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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生老病死依然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命题。然而谈生论死从来不是易事。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维特根斯坦亦道：“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因为我们不会活着体验死亡。”大哲思辨尚且如此，凡人又当如何面对？当此困惑之时，便需要聆听专业人士的见解。为此，我们与王一方展开对话。以“生命哲学”为基底，从对生命的叩问到有质量生活的倡导，从躯体疼痛到心理困境，再到通过体验与思考超越苦难，王一方直指当下生活与意料之中的痛点，引领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死亡的尊严，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处寻回对生命本真的敬畏与关怀。
生命长度与品质的权衡
青年报：您长期倡导“生命哲学”，您的著作《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也以此为主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生命哲学？我们为什么要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生命？
王一方：我想首先阐释一下“生命”这两个字。“生”是生生不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希望有活力、有潜力、有动力，生机勃勃；“命”则是一个更复杂的概念。它不同于生物科学讲的生命，生物科学是把人“物化”了的，关心心跳、呼吸这些生命体征，但我们讲的“命”，其实是一个人在独自叩问：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界，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如果疾病降临，我们会问为什么别人不生病而我生病？我曾经是一个肿瘤科大夫，患者经常会问我：为什么我得癌症而别人不得？这背后，有很深刻的从生命体验抵达生命哲学的“摸高”过程。如同打篮球要摸高，其实每个人在人生中也要摸高，去触碰自己能够到达的高度。因此，我认为生命哲学不只是老年人应该关心，任何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当然，年轻人不会立刻面临死亡，但他们要经历和亲人的离别，这是不可避免也是极其痛苦的事，需要认真对待。
青年报：说到和亲人离别，无论在影视剧还是在现实生活里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老人弥留之际，家属却坚持让医生施尽医疗手段，导致临终过程漫长而痛苦。您曾是临床医生，对此情景应该不陌生，那么今天站在“生命哲学”的角度，您如何看待？
王一方：是的，我确实亲历过很多这样的场景。作为医生，我当然尊重家属的要求，但我会自问：仅仅为了让患者多活一些时日，就要让他承受那么多痛苦，这真的符合医学伦理吗？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和调研，很多老人其实是想得开的，嘱咐子女在其临终前尽量减少痛苦，可一旦被送进ICU（重症监护室），他们就身不由己了，因为有些子女会坚持要医生不惜代价地延长老人的生命。
青年报：真正面临死亡的人已经做好了死亡准备，往往是子女无法接受，结果延长了他们的痛苦。不过，我们总是希望亲人多一点时间陪伴我们，这又是人之常情，其中的平衡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
王一方：主要还是观念问题，我们是单纯追求生命的长度，还是生命的质量？有人觉得活得越长越好，但没有质量、没有尊严地活着，你真的向往吗？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写过一个能活到1000岁的长寿群体，叫斯特鲁德布鲁格。格列佛羡慕他们，觉得他们很幸福。结果斯特鲁德布鲁格的人告诉他，他们会像正常人一样衰老，活到七八十岁已经耳聋眼花，牙齿也掉光了，过得很辛苦，还被人嫌弃，一点也不幸福。
所以我们有必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叫长寿，一个叫健康长寿。在生活水平极大提升、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活到七八十岁不是问题。上海是一个老龄化社会，有很多百岁老人，家庭生活品质比较好的基本上都能活到90岁以上，因为他们对心脑血管病的预防和对突发事件的防范都做得很好。问题是能不能做到健康长寿？比如一个人能活到90岁，但从82岁起健康急剧恶化，人生的最后8年生活品质很差，这种状况仍然是非常糟糕的。
人生终局，艰难的抉择
青年报：但对家属来说，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而且现在医学那么发达，或许一种绝症拖着拖着就出现特效药了呢？
王一方：我管这叫“拔河心态”。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讲医生是跟死神拔河，可事实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终有一死。医生跟死神拔河，从来就没赢过。我也会跟家属说，你让我拔河我可以拔，但你考虑过绳子的感受没有？其实病人就是那根绳子啊。最后绳子被拔断了，病人才是最受罪的。
我们要考虑绳子的感受，那么我觉得可以考虑开家庭会议，讨论如果那一天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老人都知道那一天是指什么，不用忌讳。我们知道现代医学有很多办法，比如心脏不行用心肺机、呼吸机，肝脏不行用人工肝，肾脏不行用人工肾，不能吃东西就用肠外营养，这些措施既费钱又痛苦，没有生活品质。如果老人提出你们不要给我插管、上呼吸机，不要这样技术化生存，那么我们就应该尊重老人的意愿。这是很重要的。
青年报：这是对病人和家属都好的方式，但我想，还是有些人转不过弯，觉得这样是不尽力，会有内疚感。
王一方：我分享两个案例，都是癌症晚期老人的，可以比较一下。一位老人召开家庭会议后全家达成共识，先陪老人回老家看看，回来以后安排保守治疗，进入安宁病房。安宁病房不再进行病因抢救和治疗——既然癌症已无法治愈，便不作干预，只进行症状治疗，缓解疼痛、呕吐、谵妄等症状，最大程度减轻痛苦。临终前老人把子女召集到身边，给每个人三句忠告，相当于留下了爱的遗产，把生命的精华都传递给子女。老人在安宁病房住了11天，花了3万多元，最后在音乐中离开人世。
另一位老人被家属送进了ICU，插管、用进口药，活了31天，花费超过100万元。关键在于，ICU有严格规定：为了预防交叉感染，亲人不能探视，只能通过监控摄像头查看病人的情况。不看还好，看了更令人心碎：老人整天望着白茫茫的天花板，眼睛发直，茫然无措，最后独自在ICU里去世。这是真正的不告而别。相较第一位老人——亲人环绕道别，了却遗憾、诉说遗愿，我相信多数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青年报：您刚才提到了安宁病房，它花费的成本可能只有进ICU的十分之一，而且老人最后的体验会更好。
王一方：是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倡导安宁病房、安宁疗护。现在中国人将大量的财富用在生命的最后半年，换来的却是老人的痛苦，某种意义上说，到最后那一刻，延长病人的生命就是在延长他的痛苦。这种状况应该有所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安宁疗护的供给。上海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安宁疗护还是有很大的缺口。我国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逝世，其中癌症患者约占三分之一，340万人左右，能够进入安宁疗护通道的大概只有30万人。
青年报：可能欠缺的不只是安宁疗护，现在患者普遍觉得医院冷冰冰的，体验感不好。
王一方：这是现代医学的问题，我称之为医学现代性的“魔咒”——医生越来越忙，患者却觉得他们不近人情。过去医学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高技术，也没有那么多药物，更多的是一种抚慰、陪伴、见证和安顿。医生摸着病人的额头、拉着病人的手，倾听他们诉说衷肠。今天很多医生都是眼睛看着电脑，就开出处方单和检测单，不听你讲故事，缺乏真正心灵的呼应。所以我一直呼吁医生要提高人文修养，首先就是要愿意倾听病人唠叨。我们把它叫叙事，任何一个病人都有眼泪要流、有故事要讲，我们要让他们讲出来。
体验疼痛，理解疼痛，超越疼痛
青年报：您的书里有一章叫“咀嚼疼痛”，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疼痛，认为如果缺乏对疼痛的了解，就不可能对生命和死亡有真正的理解。疼痛为何如此重要？
王一方：人一生都跟疼痛甚至苦难相伴，理解疼痛是一个人心灵的成长过程。提到疼痛，我们最日常的体验可能是牙疼，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女性还要面临痛经、分娩等疼痛，这些都是躯体层面的疼痛。还有心理疼痛，比如年轻人失恋，心如刀绞。再比如职场很“卷”，有些人想“躺平”，这其实是对心理疼痛的一种回避。
根据我的观察，今天躯体疼痛变少了，毕竟生活条件变好了，很多苦都不必吃了。但与此同时，人们的敏感度更高了，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会觉得疼痛。从前的人七级疼痛都不一定有什么反应，今天的人三级疼痛就要命了。另外，过去的疼痛更多和身体相关，比如饥饿、寒凉，今天的疼痛更多是心理层面，更多是关系性疼痛，比如上下级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所以有必要重新定义疼痛，不仅是躯体疼痛，还要去理解更复杂、更立体的疼痛。
青年报：躯体疼痛通常用药物缓解，但如果是更复杂的心理疼痛呢？
王一方：心理层面的疼痛就要做心理咨询了，当然还有文学和音乐。文学是具有很强的疗愈功能的，比如你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领悟生命背后的宏大规律，心情就会好很多。相比而言，短视频过于碎片化，可供消遣，文学才是对苦难的最大疗愈。另外便是音乐。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进入安宁病房的老人，临走前听的就是《红旗颂》，这首歌里有一种豪气、勇气，那是他生命的底色，非常能安顿心灵。
青年报：您主张年轻人主动去体验疼痛甚至死亡的感觉，有点“没苦硬吃”的意思，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具体有什么体验的方法吗？
王一方：倒不是为了“没苦硬吃”（笑），我的意思是，有过体验，你的理解就会更真切深刻。极限运动就是很好的体验，比如攀岩——过程有点像生孩子，因为任何一个支点都要用尽你全身的力量，身体上、心理上都很痛苦，但攀上去的那一刻特别愉快，痛并快乐着。
还有就是自由潜水，即憋气潜入水下。你可以选择一个温暖的下午潜水，随着你潜到20米、30米、40米，你会觉得越来越冷、越来越黑，于是越来越渴望温暖、渴望光明。另外，你潜入水下后，潜伴在上面牵着绳子，你摇3下绳子，他知道你在底下有问题，就会马上把你拉上来。你们成了生死之交，这时候你会渴望交流、渴望友谊。我们讲把人置于悬崖上，才能穿越苦难，超越疼痛，最终理解生命。潜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Tips
安宁疗护（hospice care），亦作临终关怀，始于英国医护工作者西西里·桑德斯夫人。长期护理绝症患者的经验使桑德斯夫人深刻认识到，病人的痛苦不仅来自生理疾病，还源自精神、心理及社交等各个层面，因此单纯地缓解肉体痛苦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全面而细致的关怀。1967年，桑德斯夫人创建世界上第一家安宁疗护机构——圣克里斯托弗安宁医院，致力于改善临终者的生存状况，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
王一方
医学人文学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生命哲学、技术哲学、医学思想史、叙事医学，著有《医学人文十五讲》《医学是什么》《中国人的病与药：来自北大医学部的沉思》《反弹琵琶：医学的现代性批判》等，主编“医学人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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