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周胜洁/文 施培琦/图

她，新婚后第一年本该跟丈夫回江西老家过年；她，早就备好了给母亲的化妆品，本该在武汉的家中和父母围坐一起，喝最爱的莲藕排骨汤。她，早早订了票，本该和丈夫、女儿一起去深圳看望老人。

当疫情来袭，一切的“本该”皆为泡影。上海市疾控中心负责承接全市检测任务，身为检测人员，新婚的刘嘉婧，武汉人高芬，有女儿的周艳秋，不约而同做了决定——退票，留下。

她们所在的市疾控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有一群奋战一线的青年，平均年龄35岁，年龄最小的25岁。上海的所有疑似病例样本由他们检测。

　90后刘嘉婧：N95口罩在脸上勒出一道痕　

见到刘嘉婧时，她已经出实验室近一个小时，N95口罩的勒痕还“刻”在她的苹果肌上。作为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技师，毕业于复旦医学院免疫学专业的她，2018年进入市疾控中心工作。新婚燕尔，刘嘉婧本该和丈夫一起先回江西的老家过年，再回她在浙江的家。如今，她坚守在上海。

坚守心路

防护服穿10多分钟就湿身

今年春节本是我第一次跟丈夫回江西过年，很早就买了1月23日的高铁票，又给家人备好了酥饼、大白兔奶糖等上海特产，结果，特产快递了回去，我们却留在了上海。

疫情来了，我一个人若回家过年，会增加同事负担，我都没纠结就想着退票。家人很支持我的决定，父母一直说：“我们没事，会照顾好自己的。你放心，你也要保重身体。”

除夕是我的生日，没排到值班，不过我还是去了单位帮忙，还在办公室里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大年初二则是我的24小时应急值班日。

穿上厚重的防护服，进入实验室后，我先整理送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样本，进行核酸抽提，荧光定量PCR检测等。然后看报告、整理样本，再进行复核，确认最终检测结果。

24小时，我的作息大概是这样：一早8点进实验室，一待4个多小时，中午出来吃饭，下午1点半又进实验室，一抬头已经到晚饭时间，出来休息吃饭，晚上一波样本又到达了，再进实验室就是通宵，等结束工作可能已经是第二天凌晨4、5点了。

而只要进实验室，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就必须穿着。

刘嘉婧生日当天发的朋友圈。

刚进单位时，有同事就介绍过防护服，防护服原理是将个人和周围的环境相隔开，确保不接触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所以在穿戴过程中，人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对于体力和心理都是极大的挑战。防护服完全不透气，每次脱下后都是一身的汗，有类似幽闭恐惧症等心理疾病的人也不能胜任，很难长时间在这样工作状态下完成精细的操作。对检测人员来说，是体力和心理的双重负荷。

我习惯得挺快，不过穿上防护服后，不出15分钟就开始出汗，汗一直闷在里面，所以每次脱下防护服后，衣服都黏在身上，浸湿了汗水，头发都湿了，我总觉得那时候是最狼狈的，一天大概换三身衣服。口罩也扣得紧，往往进实验室一小时后就觉得鼻子被压得生疼，很担心鼻子被压塌。

不过我在实验室里一向特别专注，精神高度紧张，因为每一步都不允许出错，导致每次下班后虽然身体疲惫，却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这几日我一直持续关注着武汉的情况，心情五味杂陈，我很佩服上海援鄂医疗队的队员们，他们是打赢攻坚战、奋战第一线的人，是真正的“逆行者”，而我呢，就想在实验室里用心检测，为这次疾病防控作小小的贡献。

　85后高芬：守护魔都，心系家乡　

高芬是武汉人，对最近的疫情，她心情复杂，她很担心在武汉的父母、朋友。每天刷很多新闻、帖子，会看到泪目。武汉是病原地，她又觉得拖累了全国人民。但高芬说自己是个“心大”的人，并不是对事情毫不在意，而是用乐观积极去面对。

她的24小时值班日程排得相对密集，进实验室她就专心检测病毒。入职第三年的她，说话直爽，手机壳是史努比，第一次没和父母一起过年，她给自己煮了家乡美食，幸好家中有“喜茶”陪在她身边，“喜茶”，是她在单位附近捡的流浪猫。

坚守心路

不回家不添乱，做好检测工作

今年，我做出不回家的决定挺艰难的。本想利用调休，已经买了1月21日的高铁票回家。我每年春节必定回武汉和父母团聚，过年也很热闹，大家聚在一起，走亲访友，还有一大堆好吃的。排骨莲藕汤、武昌鱼、热干面。虽然全国人民会说很家常，都有啊，但我吃起来就觉得不一样，是家的味道。我给我妈都买好了化妆品。

21号前一周已经隐隐觉得可能不回去比较好，在家人群里说了一句：“可能工作会比较忙，回去后也会隔离，对工作会有影响，我今年就不回去了。”

其实鼓起勇气说这句前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就算发送了内心还在挣扎。

但当时父母并不理解，当时武汉还没封城，外界看来严重程度并不高，为什么别人都回家了，就我不回去。群里鸦雀无声，没人理我。

话是说了，票还没舍得退。

直到20日值班结束，我觉得事态已经很严重了，最终决定退票。我回去没用，可能还会添乱。

这是我第一年没回家过年，虽然现在交通方便，我年中的时候还回去了一次，但都比不上春节一家团圆的重量。

票退了，给我妈快递了化妆品，还每天敦促他们：“不要出门！出门戴口罩。”幸好我在疫情初期就网上下单买了2箱口罩快递给了他们。我每天还会看微信步数，只要超过1000步我马上会问他们，生怕他们还出去串门，不过最近他们都很乖。

留下了，就要好好工作。目前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检测，七组人员，每组5-6人。

大年初二我24小时值班，一早8点进实验室，12点出来吃午饭，下午从1点到5点都在实验室里检测，晚上又一波样本送来，晚上6点开始检测，就要持续到第二天一早6、7点。

进实验室后，我会根据分工，对样本分装、贴标签、打印等，每次实验室出来衣服都湿透，然后换衣服再继续。

刚开始熬通宵真的很艰难，现在我有意识地在前一天晚上早点睡，值班当天喝咖啡，状态不错。

今年我其实没有过年的意识。大年三十，我没有值班任务，但还是去单位做了些工作。直到同学打电话叫我去家里吃年夜饭，我才意识到是除夕。

本着少走动的想法，我自己回家了，给自己煮了热干面、糯米蒸排骨、卤猪蹄、凤爪。孤独倒还好，有“喜茶”陪着。“喜茶”是一只流浪狮子猫，我在单位附近捡到的，便领回了家，养了一年四个月。除夕夜，我给“喜茶”开了一个罐头作为奖励，有猫就觉得并没那么寂寞了。

我很敬佩那些驰援武汉的“逆行者”，他们与武汉非亲非故，却义无反顾地去帮助武汉人民，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添乱，做好手头的工作，

我希望这事能尽快过去，我们能一起回武汉，吃热干面、豆皮、面窝。

　80后周艳秋：除夕主动申请当班　

采访当日周艳秋没轮上值班，但她还是出现在办公室里，帮忙做一些报告材料的整理工作。        

作为市疾控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今年她一个人留在上海，丈夫、女儿不在身边。除夕夜当班，也是她主动申请的。一整天几乎没怎么和家人联系，直到大年初一一早7点多出了实验室，才看到女儿发来的微信“妈妈，你辛苦了。” 说到这，她突然哽咽，红了眼眶，“对不起，我泪点太低了。”

坚守心路

大年三十值班，女儿一条微信让她瞬间泪目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还是学校一名大五学生，导师那时候就告诉我们，病毒检测的价值感与荣辱感。所以我选择了这份职业。

今年春节，本来计划全家先去深圳看望老人，然后带女儿去广州等地旅游，1月22日的票也买好了。但疫情当前，我觉得我不能走，于是17号就退了票，第一次一个人在上海过年。

大年三十当天我申请了24小时值班。一早7：10就到了疾控中心，检测小组碰头，商讨检测流程，等着质管处将样本送来，几人分工，进入实验室后整理样本，那天整理样本就花了2个多小时。

那一天很忙，我根本没有时间概念，一抬头中午12点了，下午2点半才出来吃上了同事从食堂打来的午饭。进实验室后，再抬头又下午5点了。夜里我只记得2个时间段，一抬头是大年初一的凌晨2点，再一抬头已经是早上7点多了，2个小时后我才离开单位。

防护服是挺闷的，那天第一轮进实验室就穿了近7个小时，出实验室时，衣服都湿透了。那天我湿了三身衣服，不过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倒是没觉得特别疲惫，倒是咖啡足足喝了三杯。

除夕也忙得没时间和家人联系，一直到初一一早出了实验室，才看到女儿发来的微信“妈妈，你辛苦了。”我泪点低，眼泪一下就迷了眼。

这一次，家人的确很支持。家里老人叮嘱我：“要保护好自己。” 12岁的女儿还会对我说：“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女儿长大了，懂事了。

其实我哥也是一名一线工作人员，他在外地当社区主任，所在辖区查出一例确诊病例，他们不但每天要叮嘱相关人员隔离防护，还要在社区里加大防护宣传。我俩通电话时，都觉得自己是前线工作人员，这是社会责任，能为此出一份力也感到荣幸。

反正我一个人在上海也没事，没轮上排班就来单位“跑腿”，当班的人在实验室里干活，但还有很多文件、报告需要整理。我就来整理风险评估、标准操作流程等文件，能帮一点是一点。   

应急加班，每个人都疲累，只靠几个人盯肯定盯不住，持续的疲劳的确很辛苦，这时候，我更应该坚守岗位，和大家一起战斗。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周胜洁/文 施培琦/图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