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钟雷/文 受访者/图

“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近期，热映的电影《少年时代》在不少人朋友圈中刷屏，片中的这句台词也为不少网友追捧。除了少年们真挚的情感外，片中涉及的校园霸凌、未成年人犯罪等话题在近期也引发热议。

如何更好地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如何让未成年人在受到伤害后能够在11月7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2019年年会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上，“司法社会工作”再度成为焦点话题之一，如何增强社工队伍专业化建设、如何形成“报团取暖”而非“单打独斗”的体系，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司法社工专业性亟待提升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通过社会力量尤其是专业的青少年司法机构开展社会调查、心理干预、人格甄别、行为矫正、社会观护、技能培训等工作，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能有效促进办案专业化与帮教社会化的良性互动。

上海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源地，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也起步最早。2010年，上海检察机关全面建成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至2019年10月，全市共设立观护总站16个、观护点214个、观护基地48个，累计对5647名涉罪未成年人落实观护帮教，其中99.4%涉罪未成年人没有脱保或者重新犯罪，顺利回归社会；涉罪未成年人非羁押措施适用率上从24.6%上升到51.9%，不诉率从6.4%上升到49.1%。

不过，在研讨会现场，部分专家也提出了现行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体系中存在的一些瓶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维俭就指出，目前的该体系下，志愿者无以为继、政府购买服务不畅达、缺乏专门的主管机构等问题较为突出。

司法社工作为与未成年人直接接触的群体，专业化程度不高也是困扰着不少地区的一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主任江继海在发言中着重强调了建立社工培训保障机制的重要性，“要让社工进得来、留得住、有前途、受尊重。”他指出，只有完善保障机制才能有效推动司法社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尽管对司法社工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也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可以做“甩手掌柜”。“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购买服务，更不是以购买服务为名来推卸责任。”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姚建龙提醒，如果错误地认知两者的关系，很有可能会引发高风险情况。

社会组织充当未成年人保护“缓冲带”

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要求提高社工的专业性，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对接更多专业性强的社会服务机构，形成合力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的长效机制，单靠司法机关难免捉襟见肘。

2019年11月8日上午，全国首个实体化注册的未成年人保护民办非企业组织“上海市普陀区蒲公英未成年人社会培育中心”（以下简称培育中心）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正式揭牌，该模式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体系建设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新模式。

目前，培育中心的核心职能为司法中转职能，即在接收政府机关提出的需求后，将边缘化问题未成年人，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非羁押）、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等安排到不同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及再融入社会培训，重塑未成年人人生观、价值观，降低再犯风险率。简单来说，培育中心充当着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

相比普陀区原有的未成年人保护合作项目，支持体系能拓宽社会化服务需求单位的范围，提升社会服务提供者专业性，支持体系通过整合资源，对接社会的服务机构，满足检察院、公安、法院、司法、民政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实际需求。

“政府引领，我们做落地，我们比较接地气，对接的资源也更多。”据孙杰透露，目前培育中心跟178家社会组织，以及数百家企业均有合作联动。资源的聚合甚至让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点单”，培育中心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性质、成长背景、从业经历、兴趣爱好等的评估结果，将他们中转至适合的帮教站点。“很多涉罪未成年人都处于叛逆期，我们也希望用特色活动作为载体，让孩子们不仅学到技能，也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怀。”

孙杰透露，接下来其所在团队将会对这一模式继续优化，待“普陀模式”完全成熟后，可能会推广至全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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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