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2023年初，电视剧《狂飙》席卷荧屏，高启强那句“我想吃鱼了”成了街头巷尾的流行语。高瑞嘉也看了这部剧，但作为知名的音乐剧导演，他的第一反应是职业本能：《狂飙》能改音乐剧吗？他当时的答案是否定的。

彼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三年后的自己会站在上海西岸大剧院的排练厅里，为音乐剧版《狂飙》即将到来的正式亮相，“经常性开会开到夜里12点”——2026年4月8日，这部由他执导的作品将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就像他从2010年起就正式踏入的这个职业音乐剧圈，亦一路“狂飙”至今日的模样。但站在“一线高产导演”的高处，高瑞嘉却突然发现自己变得迷茫，年过四十，处处是“惑”，“有点看不清这个行业的未来”。

于是他决定，像改《狂飙》一样，多做减法，偶尔做加法，“慢下来”“放一放”，“导演的黄金期其实很短，希望能出几部作品”。

  ◆  “好作品不用担心冷却”  ◆  

黄浦江畔，西岸大剧院的排练厅内，郑棋元正在和毋子玥一点一点磨着细节，不满意就一遍遍重来。高瑞嘉场边看着，不时上去给出自己的意见。郑棋元曾说，高启强的角色是他“唱过的最难的角色”，另一位饰演高启强的主演刘令飞同样兴奋，说“充满矛盾性的角色是每个演员都想挑战的”。

这些一线音乐剧演员，对挑战高启强这一角色都相当期待，但高瑞嘉当初是一点也没想到要改编《狂飙》。“从职业角度来说，你看任何一部电视剧都会不自觉地去想，如果它改成音乐剧会是什么样，看《狂飙》时我也想了，但马上就放弃了，因为它的情节故事太复杂。”

从电视剧到音乐剧，跨度不只是媒介的转换。

39集的体量，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跨越二十年的时间线，还有那些被观众反复品味的“名场面”——高启强从鱼贩子到黑老大的蜕变，安欣二十年如一日的执念，每一个细节都被电视剧的镜头语言刻画得入木三分。电视剧里，演员一个眼神、一次手指的颤抖，观众就能读出内心。但在舞台上，演员必须把它放大——放大到一千多人的剧场里最后一排也能感受到。“是不是很难？”高瑞嘉笑问。

不过，西岸大剧院2023年夏天就选择了要改编它，拿去和版权方谈判的“资本和诚意”之一，就是成熟的主创团队。词曲兼音乐总监胡水、编剧李金薇都是90后，和导演高瑞嘉合作过很多次，能力彼此认可。制作方觉得对这个团队来说，改编不是难点，“丰富的电视剧故事和素材，其实可以为音乐剧找到好的改编小切口。”西岸大剧院总经理宋扬说。

高瑞嘉认可这一说法，并接受了邀约，因为他发现，李金薇找到了突破口。“她没有复制电视剧。电视剧已经在了，复制它意义不大。”高瑞嘉发现，编剧把大量的人物情感、内心的东西提炼了出来，“这些更适合音乐剧一些。”最终，音乐剧版《狂飙》确立了一个核心主题：欲望、人性与选择。

“我们最开始都是善良的。”高瑞嘉这样解释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安欣一直觉得，这么多年的后果可能都源于他当初伸出了善良的手。他困在这个执念里走不出来。而高启强，他也是在时代的变化中，一步一步被推着走到了那个位置。当欲望来了，当时代的大环境变了，人在善恶的天平上就会倾斜。”

敲定了思路，近3年来，就是不断细化、调整、完善剧本，电视剧版导演徐纪周甚至亲身当起了监制，一方面鼓励他们不用太考虑电视剧，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在专业上把关提意见。“剧本我们现在排练还在磨，有好的想法，我会马上和团队商量，有时候他们赞同，有时候他们激烈反对，但我的习惯是拿到排练场上去实地检验。”

音乐剧版《狂飙》逐渐成型。胡水为这部剧写了26首原创歌曲，成为高瑞嘉浓缩39集电视剧内容的砝码，“有很多情节，观众会发现电视剧演了三四集的东西，在这儿可能就是三分钟的一首歌，它就讲清楚了”。3月初，《狂飙》举办了一场独特的发布会，向媒体和观众发布了三首歌，包括高启强的《下一秒》，这也是高瑞嘉最喜欢的音乐剧版场景之一，“这是高启强黑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整首歌把他的内心挣扎、抉择、崩溃、重生，全部浓缩进去了”。

浓缩主要是做减法，除了“监狱初见面”“天台拉入伙”“最后上刑场”等让观众念念不忘的名场面保留，高瑞嘉期待生发音乐剧版的名场面。他定义的名场面之一，来自舞美——舞台整体构想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依靠这个漩涡，我们生发了很多构思，比如在高启强要抉择的时候，通过群舞，把他强烈的内心挣扎外化表达出来，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没有的，”他说，“这是音乐剧的魅力。”

关于“时效”的担心，高瑞嘉从来没有过，虽然电视剧的热播已经过去了3年。“每一个年代都有一部国民剧的话，《狂飙》就是这样的经典，它的热度、里面角色所表达的东西，都会持续很久，不用担心冷却。”

  ◆  “行业一路狂飙到了十字路口”  ◆  

《狂飙》和它独有的时代变迁的质感，其实和高瑞嘉所从事的音乐剧行业很像。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他，2010年开始系统接触人生第一部市场化的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随即，中外多方投资的亚洲联创2011年正式成立，开始有意识在上海打造音乐剧，同一年，后来被视为中国音乐剧“桥头堡”的上海文化广场重建后开业，音乐剧在上海率先开始了加速，直至今天的“狂飙”。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妈妈咪呀！》中文版是首次系统性接触伦敦西区这样国际音乐剧重镇的运作方式，这部剧堪称对中国音乐剧全行业的一次集体启蒙。”在此之前，中国的音乐剧行业称之为“音乐剧市场”更合适——有大剧来演，也有观众要看，但自己的人才寥寥，“就像这部剧，当年要选中年演员，找不到；舞蹈演员合适的，很难挑；即使是青年角色，外方团队也觉得没有达到他们最理想的状态。甚至，舞台监督这个岗位，行业也是缺失的，因为以前我们觉得舞监就是通知一下各部门准备什么，但真正系统的音乐剧舞监，其实要负责的工作范围非常庞大。”

这个剧组，走出来不少活跃在音乐剧舞台的人，包括冒海飞、于晓璘以及去演电影的尹正等演员，音乐总监魏诗泉、舞蹈编导刘艾等，让这个剧组以及制作该剧的亚洲联创，被誉为“中国音乐剧的黄埔军校”。高瑞嘉自己也从那个时期开始，一路见证了音乐剧在中国的高速发展。

如今，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已经很成体系，尤其在上海，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受众群。2025年，上海大剧院的引进剧《悲惨世界》刷新了多项票房纪录，成为全城热点，但国产原创剧、改编剧或国外IP的中文版等本土制作音乐剧，同样成绩耀眼。高瑞嘉此前执导的原创音乐剧《隐婚男女》，曾在颇具影响力的韩国大邱音乐剧节夺得最佳国际音乐剧奖，他执导的《粉丝来信》中文版，今年将开启第九轮的全国巡演。

短期内“狂飙”得来的成绩，根基稳不稳，值得探讨，但他觉得两极分化是必然。“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的，好的东西就卖得爆掉，卖得不好就会垮掉，可能大家都只想去追逐好的东西，就导致这个赛道越来越窄、越来越拥挤。”

他唯一担心的，是观众在社媒上的情绪化发言，经常会引导大众，让两极分化严重，没有太多在争议中前行的剧。在他看来，当下一打开社交媒体，经常会有“现在中国音乐剧跟中国足球一样了”的错觉，“我是个社恐，不会主动去跟观众、粉丝交流，但我一般会在首演后花个两三天集中浏览一下社媒上的评论，把好的骂的，都吸收一下，然后就完全屏蔽掉不看了”。理性分析，远离情绪，是他应对新生代观众崛起后观演习惯的方式。

都说四十不惑，高瑞嘉笑言自己怎么“年过四十全是惑”。2016年左右，高瑞嘉对行业的发展速度有着“非常深刻”的体验，因为他能感受到，“有一个巨大的从没看过音乐剧的群体，要过来了”，但如今他看得“很是迷茫”，“现在我无法看清楚音乐剧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戴尔·卡耐基在《人性的优秀》读书笔记中，引用过一位史学家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是做手边清楚的事”。中国五代时期的冯道也有一句类似的诗句流传千古，“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专注当下的工作，成为了高瑞嘉对抗不确定性的选择：回上戏和学弟学妹们排一部戏，去文化广场做音乐剧的专业普及。“其实现在像专业演员，这一批是有一点断层的，大学需要引进特别先进的音乐剧教育理念和训练方式，实战也特别重要，所以还是有很多‘筑底’的工作要去做。”

  ◆  “我期待能和观众像武学高手般较量”  ◆  

相比于在行业未来上的“惑”，高瑞嘉坚定的“不惑”，给了他自己人生剧本中的“十字路口时刻”。

40岁刚出头，正是导演这个职业的黄金期，经验、资历、人脉，都是一名优秀导演的基本面。“我在这一点上，不惑，因为所谓的黄金期其实很短很短，我希望能在这个时期，做到几部（自己满意的）作品，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为此，他决定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现在八九成的时间都是在做戏，跟戏有关，但接下来我要让自己有点松弛感，放一放，稍微少一点戏——我去年一年做了4部戏，我觉得一年2部会更合适，这样可以专注地看一些剧本。”

他想尝试做偏社会性的现实题材音乐剧，比如校园霸凌等“和青年习惯的社会话题”，“话剧在做，但音乐剧很少做”。他并非跟风，从一名导演的视角，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当下的年轻人“都想去深入解决当下的一些问题，即使解决不了，也会去抱怨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有一些艺术作品能和他们去探讨这些话题的”，“太简单的Happy Ending，大家反而会觉得‘怎么就这？’”

他的思路，和当下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等国际音乐剧重镇的题材拓宽，不谋而合。“他们也不再只做太娱乐性的，也开始有一些社会话题、有一些思考在里面，其实大家都在时代的洪流中自我调整。”他说。

高瑞嘉是大众眼中的音乐剧知名导演，但上戏导演系科班出身的他，标签其实是“跨界而高产”——在音乐剧、话剧、影视剧领域，他都有涉猎，且有不少代表作。

“我其实还想做舞剧。现在的剧场艺术，不说话会特别好。少说话，用意识层面的共鸣，视觉化的舞剧更符合现在的表达。”说这话的时候，他笑得眼睛发亮，似乎很符合他社恐的人设。

他解释了自己的观察：“随着AI的到来，语言这个东西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有些词AI也能写了，人怎么能写得比AI更好？这对编剧是极大的考验。但灵魂层面的共鸣，人类还是独有的。舞剧很适合这种表达。”

高瑞嘉从不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导演作品”，他很期待和所有主创一起“共同炒好一盘菜”，但怎么为创作能力充电，“社恐”人士的方式都差不多，就是一个人去生活中汲取养分能量：除了一个人刷B站的纪录片，作为“重度户外爱好者”，他会一个人去徒步、爬雪山，“像洗衣机一样把自己的内心完全洗一遍，再丢回这个舞台”；作为“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爱好者”，西岸大剧院还没开业时他就自己经常来，看美术馆、油罐这些“好看的建筑房子”，去参观一些建筑大师们的作品……

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像改编《狂飙》一样做“加减法”，把自己丰富的、繁杂的、深刻的人生阅历，凝聚在剧中时，他期待能和观众们完成更高层面的精神交流。“当然有人会说观众是衣食父母，但我不希望这样，我觉得主创和观众更应该像是两个武学高手的巅峰较量。我出一招，你能不能接到？你没接到，给我什么回馈？我知道这招没打到你，我再想一招。你接到了，回馈给我，我就知道你原来有这个反应。”

“不是观众要什么，我就给什么。”能拥有这样高质量的精神对话，大概是所有真正创作者写入基因的理想。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