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视频

作为《咬文嚼字》主编、语言文字学家的黄安靖，这30年都在密切观察着中国语言文字生活的风起云涌。网络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过去几千年语言文字生成与传播的路径，“流行语”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异常活跃，大有爆发之势。然而黄安靖也注意到，近年这样的态势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随着短视频的兴起，流行语似乎没有那么流行了。而在这样的潮起潮落之中，泥沙俱下也是常态。很多国民尤其是一些青年，说话写字变得随心所欲，对母语缺乏敬畏之心，这样的态势也让黄安靖这些语言文字学家们感到忧虑。

 ◆ “网络语言”正在消失 ◆ 

青年报·青春上海：请谈谈今年流行语的整体情况。为什么说“特征明显，爆款少”？

黄安靖：今年的流行语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是反映年轻人情绪的词比较多，但是爆款很少。前几年爆款很多，比如“后浪”之类。今年这种词很少。我觉得主要可能是与这两年短视频的崛起有关。这两年大家都习惯于刷短视频，短视频变成一个交流的平台，也是一个传播的平台。人们表达思想，展现语言智慧，都在视频上。

但是，因为短视频刚刚崛起，现在视频的接受人群可能还局限于90后和00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还有一个逐渐的理解、接受的过程。那么，从视频上传出的，那些有语言智慧的新词新语，如果要传播开来，还要有一个过程。

实际上当年网络崛起时的流行语传播也有这么一个过程。流行语一直都有，但到了网络时代就开始有一个分界。一开始《咬文嚼字》评十大流行语，我们除了看这流行语在网络流不流行之外，还要看在大众传媒上是否流行。大众传媒那时主要是“书报刊”。后来这个原则就被打破了，因为我们发现，基本上一个流行语在网络上开始出现，马上就会进入传统媒体，两个平台完全融为一体了。目前，短视频和传统媒体这样的边界还没有打开，并且短视频和网络传统平台之间的边界也没有打开。

从过去几年本刊发布的“十大流行”可以看出，基本上很难看出哪些是“网络流行语”哪些不是。据我观察，现在无疑进入了“全网络时代”，网络发挥的是“地基”作用，网络覆盖了一切，包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建立在网络这个基础之上。但是，作为一种语体，“网络语言”的特征逐渐在淡化，其个性正在模糊，甚至可以说“网络语言”正在消失。现在再提“网络语言”，意义逐渐不大了。

然而，短视频作为一种交流、传播平台，其使用人群、用语特征呈现出独特性，个性鲜明，并且有群集性。是不是已经形成新的语体“视频语言”，我觉得还不能马上做出这样的判断。不过，其特征目前还是明显的。今年我们评选的十大流行语，有40%到50%始发于短视频，但是它与传统媒体或者网络媒体的传统平台之间还存在边界，它流向全社会成为“全民流行语”，还有一个过程，所以很难一下形成爆款。这是我觉得今年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

青年报·青春上海：《咬文嚼字》流行语的评选为什么要坚持“社会学价值”和“语言学价值”两条标准缺一不可的？

黄安靖：这就涉及到语言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我稍微铺垫一下。《咬文嚼字》是2008年开始进行流行语评选的。本世纪初网络兴起，它不仅改变了传播方式，也成为了人们的交流平台。网络没兴起之前，人们的交流一般只是局限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交流，这种交流当然也会产生有智慧的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是在传统媒体的书报刊时代，那时普通老百姓的这种语言智慧没有办法进行传播，因为书报刊会有严格的把关，能够在书报刊上表达思想、展现语言智慧，一般只有少数社会精英才能做到，只有少数人能展示他们的智慧。但是，网络兴起改变了这种状态。网络兴起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言，他的语言智慧可以马上传播开来。这一下给我们的语言生活带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繁荣时代。

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上的新词新语新用法形成了一个爆发态势。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网络不像传统媒体，缺乏一种把关。传到网上的东西实际上是五花八门的，有些不符合我们讲的“社会学价值”，不文明的语词大量涌现。另外，还有一些不符合汉语规范、规律的东西也出来了，不符合我们讲的“语言学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引导变得很急迫。《咬文嚼字》进行十大流行语评选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引导方式。“社会学价值”和“语言学价值”，如果是要引导语言生活的话，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去引导。不然的话，网上新词新语蓬勃而发，也会对我们的语言肌体造成伤害，也会对我们的社会肌体造成伤害。

青年报·青春上海：过去有哪些词汇因为不符合这两条标准而落选流行语评选？

黄安靖：记得有一年评选出十大流行语，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小伙伴”。其实这个词也已经进入到评选的最后阶段了，差一点就要入选十大流行语了。刚好当时我们编辑部来了一个实习生，在评选会上她要我们注意“小伙伴”的来源。当时我们还以为是某个小学生的作文里传出来的。她说不是，其实这个词的流行跟当时一个网络视频有关，而在这个视频里，“小伙伴”指代的是不雅之物。后来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确实如此，就果断地将“小伙伴”放弃了。这就是因为不文明，不符合“社会学”的价值评判标准。回过头来看，我们是最早提出网络语言的“文明性”问题的，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至于“语言学价值”这条标准，我记得也是你最先报道的语言现象，就是“喜大普奔”“不明觉厉”“细思极恐”等四字格成语的问题。这种所谓四字格成语当时非常流行，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新形式不符合汉语的构词规则，不符合汉语的内部语法结构规律，所以我们也没有选。后来，许多学者也参与了相关讨论，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最初判断”。在全国你是最先发现、报道这一问题的，功不可没啊！

 ◆ 中国流行语呈暴发之势 ◆ 

青年报·青春上海：今年是《咬文解字》第18次评选年度十大流行语，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您，是重要的评审者之一，也见证了中国流行语的发展。您觉得，这18年来，中国流行语有哪些特点？又有怎样的趋势？

黄安靖：这些年我觉得语言生活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流行语的爆发，流行语变成了全民关注的常态。据我的观察，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网络的兴起，我前面也讲过，网络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展现语言智慧的平台，这促进了语言的繁荣。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短视频现在似乎在产生类似的作用，因为现在很多人将短视频变成自己的交流传播平台，短视频平台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并且现在的中老年人也在很快接受和接触。当然，短视频的作用和网络的作用，还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它对语言究竟能产生多大影响，还有待于观察。

流行语的传播不仅存在载体、传播方式的不一样，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区别。在网络兴起之前，新词新语基本上都是书报刊上出来的，应该说这些语词还是有一些书面色彩的，因为它们都经过了把关人的加工，这些语词实际上不是原生态的东西，哪怕是新的，它的书面色彩也比较浓厚。那么现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如果从语言特质来讲，现在部分流行语虽然还保留着书面色彩，但是可能是大量的口语化的东西传播得更快，并且变成了全社会的一个主流表达方式。比如说“被结婚”“被自杀”的这个“被”字的火爆，明显就是从民间生成的，如果是传统方式，作家和学者不会这么用，充当把关人的编辑也不会轻易放行。另外，还有“打酱油”“给力”这类词，都有明显的口语色彩。

青年报·青春上海：现在人们在使用母语的过程中还有哪些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网络是流行语的策源地，但也是损害语言规范的重灾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安靖：我觉得如果要客观地评价，网络对语言文字发展的贡献是主要的。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消极的一面是次要的。网络给我们的语言生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关于新词新语，好像有学者统计过，就是说在网络时代之前，语言绝对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现在语言太丰富多彩了，你每一年都会发现有很多新词新语冒出来，并且你自觉地去接受它，并且马上使用它。网络语言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语言库存。这个不仅是词库量的增加，也会给我们很多原有的词增加了它的含义。比如今年十大流行语中的“搭子”，这个词本来就是有的，但是在流行的背景下，这个词增加了新的含义。在语法结构上，也增加了许多新的表达。

当然，网络也有它消极的方面。因为网络由于技术等原因，它不像传统媒体那样层层把关，传统媒体有总编、编辑、校对等把关人，有“三审三校”等严格的把关程序，所以网络语言五花八门的，既有符合“社会学价值”和“语言学价值”标准的，也有不文明和不规范的。这里面我觉得就提出了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对管理者而言的。就是你怎么利用技术手段来做好这种把关，既不伤害我们普通民众的语言表达，不伤害他的语言创造力，又能对不规范的行为进行屏蔽。第二个挑战就是对普通民众来说的。我觉得普通网民应该自觉遵守规则。因为你要充分意识到你在网上讲话，不是个人谈话，而是面对全社会。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有一种自觉，就是审视自己的谈话是不是要符合“社会学价值”和“语言学价值”标准。所以我觉得对普通网民来说，这是一个提醒，一定要注意，既然是面向全社会，你要注意你的谈话方式和你的谈话内容。

青年报·青春上海：您是怎么走上语言文字研究这条道路的？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人们使用语言文字的哪些变化给你印象最为深刻？

黄安靖：我毕业之后在中学当过几年语文老师，后来考研究生就考到了上海。我研究生读的是文献学，也是跟语言文字有关的。1999年毕业就到了《咬文嚼字》编辑部，开始是做发稿编辑，后来是责任编辑，再到副主编、执行主编、主编。这样算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也有20多年了。对语言文字工作，我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如果说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应该是在语言文字规范方面。还是要分成网络前时代和网络后时代来说。网络前时代的语言文字，我觉得要比现在规范。我们发现语言的差错似乎没有现在这么多。一种原因是在网络前时代，那几代人他们养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作风。这当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当时的“语言产品”没有现在这么多。《咬文嚼字》前主编郝铭鉴先生曾经告诉我一件事，在网络前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编辑一年的工作量是编辑80万字。这个工作量使得编辑完全可以将每个字都认真审核，把它做成精品。但是网络后时代有一次我开会，有出版社老总就告诉我们，他现在每一个编辑每年的发稿量是40本书，我听了直接问领导，如果编辑发40本书的话，你的编辑能够保证每本书他看过一遍吗？我觉得他都没看过，他没时间。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差错自然而然是不是也会增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第二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网络语言的兴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并且网络语言兴起之后，马上在全社会传播开来，传播开来后在很短的时间就进入我们的语言库，被全民接受，许多还进入了权威的辞书。这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点。

 ◆ 语言文字是青年的核心能力 ◆ 

青年报·青春上海：对于青少年规范使用母语，您有什么建议？

黄安靖：在每个人的能力结构里面，语言文字能力是基础能力。今后你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你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并且我觉得语言文字还是一个核心能力，你其他能力很可能都是建立在语言文字这个能力基础之上的。我觉得青年人要意识到这一点。有人说，交流是否顺畅、成功，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交流，其实都基于语言文字能力。能力强的人交流起来马上就可以打破隔阂，能力不强的人，有想法也表达不出来，隔阂更是打不开。前不久华师大传播学院的一个本科生班级请我去给他们做一次交流，我当时也讲了，语言文字是青年人的核心能力，如果把语言文字能力这个基础打牢，你就会受用无穷，而且是终生受用。其他的一些能力你可以在工作中培养，而语言文字能力是要慢慢沉淀的。

现在的青年人喜欢在网络上或者视频中交流，那就是我前面说的，不管你在表达什么样的看法，你得注意，你不是个人在谈话，不是私下交流，你面对的是全社会，你是在面向全社会传播，那么你就要注意语言文字使用的准确性，还有就是，你的表达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

青年报·青春上海：上海作为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厚历史沉淀的城市，在流行语的开创与普及过程中是否有其独特的地区前沿性？

黄安靖：就语言文字来说，上海在全国的地位也是非常特殊的。曾经在前网络时代，有学者就专门研究过，当时新的流行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上海传出来的。特别是上海的报纸，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的发源地，媒体实力很强，许多新词一经在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便立刻传遍全国。这就像时装，当时上海人穿的衣服马上就会被全国人民模仿。这是城市实力决定的。当然，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因为网络它不是仅为某个城市服务的，它是全社会的，所以上海在语言文字的影响力的显著性上没有之前那么明显。当然，这种影响力在一定程度还是有的。比如今年的一个流行词“搭子”，就有人告诉我，她说“搭子”这个词，上海原来就有，是真正的上海方言。应该说，上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原有的影响力。

另外，如果从规范这个角度讲，我明显也感觉到上海的语言文字规范做得也是比较突出的。《咬文嚼字》这样的杂志为什么会在上海诞生？这就说明上海有一种包容的文化特质。在语言文字上，如果我错了，我欢迎你来“咬”，你挑出了错我就改，以此来促进语言文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前辈告诉我，《咬文嚼字》创刊之初举办过给作家挑错的活动，有两位上海作家专门打来电话询问，你们怎么不“咬”我呢？这就是一种包容的心态。我觉得，这决定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上海城市特质。

青年报·青春上海：在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期间，青春上海公众号曾经推出过以“双向奔赴”为题的推文，体现上海这座城市与青年同命运、共成长。从您的专业角度出发，您建议团属新媒体应该从何种渠道和角度来创建、运用流行语，从而进一步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的普及？

黄安靖：“双向奔赴”这个词也进入了我们今年十大流行语的榜单。这个词真的非常好，因为它适用的范围很广，可以用在普通民众的工作、生活上，也可以用在国与国之间。对于青年人，我觉得，“双向奔赴”也会给人以启发。我想说的是，青年人不是一个人独处，他们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里，这就有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生活在上海，我们就要积极融入这个城市，要根据这个城市的特征，来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有一个向城市奔赴的过程，这样才能为城市作出贡献，也能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途径。城市当然也是这样，应该向青年人奔赴，要跟上青年人的步伐，满足他们的需求，给青年人提供各种机会，创造各种适合青年人的条件，要建设一个包容的城市。当然，这种双向奔赴，也形成了上海的城市特色。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视频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