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截票根上的轻盈圆满——当电影节不只发生在影院

(参与电影节,不必只在影院里。这个六月,上海到处都是电影元素。)
青年报见习记者 王馨怡/文 受访者/图
周五晚10点,从北京出发的列车卧铺车厢熄了灯。
26岁的互联网产品经理牙牙借着手机屏幕的光,最后核对了一遍周末的行程表:13点,天山电影院;18点30分,大光明电影院;20点40分,前滩太古里……五部电影被严丝合缝地塞进不到48小时的周末里,最短的场次间隔仅36分钟。她定好闹钟,伴着列车的轰鸣声翻身睡去。一觉醒来,人已在上海。
在这个渐渐升温的六月,像牙牙这样跨城奔赴的年轻人并不少见。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数据显示,开票15分钟内售出的25万张电影票里,近三成买家来自外地。
如今,为什么年轻人还愿意为一场电影专程奔赴一座城?循着几位年轻影迷的足迹可以发现,答案或许不只在银幕上。
人与城
一张票,深入城市的肌理
牙牙是第一次来上影节。来之前不是没有犹豫过。周五晚坐火车来上海,周日晚赶回北京,还要看五场电影,怎么听都像一张过于紧绷的“特种兵”日程表。可真站上上海的街头,她瞬间感受到了一种很具体的沉浸感,纠结也随之散去,只剩下庆幸:“以前参加的电影节,如果不进影院,不太容易察觉有什么活动;在上海,能在每条街都感受到光影的氛围。”
那天上海雨后放晴。看完《接近终点》,牙牙买了一本今年首发的“影迷护照”,扫了一辆上影节专属涂装的共享单车。车轮盘面印着放射状白线,蹬起来时像一卷转动的胶片。沿新华路、武康路一路骑行,梧桐树影落在车筐里,金色的道旗从街角一路延伸。她循着三条主题街区漫游、集章,还发现凭着手里的一截电影票根,就能解锁沿途咖啡馆和商铺的联动折扣。
一张票,不仅推开了影厅的门,更敲开了一整座生机勃勃的城。
从河北飞来的白岛,打开上海的方式则更为松弛。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年赴约。前几年,他周末掐点赶场,周末两天看七八部电影;今年没抢到最想看的两部,索性放慢脚步,“当成一次纯粹的电影旅行”。
他偏爱那些有故事的老建筑。今年恰逢美琪大戏院落成85周年,并重回上影节展映序列,他特意去那儿看了一场比利·怀尔德的老片《失去的周末》。老戏院的座椅不够舒服,前排偶尔还会挡住视线,但在白岛眼里,这些微小的不便也是现场的一部分,“看电影本就是感受不同的时空,在这样的影院里看一部老片,建筑的年岁也参与了放映”。
散场时恰逢落雨,他站在马路对面回望,雨水把美琪的复古灯牌、门廊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晕染成一幅画,他看了很久。
虽然没有抢到大光明电影院的场次,但在旅途最后,他还是绕去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对他而言,老建筑挂上上影节海报的那一刻,就成为了这座“电影之城”最迷人的地标。

(上海影城在上影节期间装扮一新。)
人与众
一束光,聚起同频共振的浪潮
23岁的影迷甘飞阳迷上电影,是从两年前卧室里的一台投影仪开始的。
刚毕业的时候,她“斥巨资”在卧室添置了一台投影仪。关上灯,光束打在墙上,从侯孝贤看到李安,一部接一部,慢慢陷了进去。于是,今年她决定第一次参加上影节。
今年,她专门选了一批4K重映经典——《海上花》《南国再见,南国》等,虽然都是老片子,可她还是一场接一场往影院跑,两个周末总共要看九部。
家里那束光,和影院那束光,到底差在哪儿?
“在手机、投影这种小屏幕上,能看到的细节太少了。”甘飞阳说,“导演一个长镜头过去,你可能只觉得他在一个场景上停了很久;可在大银幕上,你能看到人物脸上的微表情。”
她引用了传播学里“媒介即讯息”的说法。在她看来,每个导演的镜头都像他的眼睛,视角不同,关注的点也不同;只有大银幕,才装得下那道目光里的全部。那些在小屏幕上容易被略过的光线、沉默和停顿,在影院里会被重新放大,观众也跟着慢下来,顺着电影的节奏呼吸。
平时去看院线电影,很多场次观众寥寥,她半开玩笑地说,“基本都是包场”。可在电影节,千人场也几乎座无虚席。灯一暗,所有人都暂时放下手机,坐进同一片黑暗里。她能感觉到周围人的一举一动,也记得结尾处大家一起鼓掌的声音。这些反应提醒着她,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面对银幕。
她还记得看恐怖片《凶器》时,一度被吓得想跑路,忍不住尖叫出声,心里直怪自己花钱找罪受。可当剧情急转直下变成喜剧时,全场人又不约而同爆发出几乎要掀翻屋顶的大笑。“那一声爆笑,是我最怀念的碎片,过了好几天还在回味。”甘飞阳说。
她渐渐明白,手机能把电影轻易送到眼前,却永远没法把人送进几百个灵魂共振的浪潮中间。

(观众查看上海国际电影节排片表。)
人与人
一间客厅,邂逅散场后的“附近”
有一天看完电影,甘飞阳没急着走。从上海影城步行三分钟,她拐进了新华路的一条弄堂。
弄堂里飘着各家的饭菜香。一栋住了许多老人的木结构老楼里,楼道很暗,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爬到二楼最里那间,推门进去,光忽然涌了进来:满屋绿植,地上铺了一块花花绿绿的几何地毯,几个人盘腿坐成一圈,讨论着刚结束的电影。
这是康康的摄影工作室,平时以拍摄职业肖像为主。而在上影节期间,他临时将工作室作为“共享影迷客厅”。
开放这间客厅,起因很简单。康康自己爱看电影,也想到了那些散场后无处可去的人。“很多人看完电影出来,站在街头不知道往哪儿走。”他说,“也许他们需要一个地方,停一停。”于是,他有空就在朋友圈或社交媒体上吆喝一声。两天里,已经有二十多人来过这里。
在这间客厅里,电影节从影院延伸进了人与人的交谈。有人聊刚看完的片子,有人交换下一场的排片,有人说起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有人什么都不说,只是坐一会儿。散场之后,电影没有立刻结束,而是被带进一个更小、更松弛的空间里,继续发酵。
康康还在这儿组织了一场“明信片漂流”。每个进门的人,都会收到上一位陌生人留下的明信片——那些明信片是他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他们会在背面写下此刻自己对电影的感受,再传给下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康康其实也有一本“影迷护照”,还没来得及拿去盖章,倒先被来过的人渐渐写成了一本留言簿。
有人写下:“被触动,被不断地触动。”有人写:“想去不同的地方,过不一样的生活。谢谢电影,让我看见了不同的世界。”也有人感谢这间小小的客厅:“让大家在赶场的间隙,有了一个歇脚、说话的地方。”
“一个人的表情、停顿和语气,只有面对面才能感受到。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偶然撞见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屏幕里的一条信息。”甘飞阳说。她感受到,人与具体的人在这一方客厅产生连接,正在重新建立起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附近”。
这盏由影迷自发亮起的灯,并不孤单。今年上影节首次在武康路的上海老房子艺术中心打造SIFF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一间“城市会客厅”,影迷可以在这里领手册、挑文创、盖章打卡,或是单纯歇脚聊天。一边是城市精心设计的“入戏”动线,一边是一间藏在弄堂里、临时开放的私人客厅。它们都在散场之后,提供了人与人建立连接的场所。

人与自我
散场之后,把时间还给真实的自己
赶完最后一场电影,通常已是深夜。
20点40分开场的那一类排片,总让人反复纠结:会不会赶不上末班地铁?明天还要上班,散场打车会不会太贵?可纠结到最后,都抵不过一句“想看”。
陈露也是在这个夏天,忽然理解了深夜场的意义。那天散场后,打车不出意料要40多元,她干脆走远一点再叫车。
那段路,成了一天里最松弛的时刻。白日里上海的闹市人声喧哗,人人步履匆匆,被有限的时间紧紧裹着;可到了深夜,喧嚣尽数退场,时间忽然慢下来,不再催着她往前赶。她踩着树影慢慢走,整条寂静的街道仿佛只属于她一个人。街边那些站了很多年的梧桐,她感觉到,看过无数昼夜更替,岁月在枝干上刻下的纹路远比她的生命漫长——相比之下,那些执着的得失,在空旷的街道上忽然显得很轻。
“上影节送了我一段只属于自己、任由时间缓缓流淌的独处时刻,”她说,“仅仅只是好好生活,就已经足够轻盈圆满。不必担心错过了什么。”
她还看到有人骑上共享单车,边骑边哼着歌;街角的小店亮起暖黄的灯,有人拐进去吃一碗夜宵——“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是件很幸福的事”。
为期十天的上影节转瞬即逝。年轻人从这座城市带走的东西都很轻:一截被夹进书页的票根,一本盖满印章的护照,一张陌生人写过的明信片。
可有些东西,比纸张重得多——是散场后的那段独行夜路,是影院中一群陌生人共同发出的笑声和掌声,也是人与城市、人与他人、人与自己之间,那一点短暂却真实的共振。
青年报见习记者 王馨怡/文 受访者/图
来源: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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