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囡从哈佛回来，只为了做垃圾分类！走遍88个小区……

2019-07-17 青年 

青年报·青春上海见习记者张晓雯/文受访者/图

周春，“80后”，上海人。曾用八年时间行遍全国，醉心于大自然。后辞去公职，止步于青藏高原, 倾心保护野生动物。赴哈佛深造、学成归来后，她于2018年创立辅导垃圾分类的公益组织“圾不可失”，目前为止已帮助过88个沪上小区更好地实施垃圾分类。

从长江源到波士顿码头，确立此生志愿

几年前，当上海姑娘周春辞去公务员之职，在青藏高原的无人区守护一种叫斑头雁的动物时，她回想起过去令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深驴友”生活，忽然感到肤浅：“一次次重复的旅途，又有什么意义？我在这里，到底为了什么？”

复旦毕业后，周春考上了公务员。在外人看来，高学历、稳定工作、稳定收入，她走的，是“别人家的孩子”那种范本般的人生路。然而，内心的焦灼，只有她自己知道。

“工作只是两次闪耀的冒险之间无奈的平庸时刻。”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周春就跑去旅行。五年在职期间，一有假期，周春就背起行囊，夸张时五天年假能跑八个省。彼时的她，完全是一副和朋友喝酒谈天、摄影听歌的洒脱不羁文艺青年形象。

浪迹的灵魂最终在大自然面前停下。辞职前，周春去了趟塔斯马尼亚徒步，被澳洲的蓝天白云和敢跟人抢地盘的野生动物打动，于是在辞职后申请去“绿色江河”环保组织做志愿者，守护斑头雁。

无人区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凿冰取水、人力踩踏净水、食物匮乏……但周春却深深着迷于一群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聚在一起的信念感。“我觉得自己以前的境界好小，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排解自己微不足道的苦闷，而同行的成员们，探险家、高原病医生、摄影师等人，却是在试图拯救他们热爱的山川大海。原来除了谋求生存的日常和拉风的在路上，还有第三种生活。”这让周春的脑中第一次萌生出了目标、奋斗、信仰这样的关键词。

周春的第二次“觉醒”发生在波士顿。本是给丈夫陪读去的，后来申请参加了波士顿码头协会的一个项目，针对海平面上升的危机，邀请全世界的设计师团队重新设计、改建存在被淹风险的建筑。“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可能永远是那个骄傲于自己名校毕业生身份，鼻孔朝天仰望星空的所谓社会精英。”周春说。

从源头对垃圾进行分类，是现阶段的刚需

为了在实践的基础上更系统地学习公益组织的运作，为回国创业做准备，周春在波士顿的第二年选择入学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公益组织管理及社会企业运营。当时的周春已怀有五个月身孕，或许连她自己都未曾想过，这是她此生最坚定的时刻，因十分确信，一生的志趣已经想清楚，路就在那里，就丝毫也不怕。

至于回国后最终选择了垃圾分类为切入口做公益，从小住得离老港填埋场不远的周春有话说：“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家旁边的滩涂和斜坡都被其他地方偷倒过来的生活垃圾给填平了。”

7月1日，垃圾分类条例正式在上海施行。在周春看来，垃圾分类是现阶段的刚需：“由于饮食结构的关系，美国的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的比重少于20%，用厨余粉碎机直接打一打，下水道冲走就可以了。但在国内，湿垃圾的比例高达60%，填埋越来越没地方，焚烧产生的燃烧率、废气排放问题又很严重，所以我是特别支持从居民源头做起，自己把湿垃圾分出来的。上海每天有20000吨生活垃圾，如果真能减到每天2000吨，我们就再也不用建新的填埋焚烧厂了。”

创立“圾不可失”公益组织后一直到现在，服务过的88个小区都是周春他们一个个亲自找上门去谈的。一开始还需“曲线救国”一下，如在嘉兴路街道，周春是先接了个小项目，作为讲师给街道里的垃圾分类负责人讲了几堂课，效果不错，取得街道方面的信任后，才被分配到了一个示范小区泰景苑做垃圾分类。

最初会受到阻隔、不理解，如此迂回，是由于居民方面对垃圾分类的陌生和排斥，还和小区类型、环境有关系。如，最难做的那种小区在每个楼层里都有垃圾桶，如果要定时定点，就必定要撤掉楼层桶，引发居民不满。那是2018年6月左右，垃圾分类在上海，被接纳还存在难处。

周春第一个成功做起来的小区是杨浦区延吉街道的控江西三村，老式小区，共有1367户，户数并不算少。最令人头疼的是，高空抛物、随地大小便的情况都有。在进到小区里督导居民，或组建小区内部的志愿者团队时，周春会培训得非常细，从将心比心出发，运用一些话术，争取“融化”居民的心：“讲理念太大了，但如果跟居民讲，垃圾桶撤掉以后就不臭了，干净了就没有蟑螂了，他们会听。”

== 对话周春和她的小伙伴们 ==

记者：你最近接受了一批媒体采访，故事曝光后，如何看待存在在你身上的标签和质疑的声音？

周春：听到最多的质疑是哈佛回来为什么要做垃圾分类？其实我申请哈佛就是为了回来做环保，哈佛只是一个“手段”，总不能因为“手段”放弃“目的”吧。大家很吃惊，我挺讶异于大家的这份吃惊。我心中最主要的一条线是想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什么对自己是重要的。公务员辞职、求学，都是自我寻找的过程，寻找什么是自己最认可的生活方式。寻找到了以后，照着这个做就好了。

记者：在国内做环保公益组织困难吗？你们的现状如何？

周春：的确，在国外，当政府和企业失灵，公益组织就会填补上，这三方是并立的，地位平等。外界也十分看重公益组织这股来自社区的声音，并且认可其是专业的。国内这股力量比较薄弱。事实上，做完88个小区之后，尽管成效确实非常好，但就是再也没有人来找我们做了，因此接受媒体采访也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途径之一。之后我们打算再探索其他模式，是不是条例出来后，街道的需求有所改变？或是其他后续的配套项目是不是有更多需求？

记者：愿意加入团队全职工作的同事，当初是抱着怎样的想法？

刘菁斐：我5月加入，是在一个叫NGO发展简报的网站看到招聘信息的。回国前，我在日本研究非营利组织，做理论研究。加入这个团队后主要做项目助理，落地实践，和居民沟通、培训。我们人少，什么工作都做，没有分得那么细，就相当于创业公司。一开始我会以为垃圾分类这个事跟居民素质关系挺大，但后来发现没有那么大。居民人都挺好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耐着性子去沟通。当他发现周围人在改变，他也会改变。

最早的成员之一小A：2018年10月我就加入了，一开始只有我跟周春老师两个人，拿下了大部分小区的工作。我大一、大三时去过两次非洲做志愿者，一直蛮想做公益的，哪个领域都行。英国留学回来后，碰巧看到这个机会，就来了。待遇就是普通社工的待遇，我们团队很好的一点，就是大家来这里不是为了赚钱，薪资方面能保证日常生活起居就OK了，不是只为了钱来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