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神告庙》中饰演敫桂英。

青年报特约记者 王芳

任跟心的贡献在于对蒲剧艺术的全面接续，并且在迎来文艺绽放的时代适时开出花来，她又在最好的时候转身，把蒲剧艺术再传续下去。我第一次在临汾蒲剧院见到她，她一点儿也没有大演员的派头，像邻家大姐，轻声慢语。后来几次采访她，她都是随和的、真诚的。她对蒲剧的爱真切地表现在脸上，为了让蒲剧起死回生，任跟心咬着牙顽强地挑起了重担，吃再多苦、受再多罪从未退缩过。

任跟心说：“我们要说清楚自己从何而来，文化的追溯能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国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有这么好的地域文化，老祖先留下的这么好的东西，要保存好，传承好。我们戏曲工作者有一部分责任。”

 1   看到第三代在我们眼前成长起来，我想可以告慰培养我们这批人的老师们了。

青年报：任跟心老师你好，曾在东方卫视的真人秀节目《喝彩中华》中，看到咱们临汾的小演员们技惊四座，让王珮瑜、徐帆等评委们大加惊叹，也饱含热泪，我们戏曲艺术的诸多好，原来在这里。后来，我得知这些小演员们竟然都来自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是你以及你带领的临汾蒲剧院倾20年心力培养出来的已经在全国颇有口碑的“小梅花”。说说“小梅花”的培养过程吧。你是怎么有了培养“小梅花”的念头？经历了哪些艰难的历程？“小梅花”们现状如何？

任跟心：说起“小梅花”，就要说到临汾蒲剧院的历史。我们蒲剧院已经办过三次青年团，青年团的做法是战略决策，集体接班。我们这一批人属于第二代青年团成员。原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曲润海说过：“一个剧种一个剧团，每十来年就应该有一批青年尖子演员，二十年应该有一些成熟的旗鼓相当的代表性的演员。”按二十年一个周期培养学生的思维，我的老院长们培养了我。《土炕上的女人》获得相当大的成功后，我们就发现，培养下一代蒲剧人才的时候到了，这也就把艺术人才梯队建设问题提到日程上来。随后，我就和老搭档郭泽民一起，自筹资金，联合临汾艺术学校，创办了临汾市文化艺术学校蒲剧院定向班，这也就是为第三代青年团储备人才。这次与前两次青年团的组建不同，学员们既不是各县剧团选拔上来的优秀演员，也不是艺校毕业生，而是毫无基础清一色的娃娃兵，他们平均年龄11岁，真可谓是平地抠饼，挑战不小。我们亲自带课，孩子们虽未行过拜师礼，但《挂画》《贩马》一教，便是七八个小含嫣、小艾千新鲜出炉。其次，还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的授课方式。请进来，就是邀请蒲剧界名艺人为孩子们授课，其中就有李安华、张巧凤、张峰、赵乙、解光礼等老师，有些老师与孩子们同吃同住，手把手地教。还外请了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毓敏、赣剧表演艺术家涂玲慧等老师教授表演和唱功，邀请山西师范大学的黄竹三、车文明教授进行戏曲理论方面的指导。送出去，就是把学生们送出去学戏，例如送学生到万荣县向程永奎、吴开章两位老师学习《五雷阵》，到平陆县向老艺人潘兰英学习《洞房》，甚至去学习曲沃碗碗腔《赶集》等；为了培养自身创作人才的队伍，我们还出资送王晓彤去北京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进修，派宋鹏、姚康乐等去太原、北京、西安等地学习作曲和配器，派学生到广州等地多次进行灯光、音响方面的培训。几年下来，操不尽的心，流不尽的汗，功夫没有白下，在第七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上，我们选送的六名小演员，全部夺得金花，其中四名为金花状元，占全国“小梅花”状元的41.8％。我们在河南参赛时，就定下第九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在临汾举办，为此，临汾也被授予“梅花之乡”的美誉。中国剧协顾问何孝充副主席说：“跟心，你以前是艺术家，现在转变为教育家了。我觉得你在培养人才上很有想法，你不如用小梅花蒲剧团这个名字。”当时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同意这个想法。当时我们条件并不好，没有指标、没有编制，简直是一穷二白，但我们迎难而上，在2005年以“小梅花”为特色优势，成立了小梅花蒲剧团。这批“小梅花”今年平均年龄30岁，他们中的许多人荣获山西戏曲最高奖“杏花奖”“中国戏曲红梅奖”等奖项，也在山西省青年演员大奖赛上折桂。从2005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从表演、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等各个方面，这批孩子全面接续我们的蒲剧事业，在我们的眼前成长起来。他们就是我们的第三代，我们完成了“传承发展，整体培养，战略接班”的战略性举措，我想，可以告慰培养我们这一批人长大的老师们了。

青年报：“成功的花儿，人们只看到她现时的明艳”，原来在屏幕前显露的那些真功夫，是用这样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有历史渊源，也有战略形势。你们真正地做到了戏曲梯队建设的储备，这对全国的戏曲人才培养来说，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回到你自身，谈谈你获得第一届梅花奖的前前后后吧。大家念念不忘的就是你的《挂画》，这个折子戏对现在的新编戏有什么样的意义？

任跟心：1974年，我考到临汾艺术学校。刚到艺校时还在学习样板戏，恢复传统戏后，我们很快转入传统戏的学习，把传统经典剧目继承了下来，特别是《挂画》。还在艺校时，我们就参加了第一届全省戏剧学校汇报演出，我就以《挂画》小小成名。我们1979年毕业，当时，山西省戏曲界在下一盘大棋，全省的戏曲青年演员评比演出活动很多，郭泽民、崔彩彩、雷俊生、窦爱香，这些日后在蒲剧舞台上大显身手的青年才俊，都是在1980年山西省优秀青年演员评比演出中崭露头角的，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势如破竹般地斩获各种奖项。也许大家对《挂画》印象最深，实际上我除了《挂画》，还演《打神告庙》《烤火》《卖水》《拾玉镯》等一大批传统戏。《挂画》是蒲剧名旦王存才的拿手绝活，那时候有一句传言，“宁看《挂画》，不坐天下”，可见这出戏的好看程度。《挂画》塑造的是一个青春靓丽、活泼可爱的蒙古族姑娘，她想见到自己喜欢的人，又害怕又害羞，按捺不住少女那种激动的心情，这样丰富的内在情感都要从高难度技巧动作在椅子上表达出来，40多分钟完成一个无言的人物塑造。戏曲的假定性和程式都在这部戏里有所体现。我的指导老师们对我很严苛，我也下苦功去练，那时候打下的底子，让我受益一生，应该永远感谢我的恩师们。1983年10月，我们带着《挂画》《跑城》《救裴生》《火焰驹》《周仁献嫂》等剧目到北京，接受文艺界的检验。最初在吉祥剧院、长安剧院、广和剧院首演，继而进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去演出。当时我对设立梅花奖并不清楚，每天只知道演戏，演戏，演戏。“不能让这些孩子就这样回去，一定要给他们奖。”在北京的老领导、老专家心目中，要为戏曲演员设立一个奖项的决定就这样诞生了，回到临汾后，看到《戏剧报》有评选梅花奖的消息，第一届梅花奖15个名额，我们临汾市就占了2个。

《土炕上的女人》中饰演中年杨三妞。

 2   为了蒲剧起死回生，我咬着牙顽强地挑起了重担，吃再多苦、受再多罪从未退缩过。

青年报：你和郭泽民一举摘得两朵“梅花”，对山西戏曲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我们相继夺得很多“梅花”，被誉为戏曲大省。而你也没有止步于此，之后凭借《土炕上的女人》梅开二度，你还是山西戏曲史上第一个“二度梅”，也因此成就了“三晋第一梅”的美誉。《土炕上的女人》这部戏是怎么诞生的？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任跟心：《土炕上的女人》不能说是一个转折，它对我个人是一个量的积累变化。首届梅花奖的获得，我们还处于“克隆”期，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学。临汾蒲剧院五十多年没有在创作现代戏上停步，探索性地创作出如《薛刚反唐》《白沟河》《麟骨床》《蛟河浪》《结亲记》《在红旗面前》《双生女儿》《向阳坡》《黄土地的汉子》等作品。沿着这个传统，我认为还应该有现代戏的突破。于是，任职蒲剧院院长后，倾全团之力，排出了这部戏。《土炕上的女人》在表演上存在两个难点：一是剧中主人公杨三妞的年龄跨度较大，要从19岁演到70多岁，不但要求演员做到形似，还要求摸准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而达到神似，这部戏始开一个戏表现一个人一生的纪录；二是要由演传统戏向演现代戏自然过渡，达到有程式但不刻意程式的“化境”。传统戏拿来学会练熟即可，是有章法可循的，但演现代戏，前人留下的经验并不多，好在我和团里的老中青三代人共同钻研着、摸索着、创作着，踩着石头过着河，硬是探索出了一条古老剧种编演现代戏的新路子。这部戏被中国戏剧理论界泰斗郭汉城誉为“现代戏成熟或趋于成熟的标志”。后来，就成为蒲剧院最具突破性、创新性、标志性的代表作。

青年报：我知道，当时的《土炕上的女人》一经上演就火爆无比，当月连演28场，场场爆满。观众的眼泪再一次成就了蒲剧艺术。2001年，你阔别京城十八载，再次带着《土炕上的女人》回来，北京又一次轰动了，比你当年进京演《挂画》一点儿不逊色，观众们喊出了“蒲剧万岁”，专家们盛情研讨。不由得不惊叹，传承了四百年的蒲剧，每一次出现都是惊天动地的，这种现象和它所处的小小的地域实在不相符，但也正是这黄河岸边的古老土地，抓一把泥土都能攥出文明汁液的地方，才能实现这种狂放的呼喊吧。一出戏，成就了编导演乐等参与的每一个人。那你什么时候担任临汾蒲剧院院长？做院长初期采取了什么措施？担任院长这些年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任跟心：到上世纪80年代末，传统戏热潮渐退，戏曲的发展出现不景气征兆，蒲剧亦不例外。1996年初，我被任命为蒲剧团团长，1999年成为蒲剧院院长，我上任时，院团人心涣散，剧目陈旧，欠款高达几百万元。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毅然决然地牺牲掉自己宝贵的艺术青春，投身于院团的重建中，一手抓繁琐的行政事务，一手抓排练和演出，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从未退缩过，咬着牙顽强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与最信任的搭档郭泽民，凭着对蒲剧事业共同的追求和信念，相互扶持，迎难而上，多方奔走，商量解决一切困难，订台口，跑贷款，拉赞助，要资金，逐步还清了欠款，落实了关乎民生的工资待遇问题，解决将在编或不在编的工作关系逐一理顺等问题，解除了后顾之忧，稳定了人心……一系列的努力才使这濒临灭戏绝种的蒲剧事业起死回生，剧院得以正常运转。

青年报：我熟悉你，知道你曾经为此付出了多少，不说别的，你是在一个演员最好的年龄转向了幕后的，我也知道你看到舞台上齐刷刷长起一批人，你比自己获得成就还要高兴。对你视若生命的蒲剧，你如何看待？蒲剧的起源和发展是怎么回事？

任跟心：蒲剧和秦腔可以说是一母同胞，是所有梆子戏的起源。蒲剧是“山西四大梆子”之首，是地方戏重要的一支。据史料记载蒲剧已有400多年历史，也许比这更长。蒲剧经过几百年一代一代艺术家努力搭人梯，他们创造性地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它有丰富性。这是别的剧种无法代替的，包括剧种风格、特色，以及许多经典，真是太宝贵了。正因为它优秀，我就特别热爱它，就有一种责任感，觉得不能让我们这么美好、优秀的剧种失传。我们山西，从地上文物来看，它就扎根于老百姓中，扎根艺术家的生命中，它带有时间价值。它不是孤立的，看它的形成过程，到它的发展，很深厚，所以才有老百姓的喜爱。在金元时期，它就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它对人们精神上的影响，凸显出强大的艺术魅力。蒲剧很古老，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值得我们去研究、传承和发展。现在由于经济发展，戏曲存在冷落、失落、失传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些从业者、爱好者、研究者，更应该把它宣传弘扬出去，继承下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青年报：百年老蒲剧，家底确实深厚。我知道，成长过程中，许多人对你的思想体系形成产生了影响，包括你的人生选择，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他为蒲剧或戏曲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他对戏曲界可提供的借鉴意义是什么？

任跟心：对我产生影响的人很多，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影响。比如说我的启蒙老师王秀芳、王登云，艺校的党中平老师、声乐李修荣老师，我们的老校长曹东勇校长。到了蒲剧院就是赵乙老院长，张峰音乐家、韩刚老院长。也感谢李安华导演，张巧凤老师为我排导《打神告庙》，没有他们的介入，就没有我现在的发展。我演《土炕上的女人》时，杨翠花老师在唱腔上一字一腔地帮我。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老师影响了我，比如说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老师，还有西安嗓音协会的乔老师。所以说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不同时期的各种各样的引路人。就说赵乙老师，既是导演又是老师，他在生活中教我，让我读书、写字、写日记、背唐诗，每天都在提醒我。还有北京的刘乃崇、蒋健兰二位夫妇，我每次去北京，刘老师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不厌其烦地说，在艺术上如何增加营养；我们经常书信来往，刘老师教我如何记笔记，帮我改错别字；后来刘老师跟我们老院长商量，我们这一拨人如果整体接班，希望每一个演员都能成长为团队的主力；刘老师觉得我们缺很多课，写作、古文、历史、戏曲研究等等，就给我们上课，他说能补多少算多少。再比如张巧凤、李安华、张峰几位老师，他们既是老师，又是生活中的引路人，他们帮我解惑。这些老师对我起的作用非常大。还有我的母亲，她善良、普通、朴实，一个农村妇女，九个孩子个个听话，没有一个走弯路，她就是身教胜于言教，任劳任怨。还有郭泽民，两个梅花奖，名演员在一起合作多少年。雷俊生等同事，相处得都非常好，我们相互理解、团结协作，不论处于什么时期，大家都能用真诚的心相处。我觉得我很幸运，一生中能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引路人陪伴我走过来。更多的是感谢。

青年报：是的，每想成事，必得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是关键的一环，真的非常好，当然也是你的个人魅力在起作用。时代发展到今天，对于“如今已经不是戏曲最好的时代”这个说法，如何看待？

任跟心：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艺术形式太多了，大家选择的形式也太多了，戏曲早已不是唯一的选择。相比上世纪80年代，我认为多元化对我们也有好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现代方式，比如说，网络传播、自媒体推广等，虽然和剧场看戏不能比，但终归是一种传播方式。如何适应这个时代，还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当然在这方面我可能做得还不够好，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还需要跟着时代的步伐。

《卖水》中饰演梅英。

 3   我们要说清楚自己从何而来，要保存好、传承好老祖先留下的好东西。

青年报：你说得对，只要去做，总比观望强得多，世上许多事就是个试错的过程，我们不断地尝试，总能找到适合戏曲的路的。在戏曲推广传播过程中，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的推广，电视戏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支，到2010年后，又出现了满荧屏的真人秀节目，在这些节目中，你认为哪个戏曲类节目更好一些？如果让你建议，你认为还应该有什么样的创意和发展？

任跟心：我坚信我们的戏曲艺术是非常美好的，是唯一存在的综合性艺术，是高雅艺术的一种形式，如何在荧屏上展示，用什么样的形式展示，我对这个没有更准确的看法。现在产生的，都是时代的产物，是新鲜事物，各种节目有各种形式的做法，但是，舞台剧是我们要永远保留的形式。如何通过荧屏，通过不同类别的节目，去推广戏曲，是个课题。节目形式好了，我们自己有没有真功夫呢？我认为应该是两方面结合的，如何兼顾各大宣传平台和戏曲本身，我们可以去做研究、探索和利用。

青年报：前面说到，从地上文物来看戏曲的传承发展，确实，晋南之地，戏曲文物众多，包括古戏台，临汾现存的古戏台有哪些？你认为应该怎么发展和保护它们？它们对于戏曲史来讲，是什么样的存在？

任跟心：据我所知，临汾现存元代以前的古戏台就有五座，分别是尧都区牛王庙元代戏台、尧都区东羊村东岳庙元代戏台、尧都区王曲东岳庙元代戏台、翼城武池村乔泽庙元代戏台、翼城曹公村四圣宫元代戏台。这些文物见证和记载了我们戏曲不同时期的繁荣景象，以及戏曲源远流长的过程，或者说更能证明我们戏曲在不同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戏曲文物对我们研究当地文化，包括各个地方戏，我觉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物使我们有源可追，有根可寻，戏曲为什么能扎根群众？为什么老百姓这么爱它？文物给了我们慎终追远的底气。把戏曲文物吃透了，就能证明戏曲魅力何在，就能使人们真正地发自内心地去探测、去感染、去追捧、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保存了那么多那么好的东西，可是有的却被我们遗失了、丢失了、忘掉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要复兴。我们要说清楚自己从何而来，文化的追溯能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临汾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有这么好的地域文化，老祖先留下的这么好的东西，要保存好，传承好。我们戏曲工作者有一部分责任。

青年报：说得真好。你这一生，从辉煌的艺术地位到默默地退守幕后，你是最懂得取舍的那个人，为了蒲剧的未来，你赌上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你后悔吗？收获又是什么？最痛苦的时候是哪个阶段？你对你的团队和后继者有什么样的嘱咐？

任跟心：我没认为自己有多辉煌，即使有，也是跟蒲剧、跟蒲剧院联系在一块儿的。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有一点遗憾，就觉得做演员没做够呢，想演的戏、想完成的事情没完成，但我不后悔，人生总是有遗憾，不会让你全部都得到。人生就是要不断地追求，能努力的努力，能攀登的就要不断地攀登。在艺术上、生活上，我总想做一个很完美的人，最起码在艺术上能塑造一些完美的角色，像《土炕上的女人》中杨三妞这样的角色，但是毕竟人的精力有限，做好一个艺术家，塑造很多人物，在生活中还想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人生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该做的事情不一定都能做到，这也许就是人生的残缺美吧。我这一生，收获很多，也有很多纠结，最纠结的就是地方戏曲如何传承下去。说着说着，所有的事情又涌上心头，我觉得现在首要问题就是有人来接班儿，艺术上、行政上，有人懂，有人去爱惜。想通过你们《青年报》呼吁，真正地从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去保护我们的地方戏曲，保护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但是从业者要爱护，全社会都要关心、传承、保护我们这门独特的艺术，因为它扎根老百姓。可能对于一些时尚的小青年、一些和文化无关的社会关系来说，戏曲不被他们追捧，不被他们了解，但是这门艺术太宝贵了，需要给我们更多的平台，让这门艺术能够走得更远，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瑰宝。现在我所纠结的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做好传承保护是不够的，而且保护地方戏已经刻不容缓。

青年报：很多人确实对戏曲不了解，也不知道它和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任重道远。回到你身边来，对现在的蒲剧院和“小梅花”们，你有什么样的长远规划？

任跟心：我们的“小梅花”发展是非常好的，同等的条件下我们做了很多，因为我们一代一代的人都在努力，我们的上一辈，我们老院长那一代，到我的老师那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都在努力。“小梅花”培养起来了，他们也热爱这个事业，但是他们待遇很差，他们的环境很恶劣，他们生存不了，这让他们怎么样往后传承啊，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也是我最放不下的事情。我们戏曲院团就是这种工作性质，背上行李走村串巷，在最基层惠民演出。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条件都非常好，可他们到了农村，要打地铺，无论下雨天、下雪天，都要在露天环境中演出，待遇又非常低。我一直也在努力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环境，在体制上、待遇上都有改善，从更高层次给他们更好的待遇。我就希望能留住他们，让他们坚定自信，坚守艺术。当然，更希望全社会来关注和呵护他们。

（王芳，现任《映像》杂志副主编、《黄河》杂志编辑。主攻散文和报告文学，兼写文艺评论。已出版长篇纪实《天地间一场大戏》以及散文集《拈花一笑》《关城怀古》等。）

  ·  中国戏剧大家系列访谈之二十七  ·  

任跟心，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人，山西省剧协副主席。工花旦，一级演员，国家非遗传承人。1963年出生，11岁考入山西省戏曲学校临汾分校蒲剧班，毕业后分配至临汾蒲剧院工作，现任临汾蒲剧院院长。代表剧目有《挂画》《烤火》《打神告庙》《土炕上的女人》等。1980年以《拾玉镯》《卖水》荣获山西省优秀青年演员一等奖。1982年以《打神告庙》《烤火》获山西省最佳青年演员奖。1983年以《挂画》《打神告庙》《烤火》轰动京华，获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85年获文化部全国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主演一等奖。1999年参加山西国庆五十年献礼演出，以《土炕上的女人》获第一名。2000年以来，获中国戏剧“二度梅”、第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文化部第十届文华表演奖、上海第十四届白玉兰戏剧主角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当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六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首批“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本系列访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合办

青年报特约记者 王芳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