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见习记者 朱彬/文、图、视频

说起文献你会想到什么？书籍、报纸，但乐器肯定不会在名单之列。今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曾侯乙编钟作为“文献遗产”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刷新了我们的认识。曾侯乙编钟为何能进入世界级名录？它们究竟有何奇特之处？9月27日下午，围绕这些问题，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助理研究员邢媛通过楚墓中出土的编钟，带大家走进了楚文化的音乐世界。

  ※  从“一钟一音”到“一钟双音”  ※  

全国出土的十几座楚墓中，涉及音乐文物的屈指可数。包括信阳长台关楚墓、当阳季家湖古城址、曾侯乙墓、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群。1957年，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了一套13枚的编钟。研究人员为其进行测音，发现只有13个音，分别为F调的“fa、so、la、do、re、mi、fa、so、la、do、re、mi、fa”，没有“si”。

刚建国不久，这套出土的编钟便被用来演奏《东方红》这首曲子。但要完成这首曲目的演奏，又必须有“si”音。怎么办呢？演奏人员便在编钟的各个部位找，最终在“枚”这个部位找到了“si”这个音高，“对付着”完成了这首曲子的录制。此次录制也使得编钟的声音得以有了音响档案，日后得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时播放。

在曾侯乙墓出土之前，大家对编钟的音响效果没有全面的认识，普遍认为编钟是一钟一音。1977年3至5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音乐学者到陕西、甘肃、山西、河南实地考察后，黄翔鹏写了关于《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和我国音阶发展史的问题》的文章，提出先秦编钟是具有“一钟双音”的。因文章篇幅过长，1978年5月，出版社发表了上篇。但由于种种原因，下篇并未及时发表。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同年5月，湖北随县发现曾侯乙墓。其中发现有编钟一共65件。出土时，编钟均挂在架子上，“这意味着它们在地底下‘站’了2000多年”。在研究人员对64件编钟测音后，得出了正鼓音和侧鼓音的测音报告。邢媛指出，“一钟双音”自此逐渐成为学界普遍共识。

  ※  从“音响无文”到“声文同频”  ※  

编钟，一种悬挂式敲击发声的具有一定音阶调式的旋律乐器，在学科分类上也被称为体振动（鸣）乐器的代表。这种乐器为何能发出两种音？

“其关键在于青铜编钟的形制。”邢媛介绍，编钟的横截面近似椭圆，又称“合瓦形”——就像是两片扣合住的瓦片。在中鼓位和侧鼓位两个不同的位置敲击，振动模式是不同的。

在同一个钟壳的不同部位能够敲出高度不同的两个音，这种钟就称为“双音钟”。一个在编钟的正中位置，称为“正鼓音”，一个在编钟的两个旁侧位置，称为“侧鼓音”。

众所周知，声音具有转瞬即逝的特性，除非记录下来，否则我们难以将其再现。人类借助留声机记录声音的历史不过150多年。而中国的乐器却有上千年的历史。如何把声音保留下来让后人听到历史的钧天之乐？乐器留存是关键的一环，而乐器上的文字更是至为重要。

曾侯乙编钟将有声的音响与无声的文字对应了起来。其上共有3755字铭文，其中有29个律名，37个阶名和变化音名。与跃然纸上的文字和文献、档案相区别，曾侯乙编钟的文字是呈现在乐器上的。

编钟的钲部、鼓部，甚至挂编钟的架子上都有文字，记录了编钟的音高及当时的乐律理论。正鼓音与侧鼓音一般成大小三度关系。大小三度是乐理知识中的一种概念，表明音与音之间的距离。“两个全音的三度是大三度，一全一半的三度是小三度。譬如do和mi之间是一个大三度，re和fa之间是一个小三度。”正由于实测音高与曾侯乙编钟铭文基本吻合，曾侯乙编钟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公元前5世纪声文对应的乐律档案文献。

  ※  从“文化差异”到“文化自信”  ※  

按照“一钟两音”的配置，一套65枚编钟便有100多个音，这比只有88个音的西方乐器之王钢琴的数量更多。而按照现代西方十二音律体系，曾侯乙编钟也都可以一一找到相应律名。“如现代律名F，可以对应楚律的‘浊新钟’，周律的‘仲吕’。这不但表明乐律与先秦时期的其他度量衡一样，各地不一，而且提供了与当时‘标准律（周律）’的对应方法。”

“这个发现告诉我们2400多年前古人就在使用十二音律体系。”邢媛认为，这不仅证明了中国古代双音钟的存在，也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的楚国乐律学和声学高度发达。因此，乐器不仅是一种声音的载体，一种历史的实物文献，更是一种档案的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与曾侯乙编钟一起出土的乐器镈上记有文字“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之阳楚，王配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之阳，其永作器用享”，点明了这件镈的由来和主人，由此也牵扯出墓主人的身份。“在此之前，曾国是没有被发现有文献记载的，但曾侯乙墓却呈现出了先秦时期这样一段历史，且这样一个没有文献记载的国家竟然还有这样规模的编钟。”这也解释了曾侯乙墓为何被称为世界考古的第八大奇迹。

“这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邢媛说，但20年前在她读书的时代，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对传统文化都不自信。她毫不夸张地描述那个时代，“当时音乐学院管弦系的同学背着小提琴在学校里面是昂首挺胸地走路，而民乐的同学都将自己的乐器插在袖管里面或者藏起来”。面对东方乐器博物馆的听众，她讲述了十几年的乐器文化，并将自己定位为“喋喋不休的传统文化的布道者”。在她看来，通过挖掘这些文物故事，可以让一代人真正从骨子里生出文化自信。

青年报·青春上海见习记者 朱彬/文、图、视频

编辑：李宇婷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