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受访者/图

在鲁迅的众多小说里，那些唤醒国民、改造国民性的作品最为振聋发聩，而这都与青年鲁迅的文明之思有关。9月6日，作为鲁迅文学周的收官，“关于鲁迅”系列讲座于中版书房举办，把读者的思绪拉回到鲁迅洞察国民性的起点。

学界一般认为，1902年到1909年留学日本期间，是鲁迅思想成型的关键阶段。弃医从文之后，鲁迅于《河南》杂志刊发五篇重要文言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同时翻译《谩》《默》《四日》，辑成《域外小说集》。这一批文字构成了“原鲁迅”的核心思想矿藏，许多贯穿鲁迅一生的精神命题，都在此时期埋下伏笔。

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孙尧天告诉读者，在这些文章里，“文明”是青年鲁迅笔下反复出现的核心关键词。统计显示鲁迅早期文言论文中“文明”一词出现四十余次，与之相对的“野蛮”也多次登场。华师大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黄锐杰说，青年鲁迅之所以如此关注文明的问题，是因为他意识到想解决中国当时落后和被欺凌的情况，根子还是文明要不断发展和推进。于是如何拆解旧的文明标准，建构新的文明准则，变成了鲁迅必须面对的难题。

这种思索投射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上，很多作品便充满了对于国民性的深入剖析。孙尧天认为，例如《狂人日记》既对“真的人”“救救孩子”发出真诚的呐喊，又保留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分裂、矛盾，一直持续到鲁迅晚年的创作之中。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很多名篇，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被誉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短篇小说的《狂人日记》。但其实鲁迅也不是一开始就写白话小说的，他受过正统的文言文教育，最初的译作和很多文章都是用文言文写的。

在“关于鲁迅”系列讲座的第四讲中，华师大中文系文贵良教授梳理了鲁迅文学创作语言的演变。他将鲁迅这一阶段纷繁的语言活动概括为汉语实践的“四重奏”：以《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为代表的准白话译述；跟随章太炎研习《说文解字》、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文言翻译实践；文言短篇小说《怀旧》的创作；古籍、碑刻的整理辑录与考订工作。四重实践彼此交织，共同铺就鲁迅通向白话小说创作的道路。

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对于鲁迅来说无疑是一个考验。自幼浸润文言体系的鲁迅，驾驭文言文远比白话更加得心应手。但为了让文学更多地走向普通大众，他克服各种巨大困难，也要进行白话文小说的创作。

回归到《狂人日记》，华师大中文系凤媛教授聚焦小说文言小序与白话正文形成的文白对峙。她格外关注叙述者“余”的角色：“余”以文言书写序言，却保留狂人的白话日记，周旋于狂人反叛世界与世俗日常世界之间。这是鲁迅式的“壕堑战”，借由“余”完成文言与白话两种难以兼容的文体之间的调停与连接。

作为鲁迅文学周的重要组成，“关于鲁迅”系列讲座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东方出版中心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协办。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受访者/图

编辑：曹可筠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