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为刀,抗战时期上海的“文化保卫战”感动读者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 见习记者 曹可筠/文 常鑫/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一些珍贵的抗战史料被陆续发掘出来,令今天的读者动容。著名爱国文化人士郑振铎嫡孙郑源作客行知读书会,分享了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郑振铎日记(1939年)》背后的故事。
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今天读者回望那段烽火岁月,不仅能够看到前线的浴血奋战,也看到了后方一场场悄无声息的文化保卫战。《郑振铎日记(1939年)》由郑振铎嫡孙郑源和曾孙郑炜昊共同整理。作为一代文化大家,郑振铎素有记日记的习惯,而后人之所以选择1939年的日记整理出版,就是因为这10万字,长达2600页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上海“孤岛”时期有良知的文化人对中华文化的拼死保卫。
郑源告诉读者,郑振铎的这场文化自救源于1937年8月14日。那一天,他就站在自家天台上,目睹了远处的开明书店遭日军炸毁。彼时,日军不仅用炮火轰炸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文化机构,还派出“兵要地志调查班”,掠夺中国的文献古籍,这是中华文化的一次浩劫,侵略者力图在文化上消灭中国。
为了抢救古籍,郑振铎放弃了撤退到安全大后方的机会,毅然留守上海。他曾写道,足足8年时间里,他时时刻刻都身处危险中,然而他不能逃避“书生报国”的责任,“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起初,郑振铎靠着个人力量抢救古籍。但1939年秋天江南大批古籍涌入上海,他便联合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等人,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源介绍,1939年的日记显示,郑振铎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往三马路、四马路的书店,与书商们接洽,抢救当时流散在江南的古籍。
《郑振铎日记(1939年)》还将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成立时间提前到了1939年11月。郑源谈到,郑振铎在日记中叙述最多的便是各类所谓“聚餐”:星期二去青年会33次,星期六去航运俱乐部36次。当时上海有识之士都是借酒醴掩人耳目,秘密组织抗日救亡。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成功从日本追索回15万多册书籍,其中最珍贵的3.4万册,都与郑振铎的保护密不可分。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抗战期间郑振铎冒险抢救大量文化典籍的壮举,令现场观众无不动容。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出任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从战火中的孤身拯救,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全国的文物保护大局,他的一生都在与中华文脉同呼吸、共命运。而郑源所带来的祖父的一本尘封多年的日记,还原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也让读者对那场无声的文化保卫战,生出由衷的敬意。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 见习记者 曹可筠/文 常鑫/图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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