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和男高音沈洋排练。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1911年，马勒去世；1911年，丁善德出生。

马勒写曲，讲生死，多悲怆多感伤；丁善德写曲，则谈生活，或诗意或热情。

两位音乐大师，生命和音乐似乎在“接力”，他们的作品，也都在1月15日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被演绎。“像是东西方世界音乐交替的过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上交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余隆告诉记者。

 一个出世一个入世 

余隆执棒上交和歌唱家黄英排练。

2021年，是马勒逝世110周年，丁善德诞生110周年。在两位音乐家的纪念年，用这样一场音乐会来纪念，在余隆看来，“是相当文青的一场音乐会”，“上海能做到这样一场有文化的音乐会，更能体现城市的魅力。”

当晚的演出作品包括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声乐套曲《吕克特之歌》，以及丁善德的艺术歌曲《爱人送我向日葵》、声乐套曲《滇西诗钞》、中国民歌改编作品《槐花几时开》《太阳出来喜洋洋》《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玛依拉》《想亲娘》，男中音沈洋、女高音黄英加盟献唱。

“马勒的作品，很多都是关于生死，忧伤、悲伤的东西，你看《吕克特之歌》里面的词，是根据德国诗人吕克特的诗词来写的，讲什么呢？有的是夜半时分醒来思考人生，有的里面是对爱情的赞美，但更多的是生之无奈，所有的东西都带有一种感伤。”余隆说，“而丁善德的艺术歌曲，则是写对生活的憧憬，你看《爱人送我向日葵》，充满了生活气息。”

对于《爱人送我向日葵》，余隆甚至自己唱了起来，“我和爱人来相会，盼他送我一枝红玫瑰。哦！没有玫瑰，没有玫瑰，一团圆圆的向日葵……啊！他送我这一团向日葵，这蜂窝一样的向日葵。啊！爱情的甜蜜在这里面，他教我种在窗边。”

他还笑着说，自己年轻时在德国柏林留学，“学业、送向日葵，都是在柏林进行的。”

在他看来，两人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两者音乐方面的对话，就是这场音乐会的结构，很有文化气息。尤其是在疫情的当下，这样的生死交流，更显得有意义。”

余隆希望，即使在困难的时刻，也不要忘记音乐还能带给这个世界、带给自己小美好。他讲了个自己的小故事，“前阵子我走到家门口，看到小区保安蜷在他的小亭子里，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在听京剧。我就看着他，等他听完了再过去，请他帮我开个门。虽然天很冷，但我宁愿等一会儿。如果那时候去打断他，我觉得是一种罪过。”

 从“向西方学习”到“中西平等对话” 

年轻余隆和外公丁善德。

丁善德是余隆的外公，更是和贺绿汀等人齐名的中国老一辈著名音乐家，在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期间，曾和当时的多位名家，推动了包括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作品的诞生。他们那一代的音乐家，对于交响乐的民族化，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丁善德是西方古典乐民族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艺术歌曲，大都来自对中国民歌的改编。包括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新疆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哈萨克民歌《玛依拉》、云南民歌《想亲娘》等，这些作品都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

“像《滇西诗钞》写于上世纪80年代，跟此前60年代创作的《爱人送我向日葵》，又不一样了。我是在旁边看着他写的，《滇西诗钞》写的是传统的中国，但你能听见非常现代的技法、非常大胆的创新，演唱难度也很高。”余隆说，“他在民歌的基础上写的伴奏，用了很多的现代手法，像和声的技术手法等等。当时他还跟我解释过，这种创作手法，当时我年轻不太懂，等我年龄大了，才理解了他的创新。”

丁善德曾经在法国巴黎求学，在和声、对位、配器方面打下的基础，大大帮助了他日后的创作。余隆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音乐使命。我外公那一代中国音乐家，更多的是向西方学习，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入中国民族音乐的语汇和中国人的精神。”

而到了他这一辈，需要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更多地追求东西方音乐的平等对话。前段时间，为了一张唱片的录制，海外歌唱家和录音师，在疫情下跨越重重阻隔来到上海，隔离14天后在上海录制上交与DG合作的新唱片，纪念马勒去世110周年。马勒的《大地之歌》和中国作曲家叶小纲的《大地之歌》，相隔百年用音乐对话。“在今天的世界，这样的对话尤为重要。”他说。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