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拍摄的《抗战之声》在一个艺术展上展出。新华社 图）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除署名外）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三位姓氏以S开头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先后深入中国革命根据地，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记录八路军、新四军和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他们的报道曾轰动世界，让人们第一次看见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就为大众熟知，如今，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明日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中国之未来》也推出了中译本。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得以窥见近百年前苦难深重的中国，也能找到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奋斗的身影。他们如星星之火，看似微小，却终将燎原。

  外国记者眼中的红色根据地  

1938年的一个冬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乘坐一辆“快要散架的福特牌旧卡车”，在颠簸中前往山西北部某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抵达目的地后，她见到了正在召开军事会议的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此前只在传言中听说过的人物，一一出现在她面前。往后的日子，斯特朗与八路军官兵深入接触，对这支“新型军队”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8年的这次冬日之旅，不是斯特朗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报道中国革命。这位1885年出生的美国进步记者，早年关注工人运动与底层民众，曾走访多国，探寻改善普通人命运的道路。40岁那年，斯特朗首次来华，报道并支持了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深入湖南、上海、武汉等地，实地采访湖南农民运动，完整记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真实情况。

之后斯特朗前往苏联，但依旧关注东方局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再次前往中国，辗转多地，找到驻扎在山西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获得与八路军官兵同吃同住、近距离观察敌后战场的机会。采访过后，她结合一手见闻写下《人类的五分之一》，向西方世界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1963年，斯特朗在北京台基厂的住所。资料图片）

译者邵军航表示，书中有大量生动的细节描写。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10天，每天都与指挥员和工作人员进餐。她的房间狭小简陋，即便烧炭取暖，室温也只有四五摄氏度。朱德每月工资为六元法币，按当时汇率不到两美元，贺龙等师长的工资是五元。斯特朗的如实记载，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这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的军队，是多么不容易。

比斯特朗小7岁的史沫特莱，也以同样的执着寻找着中国共产党。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的工人家庭，年少时做过报童、女工、烟厂工人，早早体会到劳动者的生存困境，成年后投身进步新闻事业。1928年底，她以记者身份抵达上海。在上海期间，她接触宋庆龄、鲁迅、茅盾等进步人士，参与左翼文学运动，还把鲁迅的文章翻译刊发在美国进步刊物上。

史沫特莱一直希望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采访。1936年她在西安等候前往陕北的机会，恰逢西安事变爆发，她每日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英文广播，向国际社会实时播报事变真相。1937年1月，她终于抵达延安，获得长期采访朱德的机会。抗战全面爆发后，她跟随八路军奔赴华北前线，走访新四军根据地，记录大量战地新闻，还联络海外医疗团队前往根据地支援抗战。

（人们在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共七大会场内参观。新华社 图）

  苦难中的希望  

两位西方记者，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报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首先源自她们内心的疑问。当她们初次来到这个向往中的文明古国，目之所及的，却是无尽的混乱、贫穷、落后，国家满目疮痍，人民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她们迫切地想知道：中国还有没有可能走出深重的苦难，重塑辉煌？

在《中国之未来》中，史沫特莱记录了自己1928年至1933年旅居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全书由大量普通人的小故事组成，留存了很多本土史料极少覆盖的微观历史细节。”译者孙海琴介绍。史沫特莱的笔下，既有上海工人家庭的生存现状，也有乡村百姓日复一日的贫苦生活。作为女性，她格外关注当时的女性群体，记录下她们在战乱、压迫、封建束缚下的挣扎与抉择。

正是从无数普通人破碎苦难的生活里，史沫特莱捕捉到了改变的希望：她看到工人、农民、青年自发聚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为民族独立而奋斗。史沫特莱认为，这恰恰昭示了“中国之未来”。

斯特朗也是通过不断的比对和参照，逐渐认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她数次到访国民党统治区，同一些国民党将领打过交道。然而只有走进解放区，和普通士兵、农民、基层干部朝夕相处，她才真切体会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

斯特朗在《明日中国》中记录了1946年在延安的见闻，译者华苏扬翻译时，对一处细节印象颇深：一次，斯特朗在毛主席居住的窑洞中采访，忽然听到窑洞上方的草丛里有动静。她心想，那上面会不会是安排了警卫来保护主席？毛主席却回答：那只是另一家人而已，他们的孩子对我的外国客人很好奇。对话很简单，斯特朗也未加渲染，华苏扬却说，这个细节让她清晰地感受到，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下，党的领导人依然在人民当中。

就是在这个窑洞中，毛主席对斯特朗说出了那句后来传遍全世界的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彼情彼景，让这一论断特别具有说服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观众拍摄空中护旗梯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新华社 图）

  与中国结缘一生  

限于当时的条件，能来华并进入革命根据地的外国人并不多。但只要来过，都会深深爱上这片土地，从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

最知名的就是埃德加·斯诺了。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苏区，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区域采访的西方记者。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还走访了红军部队和当地百姓，为他们衣衫褴褛却纪律严明、生活艰苦却斗志昂扬的精神所打动。斯诺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

有意思的是，斯诺这位1905年出生的“00后”，与斯特朗这个“80后”、史沫特莱这位“90后”，因姓氏皆以S开头，并称“3S”。不同代际的观察者从各自的角度记录中国共产党人，让这些报道更具说服力。他们的著作出版后，在欧美各国广泛传播，罗斯福等西方政要都曾阅读过他们的报道。

三人也由此和中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斯诺终其一生心系中国，为中国人民在国际上发声，晚年还应邀重返故地。斯特朗对中国革命的信念始终不渝。斯特朗与史沫特莱终其一生，怀揣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即便遭误解和迫害，也从未动摇。斯特朗多次受周恩来委托，前往欧美各国公开皖南事变等历史事件真相，向世界还原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实。史沫特莱因持进步立场，晚年受麦卡锡主义打压，被迫离开美国，流亡英国。

两人都以中国为自己的归宿。1958年，72岁的斯特朗第六次来到中国，选择永久定居北京，直至1970年离世。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1950年病逝于英国，生前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运回中国。最终得偿所愿，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自为她题写墓碑，铭记这位与中国人民并肩前行的国际友人。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的史沫特莱墓碑。资料图片）

Qa 生活周刊×庄智象

“红色经典”能带领我们穿越迷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位以“S”为姓氏首字母的外国记者深入红色根据地，用一手纪实文字向世界还原真实的红色中国。其中，《红星照耀中国》早已家喻户晓，而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的著作一直缺少完整中文译本。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庄智象总策划的“红色经典”汉译本系列丛书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近日，记者专访庄智象教授，听他讲述这套丛书的出版历程，解读近百年前海外记者笔下的革命图景及当代价值，并探讨这些经典文本对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带来的借鉴思路与传播设想。

生活周刊：请您谈一谈策划“红色经典”中译本系列丛书的缘起。

庄智象：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知道这部红色经典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大影响。其实，当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西方年轻记者，不只斯诺一人，而是有一批。他们以热忱真实的笔触，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201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我们就酝酿从当年的这些报道中挑选一些经典作品，重新出版。

经过讨论，最终选择5本英文原著，包括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人生大道：朱德传》《中国之未来》和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明日中国》。2022年作为“红色经典”系列英文注释版出版，获得热烈反响，首次印刷不到两周就销售一空，不少院校把这套书作为外语思政课程的内容和学生的阅读材料。这5本书中，《中国之未来》《人类的五分之一》《明日中国》在中国没有出过中译本，而英文原著对普通读者是有语言门槛的。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阅读，我们决定把它们翻译成汉语出版。

（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的中译本作品。）

生活周刊：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笔下的中国，和今天相隔八九十年，您觉得今天的年轻人还读得进去吗？这些著作的阅读价值又在哪里？

庄智象：的确，书里描绘的旧时中国的景象早已一去不返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感觉很陌生。不过这几本书有一个特点：故事是真实的，叙事也很生动，今天读来依旧引人入胜。比如史沫特莱的《中国之未来》，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生活长卷，非常好读。斯特朗的《明日中国》则全方位展现了解放区的生活样态，畅想明日中国安居乐业的图景，很动人。通过她们的描写，我们能了解旧时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民是怎么被压迫，又是如何奋起抗争的。这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

事实上，我们说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那就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斯特朗和史沫特莱当年的这些记录，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产生过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而且历久弥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些红色经典能帮助我们穿越迷雾，铸就新辉煌。

生活周刊：其实这两位进步作家本身也有人格魅力，值得我们体会。

庄智象：是的。史沫特莱和斯特朗身上具有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信念感，值得我们学习。她们都是西方记者，试想，如果没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满腔热忱，怎么可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跑这么多地方、体验这么多场景、采访这么多人？她们以职业的操守和高尚的品行，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尊重，也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

（1962年6月19日，斯特朗在江西省丰城县农村访问。资料图片）

生活周刊：她们的著作当年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让全世界看到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这对今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是否也有借鉴意义？

庄智象：是的。第一，她们不是根据想象或搜寻的资料来写，而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感受，加上采访，客观如实地描述，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第二，她们往往从很小的事情入手，以小见大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鱼水之情、血肉联系，自然而然地让读者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斯特朗和史沫特莱都熟悉读者的阅读习惯，用细节去描述、去记录，让读者看到了真实而全面的见闻。她们最大的特点是超越了地域、民族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让全世界的读者都认为她们写的是真实、客观、公正的，所以传播效果特别好。我想，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生活周刊：我想，这套书的价值不止于纸面，还能做很多延伸？

庄智象：确实可以做很多延展。书里的每一篇故事都不长，但都很精彩，完全适合改编成音频、短视频或者校园广播剧、情景剧。也可以组织青年学生开展红色寻访、乡村实践、国际传播等活动，以读书为契机，把书中的故事演绎出来。这套书有英文原版也有中译本，正好可以做国际传播的学习素材，让年轻人学习当年这些国际知名记者是怎么叙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达到阅读育人的效果。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理事长，“红色经典”汉译本系列丛书总策划人。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除署名外）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