可是，对于他人而言，在与求是交往过程中，便会产生距离，甚至偏见。

其实，我有时想，求是给人这种印象，也不全是他性格上的原因，这可能跟他曾经工作了十五年的单位有关，跟他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不是他时刻在保持清醒和距离，或许，在很多时候，是别人有意无意中将他“定位”了。

那时候，我们都生活在温州，他在特殊的涉外部门工作，是某个重要处室的头头。我认识求是的时候，他还没有调到文联，可能正在调动，因为文章开头说的那次喝酒，一个主要议题便是他为什么要调到文联。

我听说，组织找他谈话时，他还有另一个选择，去另一个系统当副手，虽然算不上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部门，但从仕途晋升的角度考虑，是更具有可能性的。求是大学学的是经济，经济是理性的产物，是讲逻辑的，是讲实效的，是权衡得失的，再加上十几年在特别部门的特殊训练，理性已经成为本能，也就是说，到文联上班，于求是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是一个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人。

放弃好的仕途单位，这不符合逻辑，至少从世俗的目光来看，不符合一般人对职业的选择。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个逻辑在求是这里是成立的，这种职业选择在求是这里是必然的。往小里说，是一个人的性格，往大里说，就是命运。

二

求是到文联后，我们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所谓的频繁，就是经常在一起喝酒。坦率地说，求是的酒量很一般。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一年，应该是在一个温州作家作品研讨会之后，我们一堆人喝散伙酒，喝得兵荒马乱，谁也没有注意到求是和吴玄，好像是互相看不起对方的酒量，两个人把杯“干上了”。我估计二两半白酒下去，他们对真实世界已经失去了判断，不计后果了，所以，又各喝了一些，求是不记得是我送他回家了，到家后，他爱人给我打电话，说求是回家后，嚷着要她陪他继续喝酒——不喝不行，态度相当坚决。当我赶回酒店，吴玄已经趴在洗手台上吐得不省人事了。以酒量计，求是大概是二两的量，但他不排斥酒，据说每天在家晚餐都会喝上一盅，大概一两。出去开会，喊他宵夜，他都快活参加，如果自己单位举办活动，他还偷偷从家里带酒出来。    在温州，很多时候是三个人喝，除了求是和我，还有一位徐建宏。徐建宏专攻葡萄酒，以喝啤酒的姿势喝葡萄酒，以把自己灌醉为目的，是酒中豪杰，从来没把我和求是放在眼里。求是是一贯的低调，只喝啤酒，我偶尔陪徐建宏喝一两扎葡萄酒，最终还是换回啤酒。如果是我和求是两个人，肯定是喝啤酒。他对啤酒只有一个要求：酒精度越低越好。而我恰好相反，酒精度越高越好，即使是冬天，我也要喝冰镇啤酒。我和求是喝酒的比例一般是三比一，其实，两瓶以后，他的节奏就跟不上，酒局绝大多数是以他喊停而告终的。

在文联这段时间，求是写出了一系列使他名声鹊起的小说，有《秦手挺瘦》《谢雨的大学》《你的影子无处不在》《两个人的电影》等等，还写出了长篇小说《零年代》。但我能够感觉到，他对自己是不满意的，觉得没有写出应该写出的作品，他有目标，也有信心，可又有点迷茫。这可能是他离开温州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主要原因吧。2009年，他离开了工作十年的温州文联，调到《江南》杂志社当副主编。

十多年过去了，求是跟温州文联的老同事依然保持来往，过一段时间，便会约起来聚餐一次。如果有温州文联的老同事到杭州开会，他总是想方设法宴请。在这一点上，求是显得特别念旧，特别重感情。这体现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他并不总是在克制自己，他内心有特别柔软和主动的部分，只是平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而我在不同场合听到温州文联的老同事说起求是，也都是赞美之词，说他办事认真、负责，说他对待同事真诚、善良，说他如果继续在文联待下去会如何如何，总之，对他的调离是不舍的，是充满感情的，差不多是在追忆美好时光了。

三

说起来，我和求是真正交往应该是他调到《江南》之后。也可以说，这时，我才开始真正认识求是，这里所谓的认识，指的是对他这个人的了解和理解。这么说有点伤感情，也对以前的历史不负责任，十几年的交往都干什么去啦？都是吃吃喝喝啦？仔细一想，确实如此，因为同处一城，见面机会多，住得近，除了偶尔交流一下最近所看之书，还真是以吃吃喝喝为主，每次见面都是在嘻嘻哈哈中愉快地度过的。

实事求是地讲，求是的朋友不多，他对朋友是挑剔的，是绝不含糊的。我想，只有内心极端珍惜朋友的人，才会对交往的朋友精挑细选，才会像选老婆一样选择朋友。他在昆阳老家有几个少年朋友，是从小学就开始交往的，他每次回温州，只要时间允许，昆阳是必须去的，而且要住一夜，跟那些朋友喝顿酒，吹一次牛。他这些少年朋友我都见过。大约是2018年初夏，求是的小说集《昆城记》出版后，应邀去老家做新书分享会，我去站台。我在台上一坐，发现前排几位读者神态怪异，一般参加这种活动的人，都是抱着看耍猴的心态来的，那几位表面上也嘻嘻哈哈，但嘻嘻哈哈的同时又夹杂着紧张，紧张里又有期待。他们的表情特别专注，差不多是含情脉脉了。分享会结束后，我们去宵夜，席开两桌，分楼上楼下。我去楼上敬酒，开门进去，见到的就是刚才坐在最前排那几位。我当时就有预感，那几位一定是求是的少年朋友，果不其然。

我不知道他在温州还有什么朋友，但他每一次回到温州，我们总会找机会见上一面。求是爱人没有调到杭州，他每两周要回一趟温州。到了那个周末，我会短信问他：周末如果回来，一起喝个酒？有时他也会主动短信我：周末回来了，吃小海鲜去？有时我会带他去一些酒局，见到酒局上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会略显拘谨，但他是得体的，客气地接受别人的敬酒，也会主动回敬别人，至少要“打一个通圈”，这点礼数他是一定要尽到的。半瓶啤酒之后，他面红耳赤了。这是很好的保护色，他会主动说，我酒量很差的。酒局之后，我们找个茶楼坐坐，聊聊工作，聊聊近况。有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那就先吃小海鲜，再去喝茶。因为见面的机会少了，话题便会涉及人生深处。当然也聊小说，聊他新写的小说，聊他耗费两年心血完成的最新长篇《等待呼吸》，聊这个小说可能的命运。

四

当年喝酒的时候，我没有料到，有一天会和求是成为同事。估计他也没想到。2019年7月，我调到省作协，2020年5月，调到《江南》。这时，求是已经当了六年主编。

关系不一样了，成了同一个锅里吃饭的人了。这种关系是危险的，因为是朋友，又同是写作的人，现在成了同事，成了上下级，距离缩短了，可以回旋的空间缩小了，也就是说，很多问题无法回避了。譬如对一篇稿子的判断，好还是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这其实不是一篇稿子的问题，而是两个人文学观的问题，甚至是两个人世界观的问题，有时候是不可调和的。求是肯定想到了这一点，所以，2020年5月25日下午，作协领导将我送到杂志社时，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求是在那个会议上说，我对哲贵是信任的，对他的文学判断是信任的。我听得出来，这话是讲给大家听的，也是讲给我听的。

事实确实如此，在此后的工作中，求是完全体现了他对我的信任，我认为好的稿子，他基本认可。有时，我们会同时看一个稿子，然后一起分析优缺点，商量用与不用，在这个过程中，他既是主编和作家，也是读者。他是开阔的，是可以商量的，是设身处地为作者着想的。同时，在编稿过程中，他的认真和讲原则也完全体现出来。他每个月会收到很多稿件，有些是自由来稿，有些是朋友的投稿，到了双月下旬，他会将这些稿件打包给我，让我分发给编辑，再由我写了审稿意见给他。我知道，有的来稿者是他的朋友，而且是知名作家，在可用可不用的情况下，我基本会将稿子送他终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到目前为止，特别是在他的朋友来稿中，他没有签发一篇可用可不用的稿子。要知道，坚持一次两次是容易，而杂志的编辑与出版是长年累月的，这是最考验人的品格的。我想，《江南》这些年质量与口碑稳步上升，与求是的坚持是分不开的。一份杂志，松开一个口子是眼睛一闭的事，守住一个口子却需时刻睁大眼睛。做人何尝不是如此？

(哲贵，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杂志副主编。出版小说《猛虎图》《金属心》《信河街传奇》《某某人》《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等。曾获《十月》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郁达夫短篇小说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奖等。)

哲贵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