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梵

记得那是2009年，我邀食指来南理工的那几天，马铃薯兄弟安排在城里招待食指，酒宴开始了好半天，突见餐厅闯入一个躬身道歉的女子，落座前，她的数次谦恭道歉，引起我注意。她的行为有着与徐志摩《沙扬娜拉》里一样的羞怯和低姿态。她就是朱婧，应马铃薯兄弟之邀来赴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席间，她的寥寥数语让人觉得，她的谦恭是一道防护堤，用来护卫内心的独立见解，谦恭会让人不去深究她内心的想法，那似乎是谦恭等礼数的本意：避免与人起冲突。

后来知道她是被《萌芽》编辑“发现”的小说家，可能是编辑或“萌芽出版”，引导了她早期的小说审美，有十来年，她一直置身青春小说的写作。据说当“发现”她的编辑，去了时代文艺出版社，她也紧随其后，让编辑把小说版权迁到时代文艺。记得有一次她谈起此事，言语间流露出文坛少见的感恩之心，说她会一直跟着编辑。我想，就算审美被禁锢在青春小说里，她仍视为那是对编辑“发现”的报答。必须承认，我对她早期小说关注不多，但她作为人的那一面，却令我激赏。现代主义以离奇和叛逆的言行，给中国作家留下好坏参半的遗产。可以说，现代主义中的冷漠，时常也把创造它的作者，变得冷漠。朱婧却以接近东亚文化的迂回，找回了中国式的谦逊、温情、静观。每每谈及自己的作品，她就像在揶揄不入流的爱好者作品，她更愿意把称赞投给别的作家，自谦仍在学习中。“学习”于她，颇似黄庭坚的“读书”，不只是为“成功”下的功夫，更是为不“面目可憎”积攒的修养。记得她也去我的课堂“学习”过几次，我以为，通识课堂于她难有营养，没料到她却说，观摩讲课的激情已是收获之一。等到请她来我校演讲，她摇身一变，由一个自谦自贬的“学习者”，转身为一个文思缜密，善于抽丝剥茧的研究高人。演讲结束时，学生已被她的思考激发起来，团团围住她，舍不得离去。

但这样的良好表现，并未令她愿意暴露在同行关注的辐射中，更多时候，她是用谦恭的礼数，把自己挡在一场又一场邀约的酒宴之外。无疑，她是宅族中的一员，似乎践行着老祖宗倡导的“大隐于市”。这是愿意让声名“低到尘埃里”去的精神自守，却是以极温和的性情，极谦恭的礼数写就的。外人能窥见到的生活无非是，她又带着孩子去医院挂水，有人又在图书馆碰到她，下课后看见学生紧紧跟着她……在嘴上自守的作家很多，但身体力行者甚少，朱婧却以静悄悄的方式，兀自做到了。我以为，做人的端庄，这一出自中国传统对文人的要求，因现代主义的叛逆，已被当代文人丢弃或遗忘，却意外在朱婧身上，失而复得，废而复举，实属可贵。我想，如果没有压力，她大概会像美国作家汤婷婷那样，以讲师身份执教至退休。但这一由做人演绎的未来，也不得不与现实妥协。数年前，她开始跟随何平，攻读博士学位。她的这一选择，使她真正摆脱了青春小说，令她的女性意识苏醒，成为进入现代小说的门扉。她读博期间写的小说，今年已结为小说集《猫选中的人》。她小说的细腻与微妙，与她生活的细腻与微妙，可以形成参照甚至互文，但她的小说不是对原型的摹写，这涉及她小说的生成方式。比如，印象中，她是东方志怪小说或幻想小说的粉丝，这会让她关注人与人关系的神秘机制，她再求助想象力，将之生发出来。

海涅曾认为：康德没什么生活故事。因为他既无生活，也无故事。我以为，海涅的未言之意是：那一切只在康德的精神生活中。我谈论朱婧时，面临类似的困境。若谈生活故事，她的求学、留校、教书、研究等，她的成家、育子、旅行、聚会等，皆是标准化的，并无鲜明的故事性。我以为，这是性格使然。隐忍、退避、谦恭的性格，令她的生活选择会退出一切冒险之举。记得有一年，南京作家与无锡剧场集体签约，我和她等一行人坐车去无锡，路上我与黄孝阳发生了一场辩论。事后，她表达了对这场辩论的羡慕，同时自省道，若换了她，她是没有勇气公开与人辩论的。她把一切争辩，从嘴上撤入内心。这让她的那颗独立之心，会更彻底地投入精神生活，使她成为一个纯粹的精神之人。她读博前一直研究电影，乍看是个研究选择，实则是内心对生活丰富性的渴求。以我的观察，迷恋电影的人中，生活单调的居多，电影容易成为他们生活故事的代偿。

有次聚会时碰见她，我聊起教书的趣事，说每学期总有男生下课后，陪我一直走到地铁站，走一路问一路……我的话成功引出了她的趣事。下课后陪她去地铁站的，皆为女生。路上，她和女生更为超凡脱俗，两人一前一后，一言不发。有个女生整整一学期，满足于默默地送老师去地铁站。我以为，那是一个真正懂她的学生。她的严谨、细致，会把说视为思想的深思熟虑，而未能说的那些，却是更广大的世界，只能靠灵犀相通的沉默去感受。据说，她着装最隆重的时候，是去上课。我想，这可能是她心目中，能给予学生的最高礼遇，而授课的一切审美趣味，也可以借着这一沉默的身教，额外发挥作用。

黄梵：诗人、小说家、副教授，出版有长篇小说《第十一诫》，诗集《月亮已失眠》，理论随笔集《人性的博物馆：七堂小说写作课》等。

黄梵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