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玉冰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近年来，悬疑推理类小说与影视作品持续受到公众关注，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中的重要类型。不过，针对其创作群体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战玉冰通过对法医秦明、马伯庸、陈思诚等一线创作者的访谈，梳理中国悬疑推理创作的发展脉络与现状，解密了马伯庸、陈思诚等人的叙事技巧和类型化探索。他发现，风靡一时的“反叙事”倾向逐渐逆转，当代作家重新开始讲故事，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化出现融合趋势。而文学也由此在短剧的汹涌浪潮中，锚定自身的独特价值与坚守。

  包拯和福尔摩斯交接班  

生活周刊：无论小说还是影视剧，悬疑推理类作品一直很火，不过聚焦创作者的研究不多，你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本访谈录的？

战玉冰：我之前主要研究近现代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史，最近几年把研究范围延伸到了当代。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悬疑推理作家、作品数量非常多，类型也很多元，但还没有人做过系统梳理。我想再过20年，“当下”也就成为“历史”。我们作为今天的“在场者”，应该趁这些作家还在，一切经验和记忆也都还比较鲜活，抓紧进入现场，留下一手的口述材料。我第一批访谈了13个人，有写刑侦的法医秦明、写历史悬疑的马伯庸，还有几位小众赛道的本格作家，尽量囊括每一种风格。而且范围不局限于小说，游戏设计师吴非、话剧导演林奕、电影导演陈思诚也都是我的访谈对象。以后我还会将访谈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推理综艺的编剧、非虚构罪案类写作者等，预计是以三本书的体量，总计采访40人左右，力求覆盖当代中国悬疑推理类题材的各种面向和主要创作群体。

生活周刊：悬疑推理还可以细分出很多类型，比如历史派、社会派、本格派，哪一类更受欢迎？

战玉冰：历史悬疑和社会派推理的大众接受程度更高一些，这两类作品也比较适合影视改编。相对而言，中国的本格推理始终很小众。这或许是因为本格派以逻辑解谜为核心，非常硬核，读者市场比较受限。当然，反过来说，“本格谜”也因此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能并不那么多，但垂直程度却很高的作者和读者群体。比如推理小说主题书店“谜芸馆”主理人时晨、专攻密室推理小说的孙沁文等，都有着自己比较稳定和忠实的支持者群体。

生活周刊：访谈中好几位悬疑推理作家都提到自己是读福尔摩斯“入坑”的，看来这个IP影响是很大的。

战玉冰：是的，从1896年张坤德翻译第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起，福尔摩斯就开始风靡大江南北，也涌现出不少效仿者。比如，1909年“南风亭长”创作了我国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中国侦探：罗师福》，从它的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师福”，就是“师从福尔摩斯”；后来程小青更是塑造了“东方福尔摩斯”霍桑这一本土侦探形象，并且凭借“霍桑探案”系列小说，成为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侦探小说家。

20世纪中叶福尔摩斯在中国的传播曾沉寂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又再度兴起；并且在新世纪以来，借助一波又一波的影视剧热潮不断收获新的读者。比如小罗伯特·唐尼和裘德·洛主演的系列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卷福”主演的英剧《神探夏洛克》等。这些作品引发粉丝创作了大量同人漫画、同人小说。在新的网络文化与粉丝文化语境下，诞生于139年前的福尔摩斯照样如鱼得水，展现出持久的文化生命力。

《唐朝诡事录》剧照。

生活周刊：悬疑推理小说为什么能持续发挥影响力，而《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却走向式微？

战玉冰：两者虽然题材相同，内核还是很不一样的。公案小说强调查案者的道德品质，只要他铁面无私，真相就能水落石出。《包公案》里的包大人甚至借助冤魂托梦或阴风指路来破案，查案的能力和技巧反倒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公案小说的目的是教化民众，通过渲染包大人料事如神、无案不破，提醒读者切勿作奸犯科。而以《福尔摩斯探案集》为代表的悬疑推理小说兴起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逻辑推理既是人们的思维工具，也是休闲时的益智玩具，小说更关注查案者的智慧，强调运用推理破案。整体上来说，公案小说是一种前现代小说类型，侦探小说是一种现代小说类型，而中国历史上的这条“现代”的变更线大概就出现在清末，这也正是这两种小说彼此交替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包拯和福尔摩斯交接班”。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公案小说就完全从历史上退场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拯、狄仁杰依旧是民间耳熟能详的国民级IP。在新世纪，这些清官也借助侦探推理小说的改造而再度归来，比如《少年包青天》《神探狄仁杰》，一直到近年来特别火的《唐朝诡事录》等，都可以视为公案小说侦探化的类型融合结果。

  马伯庸，类型小说的成功  

生活周刊：进入本世纪，悬疑推理小说迎来了创作高峰，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法医秦明》似乎仍然在刑侦文学这条延长线上？

战玉冰：秦明和雷米都属于广义上的刑侦文学，但他们也都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类小说进行了升级换代。比如雷米通过《心理罪》系列向中国读者和观众普及了犯罪心理学和心理画像技术，秦明更是将自己的小说和法医这个职业深度捆绑。但从他们的小说中我们也能看出历史的延续，比如20世纪90年代海岩的作品着重塑造个人情感生活，推理味相对就比较弱。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形成了更成熟的都市受众，他们对专业化、职业化、技术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医秦明的小说就呼应了这种趋势。

在《永不瞑目》和《法医秦明》系列、《心理罪》系列之间，折射出了巨大的时代变迁。

生活周刊：那么马伯庸这样的历史悬疑小说是如何兴起的？

战玉冰：这其实和2004年前后的“丹·布朗热”有关。那一年丹·布朗的历史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中译本出版，引起热潮。马伯庸、陈渐、冶文彪等作家受到启发，开始用类型小说讲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历史上有取之不尽的故事资源，成熟的悬疑类型又保障了故事本身的可读性，这种写法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创作热潮。

而近两年，随着剧集《长安十二时辰》的“出圈”，古风悬疑影视剧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国产剧类型。刚才说的那几位作者，他们写于大约十年前的历史悬疑小说，最近两年都集中获得了影视改编的机会。

生活周刊：马伯庸的小说为什么好读，能戳中人心？

战玉冰：他很擅长从历史故事中挖掘出能和当代人产生共鸣的情绪点，比如《太白金星有点烦》讲述职场烦恼、《长安的荔枝》吐露打工人心声。而在具体讲故事时，他又能娴熟地运用类型小说的技巧，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描绘一幅准确、翔实的小说地图。比如《长安十二时辰》的情节都是在长安的坊市里展开的，《长安的荔枝》勾勒了荔枝物流图，《两京十五日》里则有漕运图。清晰的小说地图有助于在虚构的故事中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还能呈现出一条明确的人物动线，让读者更容易进入和把握故事。马伯庸的另一个秘诀是“倒计时”，让主人公必须在十二个时辰之内抓住狼卫、保卫长安，在荔枝变质前将其从岭南送到长安，在十五天里从南京赶往北京……这保证了情节的紧凑性和紧张感。地图学、倒计时加职场共鸣点，在我看来是马伯庸历史悬疑小说成功的三大法宝。

《长安十二时辰》通过“倒计时”手法强化了情节的紧凑性和紧张感。图为剧集剧照。

生活周刊：从这个角度说，马伯庸的成功是类型小说的成功。

战玉冰：我认为这会是一个大趋势，会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包括严肃文学作家——借鉴悬疑推理类型，比如东西的《回响》、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

生活周刊：你把双雪涛也归入悬疑推理作家吗？

战玉冰：你不觉得《平原上的摩西》是使用了悬疑小说的框架吗？其实欧洲早就有这种情况，埃科、帕慕克都曾经这么尝试过。而且悬疑推理这种形式是很适合探讨历史、人性等严肃议题的，以电视剧为例，前两年热播的《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在我看来都是套着悬疑剧外壳的年代剧。

  走向悬疑，是为了找回读者  

生活周刊：过去几十年，反叙事、反故事是创作的主流，但从你的观察看，现在似乎出现了向讲故事回归的倾向？

战玉冰：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向内转”的趋势，于是有了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和强化，先锋文学、私人写作随之兴起。这当然有时代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走到极致以后，你会发现中国当代小说几乎就不讲故事了，作者往往执着在某个情绪上不停地挣扎，而这种挣扎又无法让读者共情，导致文学和读者割裂、脱节，越来越自我封闭化。

问题在于，写作不可能仅仅面向自身，你的文本总要给人看，要产生交流互动吧？而现在的状况是，大众不关心文学，一部小说可能在圈内饱受好评，诸多奖项加身，但大众根本毫不关心，用王蒙的话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于是这两年文学开始“向外转”，严肃作家越来越多地采用悬疑推理或其他类型小说的框架。这个框架的好处是：一方面能把一部分被短视频、短剧拐跑的读者拉回来；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作者的个人表达。不只悬疑推理这个类型，还有科幻、奇幻，像陈春成的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内核是严肃的，但其中也借助了不少科幻、奇幻等元素。

生活周刊：这是否意味着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通俗文学合流了？

战玉冰：这要分两个维度来看。首先，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并非对立，甚至是可以转化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本来就是给大众看的，《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里就有不少八卦剧情。英国作家狄更斯当年也是通俗作家，他的《雾都孤儿》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主要读者是伦敦的家庭主妇。包括金庸，从通俗文学代表到进入学术殿堂，最近几十年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经典化了。所以雅俗的界限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区分。

当然了，你是想借助通俗的外壳，表达一些严肃的东西，还是就想讲一个通俗的故事，让读者爽一下，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但在中间地带的创作者往往就不那么容易区分，比如很多类型文学作者也会在作品里探讨一些严肃议题。

生活周刊：作家写悬疑推理小说是要把读者拉回来，重新建立和大众的联系，不过在短视频、短剧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是否可能，小说这种形式会不会被取代？

战玉冰：这我无法预料，不过可以简单说说我的看法。一方面，读小说需要主动参与。首先你要读懂文字符号，然后进行解码，将它们转化成语义，最后在脑海里构建画面、串联情节。这本身就是一种带有主动性的思考过程，促使人走向内心。而短视频、短剧，也包括一些奇观电影，直接给观众以官能性刺激，不太需要你思考，让你在视觉表象的连续冲击中“目不暇接”。从这一点来看，文学对于打开人的内心深度世界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另一方面，不同媒介有不同特性，有些表达只有文学才能承载。比如《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文学，林黛玉、薛宝钗以文字的形式来呈现可能是最好的，一旦具象化，变得可见了，也就意味着读者失去了想象的空间。哪怕是属于类型文学的本格推理小说，其中经常运用的叙述性诡计或建筑诡计，魅力正在于文字所营造的逻辑迷宫和静态推演，高度依赖读者和文本之间的思维互动，恰恰不适合视觉化呈现。

▎战玉冰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侦探小说史、类型文学与大众文化等。著有《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图说福尔摩斯中国变形记》《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等。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