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莉

西安城是我的故乡。

我用三年时间写这座城的120年，写中国平民的生存真相与心灵承受，就是想要探究，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的祖辈永不放弃，让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负重前行，生生不息。

《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这三本书都是写西安平民生存故事的，虽然时代不同、人群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我所写的主人公，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河南人还是山东人，都是在生命最痛苦无助的时候投奔西安城而来，他们在这城里城外处于绝地而重生，咬牙奋斗，都活出了尊严、活出了光彩。而且，不同于许多文学作品里人物对故乡和根的回归向往，我的三部长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是在特殊年代来到西安，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刻，都把包容宽厚的西安城视为故乡，觉得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们并不想要叶落归根，而是更愿意“叶落长安”或“叶落大地”。

我总认为，一个家庭、一个小院子里的悲欢离合有时便是一个城的缩影，一个中国城市的荣辱兴衰往往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无疑，西安城是最宽厚包容又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之一。于是，我站在这西安城里，书写着西安平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回视中国平民的百年生存史，瞭望着未来。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叶落长安》，那时我心心念念想关照的就是“长安”这个城。再就是叶落不能归根而只能落在长安的那一群河南难民，他们在这城里活生生走来走去，又为了吃饭要辛苦奔忙、为了活得更好而奋斗。他们是我的祖辈：我的外公外婆站在他们中间，我的公公婆婆也站在他们中间，还有我认识的许多老人都站在这段历史的边缘。从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失了家园，他们惊慌失措逃到这西安城，慢慢在呼啸而过的八十多年时光里融入这城里，渐无痕迹。

我的外婆是一位伟大的河南女性。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外婆曾和我诉说了整整一天又大半个晚上，我永远无法忘记自己面对真相的震惊和悲痛，使命感至今依旧如影随形并痛彻骨髓。一心想当个杰出画家的我，从那天决定，我须得用文字去记载河南难民们逃到这城的传奇，把他们平常细碎的日子留在西安城的历史里。

我向许多河南老人问起过去的事。“过去那日子，老可怜！”他们第一句大多是这样说，有的要抹抹泪才能絮絮说起往事，没吃、没穿、没住也没文化，拉扯孩儿们的不易。“老可怜！”他们还是用这三个字总结了所有的艰难。我问起这辈子有过好生活没，他们眯着浑浊的眼笑了，露几颗残牙，操着依然浓郁的河南乡音：“现在好！”

他们也爱西安，不同于文人们对古老文化的向往，也不是当省城人的荣耀。那爱是极其现实的，却也极其深沉。即便当时同样贫穷的西安城并没可能多给他们一口温热的吃食，但在这座城里，他们搭起了自家的屋檐，能让一家老小安身立命，这前半世便是受了西安城莫大的恩，善良的河南人无法不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故乡。河南老家，只是户口簿上那几个汉字，是梦里的故乡，也是令人伤心的、不得不离别的家园。

我热爱着他们又心疼着他们，庆幸他们终是从战乱、饥饿、黄河大水里逃到了西安城，这个所有难民都认为没有饥饿、没有战争、没有死亡的理想家园——“长安之城”。他们差不多都是战争和饥饿的见证者，他们每个人也都是幸存者。而我的父亲、母亲、舅舅姨姨们土生土长在这城里，也站在他们中间，我和丈夫、女儿一样，是他们的后裔，同样生于此长于此，这就是生生不息而繁衍不止吧！我知道了河南老人们活着的顽强，就不可避免要去了解那时的历史，然后痛哭得泪流满面。有一个时期，我在那些图片资料面前永远是悲愤难忍的，抗战时期日本人侵略祸害了中原，河南人死尸遍野，可是他们的死却轻如草芥。直至今日，连一场花园口惨案的死亡人数在各种历史资料里也是语焉不详的，大略是上百万人在黄河决堤后葬身大水、两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成为了难民。有日本兵的回忆录里说，他亲眼看到一个村庄被咆哮的黄河水一下子就吞没了——这些亡故的人们连一个名字和一个坟头也没可能留下，更别说一座碑了。

他们被黄河淹没的时候，也被历史长河永远湮没了。

这个世上幸好还有文学。

我行走在西安城里的街巷和城外的乡村里，徜徉在历史的大片文字里仔细辨认，我和许多老人聊天，就觉得这些幸存者的活着果然都是伟大的生命奇迹。从河南省到西安城，从八十年前到现在，他们每个人本来都有一百个死法的，可他们愣是从死人堆儿里走出来！居然都微笑地活下来了！

于是我写了《叶落长安》。

确实，西安城在许多商人的眼里是一个“黄金城”。

对于《黄金城》里毕成功这样的文学形象，我一开始打算写他，就想要他绝不雷同于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商人。

在我心里，《叶落长安》和《黄金城》的气息是一脉的，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安这个城，也从未离开过这城里城外无数人们一百年间的生存，更没离开对中国这片土地上平民生存故事的关照。《黄金城》是《叶落长安》后半部分没有展开细说的“财富”故事，也是这个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的四十年。

黄金城里的众多商人，毕成功、毕成才、老高们，是我们熟知而不陌生的，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辈，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们的同学或邻居。在这个城里，他们为了温饱而下海，为了财富而奋斗，终于在这残酷而诱惑的商业战场上战斗成了烈士，或成了富翁。

小说中的毕成功这个人物，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他却是无数商人的汇集重叠；我所写的毕成功童年被遣返、少年时又逃离的那个村子在现实中是没有的，但是这一类的村庄，在中国的河南、陕西或其他地方是有许许多多的。1977年毕成功逃到了西安城，进了西安城门就知道这城是他的家了，他发誓要在这城里过上好日子，再接他的娘一起来。然后毕成功就在这里有滋有味、兴致勃勃赚了四十年的钱，他的财富积累过程是有象征意义的，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完全融合，他的个人成长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发展算是同龄。毕成功对财富的天生敏锐嗅觉和狂热劲头，是我特别想要写出来的：改革开放使商人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上，突然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毕成功站在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全民崇拜金钱的高点上，便得意洋洋地炫耀他的成功。

那么我们看到，毕成功们和我们千百年来的价值观、社会价值认知，都是全然不同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会和认可奋斗的时代，无数草根逆袭成功，人们并不管这成功怎么来的、合不合理。但是这成功会把我们的人性和社会带到什么地方呢？财富的积累是个幸福的过程，也是个痛苦的过程，这一群人在得到幸福的同时失去了什么呢？

这些问题，书里的毕成功在想，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很大一群人也在想。

我知道，在许多人的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故乡是有很大关照的，而小说里的毕成功几乎没有。他从来没有认可沙村的土地是他的故乡，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土地中收获过什么，他只认为他就是西安城的主人，爱死了这个“黄金城”。他只对赚钱这事有滋有味，就从做买卖中获得了他最喜欢的钱，又因为钱获得了他最想要的爱情，顺带收获了世人对他财富的羡慕认可。从这个层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土地上的人们如何从几千年农耕的传统，渐渐转到全民经商的状态。在西安城里，毕成功们积累财富的故事和他们的情感故事一样，有着特别的时代烙印，1978年之后中国商人亲历的创业史，和中国这四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息息相关的。我想通过文字营造一座如水中明月般能映照现实的“城”：它充满黄金，吸引着渴望财富的人们，直至他们的价值观里只有财富。为了成功，他们勤勉、奋斗、充满激情，但又可以为此而放弃亲情、道德、诺言和底线，不惜代价不顾一切。

但最终，它或许只剩下黄金。而这个时代的我们，都生存在这样虚妄而耀目的黄金城里。

这三本书所描写的时代相连接，恰好是中国城市的120年左右；对我，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一些思考。我经常感慨，我生存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独特的时期，也生长于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城。我一心想要用我的方式热爱我的西安城。曾有朋友问我，作家总在自己的笔下不知不觉地记录下了时代，对你来说是这些人物的命运经历吸引了你，还是作家的使命感使然？

当时我说二者都有。只有被独特的人物命运所吸引，我才会更加关注这个人物身后的历史，或想要更多了解那个时期更多人的命运。而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是一直公开在那里的，许多人都可以接触到，但每个作家的关注点并不一样。我希望我有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能敏锐地从人们熟视无睹的众多现象中发现本质。

最终，我写的是人物，是他们背后的时代。

对众生的使命感，促使我对这些人物命运背后的东西进行不断思考：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的命运，而那个人是那样的命运？他们的生存又是怎样嵌在历史的夹缝里而绵延不绝的呢……

在写作中越是深入探究，我越是能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如果我的作品能够温暖寒冷、照亮黑暗，那将是我写作的最大意义！

有位朋友曾说，长安是中国的乡愁。

我很愿我的文字能给这乡愁注入一些温暖和力量。

（“西安城”系列作品《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吴文莉著，2021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吴文莉，作家、画家，西安市文学艺术创研室主任。文学代表作有“西安城”系列，其中长篇小说《叶落长安》被改编为40集电视剧在全国热播，长篇小说《黄金城》发表于《当代·长篇小说》2019年第二期，长篇小说《西安城》发表于《中国作家》2020年第二期。）

吴文莉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