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婷

我一直觉得周原和长安有某种联系，就像我们的先人从岐地到了镐京，几千年后，我也从扶风到了长安，并且居住在了少陵塬上。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我门前的樊川路与樊哙还有杜牧的关系。韦曲、杜曲和去天五尺的长安韦氏、京兆杜氏的关系。

诚然，我明白此地同我的故乡周原一般古意流长，适合居住。更何况我的东侧即是“南可观秦岭风光，北可赏城市繁华”的揽月阁。它的脚下便是杜公祠，看，如若在盛唐，我也该居住于此呀。于是，我走在路上时开始昂首挺胸，甚至于有时要向同行者侃侃而谈，我们脚下的路曾是谁的府邸；你看到的那株古树，哪个文人，哪个帝王也曾抬头仰望。但我素日里其实并不喜过多活动，只时常徘徊在家与工作室之间，读书、习作、偶尔出去采风，间或几次回老家之行。

我的故乡，我以前想要撇开它，我的创作很早就脱离了农村，有一些人说我弃掉了陕西作家一贯的乡土化写作，但我知道这是源于文字。我的文字是脱离乡土的，但我的素材，却是都市和乡土穿插，并且我发现，故乡给予我的感受还是更深，于是我的《法门往事》和《龙里四时》破天荒地投稿一次就被留用。此后一年，我写家乡的龙里系列屡屡见刊，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的创作。

于是我明白，任何人都离不开故乡，离不开居住之地。我出生后的十八年是在故乡度过的，十八年之后，我开始走向城市。这些年，我唯一的一次时间长且跨度远的旅行是那次丝路采风。只有它让我的灵魂得到洗涤，让我的心灵得到震撼，让我的那些书本上的知识变成了活的，让我写就了那么些文字。

于是我知道，我得出去，上街，甚至入地。对，我得看到地下的东西。这个城市最宝贵的东西都在地下，于是我去三座荒芜落寞的帝陵，去窦府巷寻雀屏佳话，去湘子庙寻访，去南豆角村，去唐长安天坛遗址，去郑国渠和昆明池。爬上城墙默默地走、走进小巷静静地看。甚至，去秦镇寻木杆秤传人、去水寨村看八十岁老人做瓦当、去周至体验蔡侯纸、去阎良找寻古人《核舟记》中的核雕技艺。可以说，我的这本书是用脚步走出来的，我离开了象牙塔，抛却了文献资料，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尽管我知道这座城底下尽是故事，哪怕我用脚步全部丈量一遍，也无法感知它的厚重，在它面前我太渺小，瘦弱浅薄的后来者，却想要探寻它的故事，最终只能略到它的皮毛。如若它是一条龙，我只摸到了它的鳞片，如若它是一只凤，我只触到了它的羽翼，而我相信我穷极一生，也无法触摸和探知到它的全貌。

它几千年的历史甚至令我生畏。但我是从周原来的，扶风北地，京当旁边，龙里村。我自幼生长之地比这片土地更为古老，我的家人们至今用周礼约束着我的一举一动，而这些，已经深入到骨子里。

我的性格像极了这个地方，我有周人的沉稳，又有秦人的勇气。所有看过我的字的人都说我外柔内刚，于是，我充满斗志，自幼好强。从不止步于眼前，我的一位尊敬的先生说：“你内心的那股子骄傲呀！”他笑了笑，笑他看穿了我。我也笑了，笑他太懂我了。

不动声色，在所有轻视面前，不言语，暗发力。另一位我曾经认为并不了解我的先生说“她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奇怪的是我们并无多少交流。所以我从不羡慕有些热闹，当然，除却与熟悉的好友在一起喜笑颜开之外，我尤不善在陌生场合交际，这种不善最先体现在酒桌上，很少能潇洒从容地端起酒杯，大方漂亮地一一去攀谈敬酒。我的这种不主动的表现甚至随着年龄越大更甚。我的那位尊敬的先生说：“你就这样做你自己，最好。”我不知这是不是安慰的话，但我就此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这是我性格中缺憾的东西，但我对于要写的东西却从不逃避，一定要走近，接触，所以我联系了那些非遗传承人。他们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匠人，因而用匠人的精神接待了我，让我得以靠近那些古老的、精美的技艺。那些土地也无私地包容和接纳了我，如今，我虽已落户西安，但对这片土地而言，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我用客居于此的态度在这片土地寻访，客气而尊敬。唯有此，我的内心才永远存有一份敬畏。这种心态，就像幼年时于亲戚家做客，总要拿出最勤快的姿态，说着最得体的话，而在自己家中，则是什么形象也不顾的。

所以，我愿意永远以客居于此的态度，对这片土地，尊崇而敬畏，爱护而景仰。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故乡周原，在我的心中也是永远绕不开的，我不想脱离它，因而说，只是客居于此。老了，还是要回去的。

老了，确是要回去的。

马婷，90后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中国作家·纪实》《青年作家》《湖南文学》《边疆文学》《四川文学》《绿洲》《散文选刊》等，作品《尺八》被翻译成英文并发表于美国《南方评论》。著有散文集《十亩之间》《静居长安》，曾获“冰心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陕西青年文学奖”等。

马婷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