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必松

在海南岛五指山水满乡一个简易旅馆里，久久未眠。盘点我这辈子同人的友谊，持续了近30年未中断的，且日久弥坚的，唯少君兄一人。这是我第二次来闯海南了，有一个称谓叫第二次“闯海人”，第一次也就是20多年前，这次去五指山雨林是为了探索一个现代人如何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性。我只是到了海南的时候，更加想起少君兄曾经对我的帮助和关爱。

某次京城聚会，少君兄同人介绍我，这是曾经在海南一起闯海的兄弟。听到这句话，我甚感欣慰，比任何褒奖之词舒畅。少君兄帮人是真帮，不求回报。当年，我单纯得像一块透明的玻璃。为了一篇文章闯了大祸。那时，我是杂志社的首席记者，月刊杂志，工作了八个月，一个人发了六个头条文章，并且得了海南省“力神杯横渡琼州海峡写作大奖赛”一等奖。为了一篇新闻调查，祸起萧墙、四面楚歌、难中只有一人救我，少君兄焉！

某天黄昏，我正在海边一个人彷徨徘徊，少君兄打电话约我在和平南路六合大厦附近见面，并携《天涯》2001年合订本，嘱托我写两篇评论，当场付给我600元人民币。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从自己的工资垫付的。他为了照顾我面子，以写作的劳务费之名，开我稿酬。600元不多，但却树立起了一个人在绝境中，依靠写作生存的信心。

我能够依靠一支笔生存二十多年，完全是这600元稿酬所树立起来的原始信心。中途，我离开海南，一人行走于“文化江湖”之中。办杂志、开文化公司，同少君兄联络甚少。只是偶尔翻翻他任主编的《天涯》杂志和微信上阅读他的诗歌。

2018年1月29日，我在《湖南日报》发表《一个灵魂的自治者——读<我是有背景的人>》，就是我时常读读他诗歌的结果。那是我第一次为少君兄个人写评论文章。

没有李少君的海南岛，我常常感觉很孤独。想着李少君对我的好，对我的点点滴滴。少君兄还曾经推荐我到《海南声屏报》当过副刊编辑。但是在减员下岗的时候，这些厄运首当其冲地砸向了我。

凭我知道的，就有杨海蒂、梅菁、江非、莫晓鸣、蒋浩、艾子、林森等曾经得到过少君兄不同程度的帮助。实事求是地说，少君兄启蒙了我。只是我天生愚钝，学养不足，但我真正是把他还有更早的韩少功老师等当作我文化上的一个个座标的。

在海南岛的学人当中，不论是庙堂还是江湖，大体上只承认这二代人。第一代是以韩少功、张志扬、多多、萌萌（鲁萌）、耿占春为领军人物，上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末的这一代人。第二代是以李少君、刘复生等为代表的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海南中青年作家、学者。

少君兄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关系，极大地提速了一个人的成长速度。而更重要的是其自身对生命的肯定，以及这个大时代对其生命的赋能。

一个作家和诗人的人生不是过了一辈子，而是过了几辈子的。学者一辈子穷经皓首、案牍劳形，他们对人生的思考是通透的，是拉长拉宽了人生的经纬的。少君兄早年毕业于武大新闻系，后分配在《海南日报》做新闻记者、文化版记者、编辑。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李少君完成了一个学者或说知识分子的嬗变和转型，恐有吹捧和讨好的嫌疑。少君兄真正在学术和诗艺上的精进，是他在1999年后正式调入《天涯》杂志社任副主编伊始。

我曾经阅读过少君兄写的二篇理论文章，一是《<天涯>十年：折射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变迁》。文章概述从1996年到2006年，《天涯》所走过的十年，也正是李少君调入《天涯》任编辑、副主编的十年。从2006年到2016年又是李少君接过韩少功、蒋子丹的接力棒，任《天涯》主编的十年。李少君在《天涯》杂志工作了二十年左右。可以说，回顾《天涯》的历史（1996—2006），也就不只是一本杂志的历史，同时也是回顾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变化的历史。该刊视文化多元化互补和艺术与学术的个性自由发展为精神成长的必备条件，愿意成为不同观点与流派的好作品同展风采的舞台。

当年，《天涯》创办的一个小栏目“环球笔记”很有名，这个栏目其实就是思想文学界信息动态摘要，其涉猎面很广，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无所不包。一些非专业读者对思想文学界的了解与掌握都来自这个栏目，他们甚至对这个栏目产生了依赖心理，评价“一册《天涯》在手，基本上对当下的思想、文化、文学界的动态、研究、创作有了一个大致的基本的了解、掌握”。《天涯》十年在文学艺术界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一种精神的提升，而且是一种整体性的提升。为整体的文学艺术建设，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资源，是“立国、立人、立心”的一种“立”。

从人类的情感和思想的诉求来看，思与诗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诗乃艺术，思乃哲学，心灵即是硬币本身。所谓诗思同源，这个“源”就是心灵、世界、语言三者的同构。

我读到他撰写的第二篇理论文章《印度的知识分子》，他文中所写的“N律师”仿佛就是他自己。“他最大的苦闷是如何为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他们骨头是硬的，没有闻风而倒，而且也并非毫无希望。”

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认为少君兄是一位文化布道者，是一位文化英雄，有着理想主义激情、有情怀、有悲悯，并且拥有足够的骨头。从那以后，我的内心真正地开始尊重和致敬少君兄。

到北京后，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少君兄写出了《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自然对于当代诗歌的意义》《诗歌的草根性时代》《二十一世纪与新时代诗歌》《新时代诗歌应该把握的四个向度》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性文章，从此更加夯实了他在新时代诗歌中的理论先锋地位。

从2014年初李少君从海南到北京已经7年多了，这个不算短的时间内，他诗艺日趋成熟，可以看到他向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回归的努力。换言之，在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山水诗、田园诗与中国新诗之间，李少君架起一道相通相融的桥梁。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诗忽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一种弥合。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了唐诗的意蕴，“在没有雨的季节，整个林子疲软无力/鸟鸣也显得零散，无法唤醒内心的记忆/雨点，是最深刻的一种寂静的怀乡方式”（《热带雨林》）；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又可以读出宋词的质感，“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大幕拉开，满天都是星光璀璨”（《海之传说》）。

李少君认为，自然在古典诗歌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所以，李少君的诗总是从大自然出发，找到自然的意境和诗意。中华诗词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李少君从自然山水间找到了中国新诗能够继承的精神标识，那就是“自然”，并且用简约、委婉、宁静的诗写出了自然之美，也正因如此，李少君被誉为“自然诗人”。

少君自执掌《诗刊》以来，社会活动更加频繁了，他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但是，他一如既往地保持初心，让《诗刊》更加发扬了“立国、立人、立心”的一种“立”，那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种大“立”。

李少君认为：新时代应该是一个建构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从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贬低与自我丑化的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走向一种自我肯定、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的建构主义，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最终走向一种文化大创造。

2019年8月16日，李少君在《中国艺术报》发表了《新时代诗歌应该把握四个向度》的文章，提出了“新时代诗歌”的鲜明立场和观点。新时代诗歌，应该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里面本身就包含了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建立于个体和民族基础上，又超越具体的个人和民族的。新时代诗歌应该立足于时代性、人民性、主体性，并创造新时代美学典范。

少君有理论的敏感，更重要的，他是实践者和行动者。他任《诗刊》主编后，联合《光明日报》发起“新时代诗歌大讨论”；和鲁迅文学院及湖南、陕西、福建、云南等地作协组织“新时代诗歌培训班”；在《诗刊》开设“新时代”专栏，推出新时代诗歌专辑专号，并主编“新时代诗系”丛书。这一切，说明他充分意识到诗歌的一个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一个新时期文学逐渐远去，新时代文学全面到来的时刻，而少君兄作为一个理论自觉和诗歌自觉者，正坚定地汇入时代的大潮之中。

（朱必松：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李少君：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文联专职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主编。主要著作有诗集《自然集》《草根集》《海天集》《神降临的小站》《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碧玉》（英文）、随笔集《文化的附加值》等，被誉为“自然诗人”。）

朱必松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