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文 受访者/图

拍完《觉醒年代》后，导演张永新看了很多剧本，但都没有让他特别心动的，直到《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剧本通过总制片人穆小勇送到他手里。“用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做剧名，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它自带着一种跨越山河的厚重与悲壮。”他告诉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自己认真读了这个剧本，不断被感动，“像剧本中后部，张汝贤老太爷（主角张云魁的父亲）的一场‘重场戏’，看得我泪流不止。”

于是有了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4月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同步播出后，它“战火与炊烟”双线叙事的结构之精妙，中秋月和染血棉花等意象之深刻，新四军军装臂章演变细节之考究，演员片场和观众泪点同步的情感之真挚，都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

  ==  初遇剧本  ==  

2021年，张永新导演精心打磨多年的作品《觉醒年代》播出后，火爆全国，成为现象级作品。他没有急着接拍新内容，而是开始潜心发掘新剧本。

同一片时空下，吴楠、卞智弘、田雨联合创作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已经等待多年，一度投拍，却无疾而终。有人觉得“适合拍个抗战爽剧”，但三位编剧不甘。终于，他们等来了上海定时文化的穆小勇，后者“看后，喜欢，从此念念不忘”。

两条轨道就此交汇。在穆小勇的牵线下，张永新看到了剧本，并于2023年春天决定接拍。

“因为我个人的创作兴趣和成长经历，我一直渴望能够拍一部不一样的抗战剧，能够用平民视角去看那段大历史，”张永新是山东人，从小听家中老人讲述抗战的故事，“这个本子天然就是这个视角，对当下观众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视角。”

吸引他的首先是剧名《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句国人熟知的岳飞词句，用作剧名既隐喻着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颠沛流离，也寄托着国人对家国团圆的深切期盼，“这个剧名太准确了。它带给我太多的联想，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迁徙，还是时间意义上的坚守，都精准契合了我们想讲述的故事内核”。内容更让他欣喜，“我看到了作品的深度，我也能够想象到广度，我希望自己能够呈现它的温度”。

但被观众誉为“历史正剧标杆”的张永新，并未照单全收编剧的思路，“我和编剧老师们沟通这部戏时就说，我有对它的大赞赏，也有对它的不满足”。

“不满足”源于故事过于传奇。这部作品早期一度更名为《厨子和将军》，还被一些人认为是“爽剧”，都是因为剧中的传奇性。“我跟编剧老师沟通时说，能不能传奇性的故事少一些，从地里‘长’出来的故事多一些？”他不想塑造过于传奇的英雄，而是想真实展现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本能与坚守，以及他们的恐惧、挣扎、觉醒与牺牲。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大历史背景，是淞沪会战的爆发。建组后，为了让故事更具真实感，张永新特意邀请了专家担任历史民俗顾问，一场跨越上海的史实考据之旅就此展开。“比如石库门的物价问题，一块肥皂多少钱？多少法币能兑换一块银元？这些细节还存在着时间维度的变量，比如日本占领时的‘大道市政府’，和后来在上海的汪伪政权，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张永新说，“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个‘大王’一换，细节全部都要变。”

上海社会的民俗风情要考据，军事上的细节更是不容丝毫差池。“新四军的军装臂章，在皖南事变之前是一种样式，在那之后我党重建新四军军部，臂章又是自主设计的新样式。”他说，这种细微的变化可能一般观众不会观察这么仔细，但是“懂得军史、懂得历史的人一眼就能看到”，“假如一个臂章存在失误，观众就会对你的团队的执行能力产生质疑。这个质疑一旦扩散，会否定你所有的创作。”

  ==  战火与炊烟  ==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叙事极有特色，用双线叙事的结构，让“战火与炊烟”互为镜像，又用双重倒叙的方式，“像手拿放大镜慢慢逼近我们要观察的主体”。

虽然为了“从地里长出来”，这部剧放弃了很多戏剧性，但它巧妙的戏剧架构未曾有丝毫的动摇。并行的双线，一边是旅长张云魁带领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直面枪林弹雨与生死考验；一边是丁玉娇、孟万福等普通人在后方挣扎求生，在柴米油盐中坚守底线、传递希望。

“战场与烟火，看似是两个极端，但在那个年代，它们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当我们把战场拉到人间烟火里来的时候，那么硝烟战火就和烟火裹挟在一起了。所谓的安全区有没有硝烟？我觉得它的硝烟依然存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丝毫不弱于战场上的残酷。”他举了丁玉娇、孟万福、张汝贤等角色的例子，“宁静之下的狰狞，貌似平静背后的波谲云诡，反而更把一个人逼到绝境——你的尊严、人格、国格，你的价值观，何去何从？你是跪着，还是站着？”

这种结构带来的碰撞，他说“具有天然的戏剧性”，“我们去挖掘和开发它，就是为了寻找我们民族精神最好的抓手”。

此外，这部剧采用了双重倒叙——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丁玉娇写信给孩子，倒叙至1944年张云魁与孟万福在苏中战场的重逢，再倒叙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两人戏剧性地相识。

为什么这么处理？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体叙事是从淞沪会战开始，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用这种方法，从新中国的建立回到1944年，就像一个套层结构。”张永新说，这样用“放大镜”慢慢靠近主体观察，可以“把今人的视角”一点一点地拉到作品“所要建构的历史场域”。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视觉美学，被观众评价为“把最惨烈的东西拍出最悲壮的诗意”。洁白的棉花上溅落猩红的鲜血，战壕里积水中战士们用家乡小调唱歌，防空洞里有孩子、有抱着灵牌的老人，有结婚的新人，还有一轮中秋的月亮……

中秋的明月是串联全剧的象征性符号。全面抗战的8年，全剧用了9轮中秋明月，来隐喻战火中的聚散离合、寄托对团圆的期盼。“这些意象的选择，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他说，就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句话，从来就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环境展现”。

至于那场视觉对比强烈的“棉花地里的博弈”，同样不只是简单的视觉效果，而是有着深刻的寓意。张永新说：“长三角地区是我们富产棉花的地方，有多少棉农靠着种棉花养家糊口？棉花是最朴素、最基础的经济作物。可它沾染上的是鲜血——谁的血？我们抵抗外侮的鲜血。淞沪会战，恰恰发生在我们中国最富庶的这个地区。当我们把这些视觉元素吸纳进作品时，我相信中国人能够感受到它背后的意义，明白白与红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视觉上的对撞。”

  ==  泣不成声  ==  

“天下好戏，唯真不破。”张永新说，这个“真”有两层，既指细节真实，也有情感真诚，“真诚是我们的工作态度，真实是我们的创作标准。二者缺一不可。”

《八千里路云和月》开播后，不少观众的反馈就是不停哭——因为共情。剧中的厨子万福到张家报丧这场戏，就是催泪情节之一。万茜饰演的丁玉娇得知噩耗，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时候她听说公公张汝贤回来了，她又怕伤着老人家，反而要强行克制住自己——事实上，公公和媳妇分别都已经知道了云魁牺牲的噩耗，都想自己担着，不愿意这个消息再去伤害到自己的家人。

拍这场戏时，张永新在监视器前泪流满面。“我们这场戏的四位演员，奉献了一场非常华彩的戏。”他说，大家都担心这场戏拍得“扭捏作态”，于是“倒逼我们演员在驾驭这场戏时，拿出了100%的真情实感”。最终，这场大戏拍出了悲痛、隐忍，透出了中国人传统的“大爱与大美”。万茜自己曾发文，当初在高原上看到这场戏，“边看边哭边吸氧”。

这样真情实感地流露，张永新在片场发生过很多次。“其实我觉得，人最好不要让自己的哭相被大家看到，多少我还有点社恐，”他说自己没办法，因为爱之深，就观之切，“当你理解到那个层面的时候，讲着讲着，那一幕一幕历史里所看到的画面就在自己心头萦绕，讲着就会泣不成声。”

主创自己都能集体被感动，自然就有了和观众的同频共振。“历史不是冰冷的，它是有温度的。我们的先辈、先烈们、前辈们，他们的付出何其大，可能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想象不到。”他说，几位主演表现出了中国人对待牺牲“自然生发的认知”。

故事是虚构的，但素材不是。“这部剧里所表现出来的人的七情六欲，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是‘活人说人话，活人干人事’，没有什么高台教化，每个人他发自肺腑的声音是最真实的声音，也是最有力量的声音。”

剧中白家宅棉花地的场景是一场重场戏，张云魁跟抓的壮丁们有一次谈话，“每个人的台词都是经过细心推敲的，那几个愿意留在部队里和鬼子厮杀的人，他们的英勇不是无缘无故的英勇。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家仇，这些虚构的事，其实全部是查证资料所看到的血淋淋的历史，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演员的嘴把它讲出来。包括孟万福想远离战争，因为他没有经受过这种苦难，我相信他身上那一刻的价值观和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就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所以他的这个心路历程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点一点向前，甚至会有反复，这才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逻辑——如果你把它做假了，做空了，观众也不会相信的。”

“塑造角色，要贴着地皮走”，张永新对演员们的要求，成就了角色的人性弧光，最终也成就了这部剧的真实质感和底色。

  ==  民族力量  ==  

《八千里路云和月》播出后，有观众说它像《觉醒年代》一样，是一部能够留给时间检验的历史剧。张永新很欣慰，他说自己最希望观众从中获得的精神力量，是两个词——居安思危，还有慎终追远。

“居安思危是什么？当我们生活在和平状态之下的时候，不要忘了来时路。”他说，“为什么我们在居安的时候要思那个危？因为如果你掉以轻心，‘危’它可能会迅速来到你面前。”

而慎终追远，则关乎民族力量的源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从来不主动挑衅，从来不践踏别的国家的尊严。可是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爱好和平，并不能够天然地让你远离战争的蹂躏，反而变成了列强入侵的修罗场。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汲取力量的源泉？”

这也是他拍这部戏的初衷，“我们不能忘记那段铁与血的历史，不能忘记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

但传递这样的精神力量，他并不是只用了传统的战争戏一种方式。有人觉得这部戏不是典型的战争片，就因为它有一个极其鲜明的特点——大量传统文化符号贯穿全戏。剧中，毕彦君饰演的张汝贤，角色设定是清末中过举人的文人，他很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担当，多次提及颜真卿以及他著名的《祭侄文稿》；随着剧情推进，屈原也会反复出现。张汝贤把屈原投汨罗江的故事讲给年少不懂事的张云魁听，后者听得嚎啕大哭；后来又讲给孟万福听，万福从开始的排斥到最后体认、奔赴，“他们帮助角色完成了心灵成长的过程”。

“战场不仅仅是硝烟背后的武器搏杀与生命搏杀，战场也存在于文明与文明的态势竞争。”张永新觉得，用张汝贤这个角色将文明薪火相传，完成文明的赓续相当重要，“因为这些文化符号所代表和聚焦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之根，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原力原点。”

他并不担心年轻的观众看不懂。一些观众批评憎恶悬浮作品的同时，又表现出拒绝厚重希望轻松放空的态度，张永新能够理解，也认为这并不矛盾，“但是这两者要放在特殊的规定情境下考量——什么可以放空，什么可以轻松？我以为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我们没有权利在这里寻找放空。”他说自己相信年轻观众，“他们更敏锐，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与思考是更理性的，我们作为创作者，更加要打起百倍的精神来完成创作，要经得起检验。”

从《觉醒年代》到《八千里路云和月》，张永新的作品总带着浓重的家国情怀，有观众期待他能完成一个“家国情怀三部曲”。他笑说，自己还没想过几部曲，“我们这个民族力量的源泉来自于哪里？把这个命题用一个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让今天的观众朋友看到，有所思有所想，这就是我们这个作品的价值。”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文 受访者/图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