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这个名字，似乎有些普通，但是如果在前边冠以“作家”二字，就显得非同凡响了。著名作家朱辉的老家江苏兴化，那里土地肥沃，任何一粒种子掉在地上，只要不被践踏，很快会成为植物；随便挖个坑，十天半月就会积水，坑里面就有小鱼游弋。那里在历史上出过两个非常有名的文人，施耐庵和郑板桥，但是朱辉受到影响最大的，却是自己的父亲母亲。他学的是农田水利专业，大学毕业留校，接触的也都是公式、矩阵和图表，但是他十分珍惜那段经历，认为所有过往，都会发芽。这么多年，大家几乎忘记他还是一个长篇小说作家，这是一种无奈。不过，值得期待的是，他正在写新的长篇，写我们这代人，“我不敢吹牛说能写得多好，但这个一定比那四个好，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施耐庵和郑板桥都是兴化人，那里文风很盛，现在回想起来，家乡对断文识字的人都高看一眼。

青年报：朱辉老师，我在百度上一搜，和你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有医生，有明星，有官员，你喜欢自己的名字吗？你当年有没有起笔名的想法？

朱辉：朱辉是我的原名，我还有个弟弟叫朱煜。我们原本的名字分别是朱天民、朱天石，文气古意都有，但在特殊年代，有人说，我的名字“天民”与“天明”音同，是对现实不满，盼天明的意思，只能改了。写作之初并没有想到要取个笔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换个名字觉得父母会不适；等到想改时，已经发表了不少东西了，就罢了。这倒省了办护照、拿稿费的手续麻烦。

青年报：你是江苏兴化人，你简单介绍一下你出生的那个家乡吧。

朱辉：江苏兴化是鱼米之乡，水网纵横，我很小的时候，出门主要靠腿和船。那里土地肥沃，几乎任何一粒种子掉在地上，只要不被践踏，很快会成为植物；随便挖个坑，十天半月就会积水，再过上一阵子，你会发现里面有小鱼游弋。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小麦、蚕豆和油菜，小时候，蔓延无边的油菜地，是我游戏的天堂。我们空手钻进去，只带一根线，出来时顶着一头斑黄头发，脖子上都挂了一串剥好的蚕豆，绿茵茵很好看，那是儿童的项链。我们在油菜地里玩，顺手就把田埂上的蚕豆摘了。

兴化油菜已成为景点，名扬全国。油菜花好看，但有个缺点，那就是季节性强，花期短，“轰”地全开了，“哗啦”又全谢了。兴化人很聪明，他们引进了很多品种，尽可能错峰开花。兴化油菜花，现在花期远超一个月。油菜花汇聚到水网纵横如阡陌的“垛田”，浮琼漂玉。

我把垛田写进了长篇小说《白驹》。

青年报：写出《水浒传》的施耐庵，和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他们两个都是兴化人。我很羡慕你，生在这么一块土地上。你对这两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了解？你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吗？

朱辉：出生地是不能选择的。泰州、扬州，因为这两个古人，大大增加了知名度。这两个人在当地，几乎无人不晓。都说兴化文风很盛，但我小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认知，因为没有比较嘛。回想起来，家乡人一直以来对断文识字的人，都高看一眼，这是真的。

我之所以以写作为业，主要还是受家庭的影响。我的父亲是解放后小镇第一个大学生，家里有不少书，《水浒传》《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等。我还不识字，父亲就在夏天乘凉时，摇着芭蕉扇，一段段娓娓道来，金戈铁马，鬼气森森。这些文学人物，就仿佛活在我周围。但在气质上，我恐怕跟母亲更像，坚韧、耐劳、富于幻想。至今记得，母亲在灯下做针线，轻轻哼唱着好听的歌谣。我从小生活在校园里，这个小环境对我的影响更明确。1978年，在我面临人生选择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父亲的同事们中间不胫而走，人们挨排排等着看。我记住了陈景润，更记住了徐迟。多年以后，我写短篇小说《绝对星等》的时候，脑子里居然出现了那一期《人民文学》上，大段的数学公式。多年以后，我学过了《高等数学》《概率论》《线性代数》，一个小时候就提出的问题有了答案：徐迟肯定不懂这些公式。我一个理工科的半懂不懂，他当然不可能懂，但他就写到了文章里！这种上天入地，汪洋恣肆的胆略和才华，令人难忘。我很钦佩。

青年报：你在家乡生活了多少年？最后走出这块土地的原因是上大学吗？目前在这块土地上，还有没有你放不下的人和事？

朱辉：我不到十八岁就离开了家乡。考上的是华东水利学院（1985年恢复传统校名河海大学）。虽然因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诱逼，我没有能考文科，但我承认，离开家乡是我人生的关键一步。走出来很重要，到哪里不那么重要，但能到南京，是我的运气。家乡是我的衣胞之地，我的童年和青春也在那里，即使我母亲已不经常住在那里，我还是会去，祭祖。顺便吃吃正宗的兴化“八大碗”。

青年报：你在大学读的是农田水利工程专业，我们非常好奇的是，这和文学似乎隔得比较远，你的文学理想或者文学创作，是从这时候起步的吗？你介绍一下你在大学期间与文学有关的生活吧。

朱辉：读水利，爱文学，这是我到南京以后的状态。我没有读中文，当然就没有文学的同学、老师，没有圈子，不在某个谱系里，这很孤独。这阻碍了我，还是成全了我，我也说不清。大学的专业，我读得还不错，但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文学阅读上。读书馆的纸质借书卡，我用了很多本，后来，友善的图书管理员熟悉我了，会主动把新书给我留着。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那时还是手写，刊物不退稿，还不接受复写件，我怕自己的字丑，影响编辑的观感，这时候是友情帮助了我，朋友会帮我抄。后来毕业了，慢慢有了文学朋友，也参加一些私人交流。上世纪90年代，南京的文学氛围真是好啊，有一大帮写作的年轻人，我们荤素不拘，言辞犀利，无话不谈。时间在流逝，那拨人有些人断了消息，有些人不写了，但那种简陋的环境中十分深入的探究，令人怀念。

我们可能读彼此推荐的书，但各写各的，互不干扰，同道间心存善念。那时文学是很热的，我起步的刊物《青春》，据说每天的来稿要用麻袋装，发行量好几十万，收入可以起一栋楼。那时的编辑也敬业，我的第一个责编李潮（韩东的哥哥）对我的稿件就很认真，为了稿件的修改，会约我去他家谈。他家住七楼，印象深刻的是他家的电话线极长，可以从这个房间拖到任何一个房间，李潮常常拖着电话线跑来跑去。

青年报：你毕业的时候好像留在了学校，这一选择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在大学校园里的工作有没有值得你怀念的和排斥的地方？你结合自己的作品谈谈，在高校的那段经历，对你后来的文学创作是否有用？

朱辉：1985年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不错，还当过体育部长，我可以去的单位不少。但直觉上，我感到如果去了水利单位，那就真的离文学更远了，还是学校好些，而且我不愿意离开南京。系里的领导问我：你愿意留校吗？于是，我就在学校工作了30年。

这30年，中间也不时有选择，可以搞行政，可以继续读硕读博，免试的，但我选择了从系里调到出版社，还是觉得离文学可以更近。事实上，大学出版社主要出版水利教材和专著，我每天面对的还是公式、矩阵和图表。我白天组稿审稿，晚上写作。这是一种近乎人格分裂的状态，我从不适应，倒处之泰然，最后基本游刃有余了。而且，我居然体察到了严格的理工科教育对我的滋养，甚至是支撑。世间万物，必有其理，物之理，人之性，常常并不相悖。况且，高校是一个人的场域，酸甜苦辣，功名利禄，也会在这里交汇，这对我的写作也是富矿。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在大学写的，但我并没有局限于校园，故乡、社会、历史，我都写。

大学的30年，在我的思想上打上了印记。我没有研究过在大学的作品和在作协写的作品有什么变化，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校园的经历，我不会在《绝对星等》里写一个天文学教授，《七层宝塔》可能都写不出——我大学的专业是水利，小说里关于土地规划的理念早就在我脑子里了。所有过往，都会发芽。

 2   世间万物，必有其理，物之理，人之性，常常并不相悖。

青年报：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文学的故乡，你觉得兴化和南京哪个是你的文学故乡？在你的文学版图上，哪一方面的作品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朱辉：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诚实地说，是一个水乡出生的孩子，在南京成长。

我的作品总量不大。我写过故乡，写过社会，比较多的，写的是男女情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什么意思？我反正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二”。二就是阴阳，在人世，也是男女。没有男女，不成个世界。在人的生命旺盛期，男女的事，都是特别重要的事。几乎一切的人之关切，都与男女关系分不开。我没有具体统计，但确实写了不少男女。其中的许多篇目，是我自己钟意的。显然还有更宏大、辽阔的主题，写这些，易流传，能得奖。如果看对眼了，我也会去写。

青年报：你的名气很响，那么你的成名作是什么？回过头如果让你重写，你会怎么去写？

朱辉：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名。写小说的，也就是圈子里的人知道。就名来讲，作家比不了歌星——一首歌，还不是他写的谱的，他只唱这一首，能一直唱，反复唱，唱到不能呼吸的那一天。呵呵。作家必须永远写。写新的，不一样的。

就同行知道、我自己也还觉得不错而言，是短篇小说《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两个写的都是初恋的复辟。这样的题材，我用心写了，那就是消耗性的，我不会再去写。

青年报：你创作长篇小说《白驹》的时候电脑被偷了，你立即重新写了开头的一万多字，你觉得重新写的和原来相比哪个更好？这种变故，有没有改变后边的走向？包括《白驹》，你原来还创作过《我的表情》《牛角梳》《天知道》等重要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如今的命运如何？

朱辉：电脑被偷，又失而复得，是个奇遇。等警察把小偷抓住，把电脑送回来，我已重写了开头。新写的跟找回来的旧稿不一样。我最后用的是新写的。不是经过这十几天，我的能力提高了，而是手头的已经写顺了。我写作，基本是想好了再写，重写并不改变整个大局。

我至今只写了四个长篇。它们有的再版过，有的签约过电影，没有拍，但都已经是旧作。我正在写新的长篇，写我们这代人。我不敢吹牛说能写得多好，但正着手的这个一定比那四个好。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青年报：你的新长篇我们都非常期待，停了这么多的长篇，而去写短篇小说，有什么考虑和苦衷吗？

朱辉：最近十几年，我写的都是短篇小说，连个中篇都没有。我觉得，短篇小说是最有趣的艺术形式，另外，这么多年来，除了三年专业写作，我一直都是业余创作，忙于为稻粱谋，坐在那里打字的时间真不多，我只能写短篇。这是一个业余作者的无奈。

青年报：你以短篇小说《七层宝塔》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篇作品写出了城市化进程对传统文化或者乡土文化的侵蚀，里面的宝塔是一个象征，它贯穿始终。这尊宝塔是你刻意安置的吗？

朱辉：写这篇小说的细节和过程，我历历在目，但怎么起的念头，我还真的搞不清。这种题材我以前几乎没有碰过。对城市化，我确实关注已久，但思绪繁杂，我缺少一个点，一个可以聚焦的点。突然有一天，一句话蹦了出来：村庄竖了起来。立即，宝塔就出来了。连结构都有了，小说七节，宝塔七层。

3 我力图打破惯性，在艺术上有所变化，革自己的命。我希望是一个贴地飞翔的姿态。

青年报：你最近的作品和书是什么？获奖至今已经三年过去了，你觉得这几年有没有写出超越的作品？相比之下不足或者超越的是什么？

朱辉：马上作家出版社要出我一本短篇小说集《午时三刻》，都是这两年的作品。写短篇有瘾，有惯性。这个惯性有时也是惰性，我力图打破惯性，在艺术上有所变化，革自己的命。我希望是一个贴地飞翔的姿态。这些短篇就是这种努力的成果。自己觉得，不会比以前的作品差，至于有没有超越，我说了不算。里面的《如梦令》《求阴影面积》《彼岸》等，是我自己偏爱的。

青年报：有些作家，是为当下的读者而写，有些作家是为历史而写，你认为自己是哪一种作家？

朱辉：我可能都不是。我为人而写，为自己写。

青年报：如果让你选择一部作品推荐给当下的读者和进入文学史，你分别会选择哪一部？这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和永远不变的东西吗？

朱辉：非得选，就是《我的表情》。读者和文学史，没有必要细分，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一回事。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风格，诚实地写出你自己，唯一性才是最珍贵的。

青年报：你的另一个身份是《雨花》杂志主编。在高校挺好的啊，你为什么会选择文学杂志呢？

朱辉：2013年我调入作协，专业写作。有了那么多年的生活积累，我梦寐以求地想专业创作，离开高校不算什么。2017年我担任《雨花》主编，不是选择，是工作需要。

青年报：如今文学期刊越来越不景气，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有没有后悔？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朱辉：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选择；更严峻的是，有的时候你没得选。既然编刊物，我就必须把刊物编好。我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声必须嘹亮悠扬。终归，我会专心致志地写作。正如理工科的学习也能让我心有感念那样，当主编的日子也不会雁过无痕。

青年报：你还记得第一天到杂志社上班和最近一次上班的情景吗？这两次变化的和不变的是什么？

朱辉：第一天到杂志社上班似乎手续繁多，几个会，作协期望很高。具体细节记不清了。最近一次上班就是昨天，除了审稿，还催了专栏，梳理了《雨花》文学奖的评选环节，查看了《雨花》写作营的学员名单。

对我来说，第一天上班和最近一次上班，除了可想而知的新鲜度有所区别，变化不大。我调到作协前，在大学出版社工作，基本一样的事，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也可以说一夜回到从前。

青年报：《雨花》创刊于1957年，在文坛上影响力很大，你任主编以后，比如办刊理念，比如栏目设置，比如活动拓展，哪些是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哪些是发展出来的？

朱辉：《雨花》立足江苏，面向全国；作协对我们还有个要求，就是要多助力年轻作家成长。这一点，我们扎实尽力。我们继承了“雨催花发”栏目，关注文学新苗；设置了“绽放”等栏目，着眼全国，推出在文坛已崭露头角的新锐。《雨花》的文学活动，如“毕飞宇工作室”“雨花写作营”“全国作家主题笔会”等，也着力准确，层次分明，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出于对“江南”的珍视和爱恋，《雨花》2020年，推出了六期的《长三角青年作家联展》，试图寻找江南，呈现江南，在全国文学刊物是第一家。

 4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泛滥的时代，谁坚持读纸书，谁将得益。

青年报：所以，《雨花》是许多青年作家走上文坛的重要通道，你们在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方面有哪些方面的措施？

朱辉：《雨花》从各个方位、多个层次给青年作家以推力。其中，改稿会和栏目推出，是重要的两翼。“毕飞宇工作室”的形式，是众多文友为一个匿名作者改稿，大家畅所欲言；“雨花写作营”，邀请多家刊物主编，为一批作者改稿，一个主编对一个作者，大家一起听。《雨花》的改稿会，培养和推出了一大批文学新秀，其中《雨花》写作营已举办四期十二次改稿会，数十位青年作者得到培养，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了数百篇作品，有学员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多位学员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奖项，江苏省首届“名师带徒”的徒弟，近半数曾是雨花写作营的学员；毕飞宇工作室已举办了18期，改稿会作品和座谈实录在《雨花》发表，举办地也从兴化逐步扩展，走进了高校，走向了外省。

“雨催花发”和“绽放”栏目，除了发表文学新秀的作品，还配发创作谈、评论和作者创作年表，并为多个青年作家举办了个人创作研讨会，引起文坛关注。

江苏是一个文学大省、文学强省，底蕴深厚，新人辈出，吴风汉韵，风格各异。《雨花》在2021年，将推出“苏南作家小辑”“苏中作家小辑”和“苏北作家小辑”。我们将精心耕耘，为文学新人的成长提供支持。

青年报：对于著名作家、成熟作家和文学新人，你们更在乎哪个群体？选择稿件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

朱辉：《雨花》提倡“不薄名人厚新人”，我们最看重的，是质量。最欣喜的，是发现发表青年作家优秀之作；毋庸讳言，著名作家、成熟作家，一般而言稿件质量比较高，他们拿来的如果是他们的得意之作，我们非常感谢。

青年报：你在与作家打交道和编杂志的过程中，应该有很多花絮或者佳话吧？你能举几个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分享一下吗？

朱辉：作家与作家交往，是一种味道；编辑与作家打交道，又是另一番滋味。刊物挑作品，作家也挑刊物，这很有趣。《雨花》底蕴深厚，我们稿源丰沛。因为我自己也是作家，我对把自己满意的稿子给《雨花》的作家，格外敬重感念——这稿子是不是他的水平，我心里是很清楚的。作家大多是性情中人，有的人才华横溢，但错讹笔误不少，到了我这里三审，我还要动动笔；也有的十分严谨，令人肃然起敬。

没有什么花絮，都是工作。即使有的作者第一天发来稿子，第三天大早我还没醒就问我用不用，我也好言以对——好吧，他已经等了两天了，大早打电话是因为他夜里纠结了一夜。

最开心的是收到出色的稿件。记得四川有个作家，叫凸凹，他的小说《夜奔》，写一个发誓锻炼跑步的中年男子，带好随身夜跑装备，决心打破惰性，一定要跑足五公里。就在他体力不支准备要习惯性放弃的时候，一个老同学的电话过来了，让他去某某娱乐场所，“有好事”，他精神大振，立即跑步前往，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到了那里才发现被骗了，根本没有好事，连个熟人都没看见。他骂骂咧咧地慢跑回家，到家里一看计步器，他长久以来第一次远超了五公里——这个小说把庸常的生活写出了形而上的味道，好。

青年报：你盘点一下当主编的这些年，你们杂志都取得了哪些荣誉？都推出过哪些重要的作品和作家？

朱辉：《雨花》的装帧和质量一直稳步上升。一大批青年作家从这里起步、腾飞。但我们不能贪功，不能说某人是我们培养的，一个人的文学之路，说到底，取决于他的天赋和努力。我们只是长跑中的陪伴者。这几年，《雨花》关注了一些作家，发表了一批好作品。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我们推荐了朱山坡的短篇小说《推销员》，入围了前十；第七届江苏文学最高奖“紫金山文学奖”，短篇小说前两名，分别是汤成难的《奔跑的稻田》和朱婧的《那只狗它要去安徽》，都发表在《雨花》，还有五位“雨花写作营”的学员获得了这届紫金山文学奖的其他奖项。

名家之作是《雨花》的标高，专栏是刊物的底盘。丁帆先生的《先生素描》、于坚先生的《逝者如斯》、南帆先生的《村庄笔记》、王尧先生的《时代与肖像》、刘琼先生的《花间词外》在《雨花》推出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评论和转载接踵而至，多家出版社竞相邀约。2021年，我们又推出了李修文和邱华栋专栏。

我们的编校质量也过硬。在江苏省新闻出版部门的抽查中，《雨花》是零差错。

青年报：那你觉得当主编与当作家，哪个对你更重要？哪个更难当一些？

朱辉：当好主编和做一个好作家，都不容易。我当然愿意写得更好。

青年报：你是怎么看待和使用微信的？这些新媒体的使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对人的个性产生了伤害，你对年轻人有什么要说的吗？

朱辉：微信大大方便了人的生活，但任何的方便都有伤害。我用微信有几个阶段：微信刚出来时，我不感兴趣；后来，我的小姨子在我家玩微信，抢红包，我都不懂什么意思，她笑我是土鳖，抓过我的手机就帮我装上了；用是用了，但不发朋友圈，总觉得发自己的消息是嘚瑟，鄙视，但一个主编对我说“人家发了你的文章，你都不传播一下，谁还带你玩啊”，于是我就发了在她的刊物登载的作品；从此就算下水了，我刷圈，也发。但微信确实打搅人，你在工作或写作时，那声音，烦，我现在关了声音提示，得空了就看看，决不让它打断我的思路。我做主编，也离不开微信，我不能拒绝接受作者的微信投稿。

传播学中有个概念，叫“第三人效应”，是美国学者戴维森提出的，大意是：人们面对信息，常常会认为这个信息对别人的影响一定比对自己影响大。事实不是这样的，撇开个体间的学养、定力等差异，就普通人而言，信息的影响都很大。所以微信和微信传播的信息，其害处几乎人人难以完全规避。微信便捷，但传播的信息泥沙俱下，它不但打搅你，有时还影响你，潜移默化，有的人还试图说服你，雄辩滔滔，实在吃不消。有时，微信甚至还是个是非窝。我有几个很牛的朋友，他们至今不玩微信。

我曾经对学生说：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泛滥的时代，谁坚持读纸书，谁将得益。但这种话有几个人会听进去呢？

青年报：谢谢朱主编。

朱辉：不客气。

  ·  中国著名文学期刊主编系列访谈之二十二  ·  

朱辉，《雨花》杂志主编，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曾长期在大学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白驹》《牛角梳》《天知道》，中短篇小说《对方》《暗红与枯白》《绝对星等》《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放生记》等。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等。获得第一、二、三、四、六届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第四届《作家》金短篇奖，《小说选刊》2019年度短篇小说奖，第十届金陵文学奖短篇小说大奖等。短篇小说《七层宝塔》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