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昕璐

陶瓷是我国古代对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伟大发明创造之一。今年伊始，国内考古界为一件新的考古发现振奋不已：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的西夏瓷窑址被确定为西夏时期一处精细白瓷手工业生产遗址，这里还发掘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

这一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复旦大学联合发掘的项目入选了“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也是复旦大学联合发掘考古项目首次获得这一殊荣。青年报就此专访复旦大学文博系副主任、陶瓷考古团队的负责人郑建明，听他详述这一发现之于中华文明探源的启示和意义。

  ◆  瓷窑址里保存西夏时期精细陶瓷之作  ◆  

完整的窑业作坊、高达3米的窑炉、出土的细白瓷器和“官”字款匣钵……在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的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当包含两座窑炉在内的完整作坊遗迹，出土的大量全新的高质量细白瓷产品，还有各种类型的窑具呈现在眼前时，带给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复旦大学陶瓷考古团队的震撼力无以言表。

“兴奋和激动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完好度相当之高。大家也由此看到，未来研究的这篇大文章才刚刚掀开冰山一角。”郑建明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柴平平馆员介绍，2017年，在开展贺兰山东麓古代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时，根据古代文化遗存文献资料等相应记载，开始由北向南梳理贺兰山各沟口的文化遗存。在先期艰辛细致的调查下，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的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被确定为一处西夏时期精细白瓷手工业生产遗址。2021年至2022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对此进行了考古发掘。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现窑炉13处，外围的山坡上还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此次考古工作仅发掘了一、二号两座窑炉。

一、二号两座窑炉都是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用条石垒砌，由火膛、窑室、烟囱和两侧挡墙等组成，作坊遗迹两窑炉共用，以煤为燃料，有储泥池、辘轳坑、釉料缸、存贮间等。窑具以直筒型瓷质匣钵为主。烧制时均用匣钵正烧，匣钵之间用釉封口。

让现场考古团队倍感惊喜的是，瓷器产品主要为精细白瓷，以碗、盘、盏、碟等日用器为主，另有花口瓶、执壶等大型器物及建筑材料等。胎白细腻，釉色温润、白中微泛青，玻璃质感和透光性强。根据出土器物判断，两座窑炉都为西夏时期，始烧于西夏早期偏晚。

“研究西夏出土文物此前最出名的窑址是在黄河边上，是建在平原上的，民族特色非常清晰，黑釉用瓷，刻花比较大，相对来说，地理位置会决定一些器物的形态，西北地区早先发现的瓷器形态和工艺都是比较豪放的，是带着浓厚草原民族文化特色的，而如今这批出土瓷器都是精细活儿，能在贺兰山这样的无人区里得以绵延保存，是留给世人巨大的文化遗产，相信背后依然还有很多暗藏的谜团等待科学解密。”郑建明十分期待。

  ◆  一个遗址就是一个小社会  ◆  

轻轻捧起、仔细凝视，一抔抔瓷土与此前发现的有很大不同。郑建明说，黑色黑釉可以把瓷土诸多瑕疵掩盖掉，但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是非常精细的白瓷，在技术和烧制上要求都非常之高。“这大大拓宽了我们对西夏用瓷的既往认识，说明不光是只有比较粗放的瓷器，贺兰窑的窑业技术在当时就已造出一批精细之作。”

在郑建明看来，这一瓷窑址距离西夏的离宫别院不远，遗址内还发现了多件“官”字款匣钵，以此可推断为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并佐证该处出品的手作大多都跟皇室有关，而胎釉掺合石英砂的做法等，亦彰显出使用这批瓷器之人身份的尊贵。最初选址在贺兰山的无人区内建造，实属隐蔽，也有其政治因素的考量。这样的地质环境，在暴雨天气易遭遇泥石流，却也在客观上为这一瓷窑址得以保存至今创造了优渥条件。

“我们在现场挖到最深的流沙大概有三米多高，大家都说，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挖沙了。”郑建明打趣地说。

今年2月15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召开，国家文物局对包括苏峪口瓷窑址在内的五项考古成果进行了通报，相关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月22日，苏峪口瓷窑址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月27日，进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其价值得到了再次肯定。

专家们认为，苏峪口瓷窑址成果丰硕、意义重大，揭示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揭示了目前为止我国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确定了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多件匣钵上“官”字款的发现，表明该窑址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展现了包括匣钵用釉封口、胎釉掺合石英砂等独特而高超的窑业技术；融合了南北方技术的复杂窑业面貌，反映了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西夏瓷窑址留给了我们宝贵的财富，对全国的窑业研究都有新的启示意义。目前，13个窑炉中只是发掘了两个，今年有望继续挖掘1个。一个遗址就是一个小社会，我们要持续做好整理和研究工作。”

郑建明介绍，这是首次于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首次在西北地区发现在瓷胎、瓷釉和匣钵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它的发现与发掘填补了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烧造的空白，复杂的窑业面貌也反映了两宋与西夏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  

  ◆  文明探源是幅瑰丽壮美的大画卷  ◆  

宋辽金西夏时期，民族对垒中有着深深的文化交融。在交织过程中，辽、金、西夏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吸收和借鉴着中华文化的内涵。看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的考古发掘，郑建明感叹，即便是当年民族对垒过程中，文化并没有隔绝或是呈现对峙状态，还是一直有所交流，正是如此，才共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这也将是未来研究中非常值得留心和着墨之处。

“对于西北地区，惯常认知是瓷器以黑黝的背壶、扁壶居多，是带有典型的草原民族特征的，从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发掘来看，很多用瓷技艺并不是原产文化，从胎釉的表现形式、器型来看，反倒是与南方景德镇湖田窑非常相似，这样跨越千山万水前来学习并效仿，他们的想法和心态是怎样的？从这样的行为里可以看到，中原地区文化和技术的巨大魅力，始终是有辐射与吸引力的。这背后的文章就与中华文明的探源密切相关了。”郑建明直陈观点。

在他看来，从瓷窑址看出，中华民族在文明化进程中始终不断吸收发展，文化上的向心力吸纳力都是无穷的，继而走向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文献也有记载，西夏的宫廷皇室对中原文化是非常仰慕的，很多制度都在悄然学习吸收。苏峪口窑址的实物上就证明了即使是民族对峙，但文化上还是相通向心的，这对未来的研究都是有巨大价值的。”

考古队期待，通过西夏瓷窑址来探索当时的社会结构，与中原文化上的交流和关联，从而推动这一段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为中华文明探源做出贡献，或许，这也可以称得上是这一考古项目未来更多研究的目标和归宿点。

“绝对不会研究几个西夏瓷器就浅尝辄止的，联合跨学科的力量，在每一处都会有新发现，汇聚在一起，就是一幅瑰丽壮美的大画卷。”郑建明畅想道。

作为联合发掘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陶瓷考古团队师生也全程参与项目的发掘工作，通过一手实践来培养学生。复旦大学直博生李子璇就跟着老师亲历了两个月的现场考古发掘工作，对着出土小件拿比例尺量坐标、拍照、写标签记录、记录探方日志，成为她那时的每日必修课。让研究生得以在发掘过程中经受全面的田野考古锻炼，也是郑建明一直心心念念的事。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昕璐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