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主播从业要不要设个门槛?人大代表这样建议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昕璐
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网络平台的增加,使得网络音视频用户群体持续扩大,网络主播也成为一种“新职业”而受到追捧。他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应该有所规范?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副院长董健提交建议:设立网络音视频主播上岗资格考试,并加强主播言论管理。
网络主播人数众多 素养参差不齐
截至2020年,按照行业规模第一的音视频平台的正式注册主播数量和市场占有率估算,音频平台主播数量超过1500万,视频平台主播超过1000万,是全国广电系统在册播音员主持人数量的几百倍。
董健注意到,这些主播生产的节目数量巨大,覆盖人群广泛,在粉丝中的影响力正在进一步扩大。同时,其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生产方式和表达方法,几乎包罗万象,也远远超过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内容范围。
树立坚定而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正确的文艺创作理念、不断加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等等,都与文化传播与交流密切相关。然而,因为缺乏相应的管理和培训,主播在涉及思想言论、政策法规、知识介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有些还引起了社会关注和激烈争论。
“某网络主播在一次节目中说‘像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这也许是口误,但还是表明政治意识和表达习惯不够谨慎,缺乏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和法律意识。同时,历史观和价值观扭曲,刻意传播错误言论也时有出现。” 董健说,各种错误言论、低俗段子、牛鬼蛇神的故事和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也数不胜数,很多内容能够传播就是因为监管不力、主播在打“擦边球”。
虽然平台通过算法和技术进行了部分关键词和特殊领域的搜索审查,但效果不尽如人意。这既有管理的缺失,更是表明主播个人的传播素质和意见领袖的责任意识亟待提高。
设立准入门槛 加强主播言论管理
日常生活中,在主播出现言论问题之后,管理平台通常会有一定的“危机公关”,然而,撤销账号、长期封杀等惩罚性措施,对平台的良性发展并没有益处。有的言论错误也并不是主播的主观意识,而是缺乏这方面的定期培训和审核。因此,在董健看来,惩罚不是目的,切实提高各平台主播的业务能力才是关键。
“能否设立网络音视频主播上岗资格考试和规划?”董健建议,确定管理主体,即应由哪个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和试点。同时,由管理主体牵头,设立研讨小组,应包括管理方、学术方、平台方和从业方代表,进行合理的研讨和沟通,确定基本考核方案。具体考核方法可参考播音员主持人上岗资格考试的模式以及其他职业上岗资格考试形式。
“希望初期就设有上岗理论考试,相当于驾照的理论考试,通过这一考试即具备上岗资格,完成资格审查。这样,既没有对平台的正常运营造成巨大影响,也能基本保证意识和内容输出的问题。”
与此同时,董健认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分级考试,这对主播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机制,更是保证个体和平台发展,纳入更深层的管理体系。再者,应该确定相关规则和制度。如上岗资格证的有效期限、考核主体、线上线下模式、培训管理等内容,并在上海的一些头部平台上进行试点,在修订制度、完善考核审查流程后,进一步推进。
“主播的管理既迫在眉睫,又涉及诸多方面,需要进行多方联动。主播管理又是一个各方期待的领域,主播水平高了,最终,所有的用户也从中受益。由此带动的经济价值和就业岗位也将扩大,有利于经济的顺利发展。”对于网络主播未来的前景,董健十分看好。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昕璐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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