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

“中国”二字从何而来？中华文明为何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绵未断的古老文明？在新作《何以中国》中，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以地理为钥，从历史、文化与现实发展等多重视角，系统论述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传承，为理解“中国”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在他看来，地理既是命运的框架，也是理解的起点，而自己的学术之路，也不会因为年近八旬而停顿。80岁，会是他学术生涯的新起点。

  从地理角度，阐释“何以中国”  

Q：首先请您谈谈新书《何以中国》，书名的由来是什么？

A：这本书收录了我从2015年到2024年这十年间的文章。为什么叫《何以中国》呢？你看“中国”这两个字，最早代表最高统治者所在的城，也就是首都，以后慢慢扩大到全国，最终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名称，一直延续到现在。作为历史学者，我要梳理自身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当然，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一个人进行全面的研究是不现实的，我是研究历史地理的，所以就从我的专业出发，梳理和讨论“何以中国”这个问题。

比方说，我们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独立发展且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原因何在？这就与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北面是西伯利亚，东边是太平洋，南面有热带丛林，西面有青藏高原。这样的地理特征，为我们创造了独立发展的环境。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打进了印度，却无法进入中国，他被高原、高山挡住了。自古以来我们都能自给自足，从而保证了文明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中国物产丰富，外界对我们有很强的需求，丝绸之路就是这样产生的。外国人经此从中国获得丝绸、茶叶、陶瓷等，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域外的物品和知识，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既能保持独立性，也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这样才能保持绵延不绝的连续性。

Q：地理环境的影响确实很大，比如同样面对海洋，古代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A：西方的海洋文化主要源自地中海，地中海不大，而且周边都是人口稠密地区，无论是贸易还是交往，坐船出海的距离都不会太远，具有明显的交通优势。中国就不一样了，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出去什么都没有。苏东坡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对古人来说就是穷途末路了，还能再到哪里去呢？所以海洋没有给古代中国提供多少财富，充其量有“海盐之利”，但内陆有很多井盐，我们也不需要依赖海盐。在没有现代保鲜技术的情况下，海产品无法长距离运输，价值也不高。一直到实现工业化，能够开采海底的石油、天然气，海洋才成为聚宝盆。这些都离不开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Q：《何以中国》虽然聚焦中国历史，视野却延伸至全球。近年来全球史很火，您如何看待？

A：以前中国的历史学界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把历史分成中国史和世界史，讲世界史的时候不提中国，讲中国史的时候不讲世界，仿佛两者是不相关的。全球史就是要把中国放到整个世界来考察，把世界跟中国联系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像我这一代学者因为长期受的教育，还有自己的学术积累，往往缺乏这方面的基础，外语也就懂一两门，研究全球史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反过来，西方研究全球史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又不够了解，我读过几本流行的全球史著作，涉及中国的部分好多地方都是错误的。因此，虽然我认为当前的全球史热、历史热本身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不要满足，要真正写好全球史、构建全球史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历史要普及，但不全靠讲故事  

Q：收录在《何以中国》的文章大多深入浅出，是为了面向公众吗？

A：历史学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普及研究成果。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我们取得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公众往往还停留在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上。但是你不能怪公众，你不能说我出了重要的专著，任务就完成了，你不能要求公众都来看你的专著，对不对？我们应该去普及。

普及有两个层面。一是面向学术界的非本专业学者。比如我在历史学界，那么我的研究成果就要向文学、哲学、美学还有理工科普及。今天学科分得很细，一个专家，哪怕是院士，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对其他领域未必熟悉。第二个层面是面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甚至只要你认字，读得懂书，我们都要普及。比如我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属于学术专著，后来撰写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约30万字，主要面向非历史专业学者。最近我又写了一本《中国人口三千年》，薄薄的一本，那就是谁都能看懂的了。我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也是这样。

Q：有人认为要让大众喜欢历史，必须用讲故事的方式，您怎么看？

A：历史学者首先还是要尊重历史，这是底线。大众喜欢听历史故事，也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当然很好。但故事跟真实的历史毕竟是不同的，对不对？我是不讲故事的，这不是历史学者的责任。那么不讲故事的书能不能吸引公众来看？我认为是可以的。我最近出的这套书，包括《何以中国》《四海之内》《普天之下》等，都是大家看得懂的。我那本《统一与分裂》多次重印，估计印了20多万本，到现在也没听人说不好看、看不懂。

Q：读您的文章、听您的讲座，经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感到您的历史普及确实不是为了讲故事。

A：我前面说过，历史学者的任务是要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普及给公众，那就必然会纠正一些所谓的“常识”。怎么纠正呢？要把细节告诉大家。比方大运河，从宏观上说，它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大动脉，这没问题，但历史学者也要告诉大家，大运河的运力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大运河到了山东境内，从济宁到临清这一段，比其他河段高出40米左右，为了行船，在这一带建了40多个船闸。古代又没有机械，开关船闸要靠人工，效率不高。所以朝廷规定，要优先保证运粮船过去，然后才能轮到商船。而且也不是谁都能在运河上行船。我查了三四十种明清时期的史料，发现有严格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亲王才能从运河上走。这些细节讲出来你就明白了，运河的货运量有限，它最重要的职责是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以确保京城地区的粮食供应。

  追求无止境，80岁是新起点  

Q：您最近还出了一本《谭其骧学术传记》，我们都知道谭其骧是您的恩师，能谈一谈这本书吗？

A：当初出版社搞了一个选题，要从各个学科里选一位顶尖学者，为他写学术传记。历史地理学界就选择了谭其骧先生。谭先生的确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由于我之前写过《悠悠长水：谭其骧传》，所以这次就受托写谭先生的学术传记。我与谭先生除了师生之谊，还有一段很密切的关系——从1980年开始，我就担任谭先生的助手。那时候谭先生因为中风已经不良于行了，我跟他朝夕相处，对他的学术思想、道德品格，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所以由我撰写谭先生的学术传记是比较合适的。

Q：您觉得谭先生最值得后世学者学习的地方是什么？

A：谭先生一辈子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也一辈子为国家服务，服从国家利益。这是我跟谭先生相处十几年感触最深的。我经常说历史事实本身是客观的、中立的，但历史学家是有国界的，要服从国家利益。

Q：最后请您谈一谈，您在学术上有什么规划吗？

A：我都快80岁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已经退休20年了（笑），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精力、有能力做一些工作。我现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这是一份全职工作。同时呢，我还在复旦大学带研究生，承担一些科研任务，每年也要上报学术成果。

我现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我过往的研究，像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变迁，已经有了比较满意成果的，我要多做学术普及的工作。最近出的这几本书，比如《何以中国》《也是读书》，还有即将出版的一本历史地理学的讲义，都是这方面的内容。同时我还会思考一些新问题。去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人类文明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物质层面，一条是精神层面。这方面我刚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有精力的话要好好做下去。这个题目做好了，应该是我个人研究的一大突破。至于其他的，就要留给年轻人去做了。

Q：但您还是很关注前沿学科的，今年7月份还参加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能谈一谈您对AI的看法吗？

A：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文社会科学分论坛上面做了个演讲，题目是“人文应该成为AI的灵魂”。我在会上说了，人文还将引领未来、引领科学技术。我认为现在存在一种不重视人文、贬斥人文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一些反智的言论，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作用，全世界都有这个倾向。我认为这需要我们人文学者进行思考，出来说一些话。我在2025上海书展上也讲，我们的未来不能被资本、技术绑架。现在有人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夸大它的作用，其实是站在资本、技术的立场上的，而人文学者要站在人类的价值立场上。所以我一直提醒我的同行、学生，要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要起到用人文来引领科学技术的作用。我想我没有精力在这方面做深入研究，但是我可以思考，提出看法。未来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投入历史地理，就像我今年5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小文章说的：“时空无限，学术无涯。我对历史地理的追求永远会有新的目标，80岁是新起点。”

葛剑雄：

1945年生，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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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