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惟诚，1958年任《青年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

徐惟诚：感谢《青年报》给了我学习和锻炼成长的机会。更为今天青年报人掌握新的媒体，更广泛更紧密地联系青年、带领青年前进而高兴。

我到报社时，还不满28周岁，离开报社时也还不满30周岁，可以说真正是“初生之犊”。在报社共同工作的同志大多也很年轻，有一股闯劲。我想，这也可能是这一群年轻人最可贵的东西。大约是1959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当时我们十分想请周总理为上海青年写几句话。可是，知道周总理很忙，我们又是一张小报纸，如果一级一级报告请示，说不定在哪一个环节上就被卡住了。而且，周总理在上海的时间也不可能很长。想来想去，只有硬闯。我们把任务交给了从复旦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女记者颜安，让她趁周总理在干部大会做报告时直接闯到后台向周总理面陈我们的请求。颜安同志也真胆大，居然就被她闯了进去。周总理一听她的请求，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事情解决得这样顺利，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从这件事情，我们感到，党的领导人对青年人是那样关心、爱护。同时也体会到，做新闻记者就是要有主动精神，不能怕碰钉子。如果每件事都要等上级来布置安排，那么，有许多可以做成的事就会做不成。

当然，办报纸光有闯劲是不够的，还得有科学精神。我在报社的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年代，至少我自己，自以为是“思想解放”“敢想、敢说、敢干”，是很说了一些胡话的。从当时的思想情况看，不甘心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急于改变它，可是只有一腔热情，只有主观的愿望，就是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世界上的事实想得太容易了。

我也不能忘记那些尊重实际的领导同志。1959年秋天，陈丕显同志要我去采访某县的粮食丰收。他说，据说那里亩产1600斤，你去看看有什么经验，报道一下。我说，我对农业生产不熟悉，请求派两位农业科学研究人员一起去。他同意了。到公社时，秋收已经进行了一半，还有一部分稻田未收割。看过这些未收割的稻田，我问两位专家，庄稼长得怎样。他们说，长得确实好，每亩收成肯定可以超过800斤，但是1600斤是收不到的。我们一连看了三天，又听了当地干部介绍的经验，参加了县委书记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会上有的干部说他们那里亩产1200多斤，县委书记就瞪起眼睛问，到底多少，那位干部连忙说，剩下的种子没算，被鸡鸭吃掉若干没算，等等。我们觉得这篇报道很难写，决定回市里向丕显同志汇报。我向丕显同志说了庄稼种得好，长得好，但产量究竟多少难以核实。我说，能不能只写经验，不提具体产量。丕显同志又问了一些情况，我把县委书记瞪眼睛后下面报的产量就上升的情况也说了。陈丕显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不要写了。这次没有产生作品的采访，是一次终生难忘的采访。它使我记住，新闻报道只能凭事实说话。

如今，《青年报》已经70岁，我离开《青年报》也已59年了。感谢《青年报》给了我学习和锻炼成长的机会。更为今天青年报人掌握新的媒体，更广泛更紧密地联系青年、带领青年前进而高兴。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