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在指挥排练。受访者供图

6月13日晚，乐迷期待许久的、全声部、整建制的大乐队首场售票复演到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将亲自指挥这场演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余隆表示：“这场音乐会将献给最美逆行者，同时表达人类对希望的憧憬。”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对工作负责  

“我是音乐家，我还是社会服务者”

疫情暴发之前，作为国际知名的指挥家，余隆还在“世界环游”，在14个城市指挥了音乐会。“疫情变严重时，我在国外，很多人劝我留在国外，他们说这可能就像非典一样，等3个月后就好了，但我拒绝了。我在我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我必须回来，因为我所认识的音乐家都在国内，我必须跟他们在一起’。”

余隆的这番话，让国内外很多音乐家都很感动。“现在会有人觉得，你很聪明，当时就回来了。”余隆说，自己当时纯粹是因为责任感，“这当然不是聪明，而是对工作的责任，对团队和音乐家的责任，对你的家、你的同事、你的城市、你的国度的一种信任。”

回来之后，疫情全面暴发，全世界停工，余隆本人满满当当的指挥工作安排也同样暂停。虽然也能在家看很多“杂书”，甚至圆了童年梦想，玩起了重型机车。但作为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大乐团的音乐总监，他没停过一天，“每天都在电话会议。从远期目标来说，很难想象，上海交响乐团的工作计划已经排到了2023年。从近的来说，像我们上交复工，绝对不是一拍脑袋就复工的，我和工作人员一直在准备，直到终于等来了正式音乐会。”

“前段时间除了忙着跟欧美音乐家、乐团磋商调期和未来合作可能，期间也举办了线上音乐会，并时刻关注年轻音乐家的成长。这个行业是薪火相传的，疫情期间，我们也考虑了如何给青年音乐家创造演出机会的问题。像下周一，上海音乐学院就邀请我去讲青年音乐人毕业之后择业的问题。”作为行业领军人物，余隆告诉记者，疫情期间他感受到了更多的责任，“我从不把自己只看作一位音乐家，我还是一名社会服务者。”

  对听众负责  

“直抵人心的内容，线下传递更真实”

疫情首次让全世界的音乐家“集体失业”。随后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上交开始复工，余隆的国际友人们都会由衷地给他发消息祝贺。“线上音乐会当然有它存在意义，而且上交也不是随便做的，有模式、有策划、有内容，但这些还是取代不了线下的音乐会。”他说，“直抵人心的东西，是要靠人和人的接触的，尤其是现场艺术，观众和舞台上的互动，这是线上音乐会无法取代的。”

13日晚的上交大乐队演出，包括此前一直没上阵的管乐声部，也都将出现。余隆这些天一直在指挥排练，“很激动，虽然演奏员坐的距离拉大了一些，排练效果没有坐得很靠近时好；虽然管乐演奏员前面加了挡板，以保证安全，这些新的变化都需要适应，但复工本身，仍然值得庆祝——我们非常欣喜，能给上海这座城市带回音乐。”

为了这次复演，余隆指挥的上交精心选择了爱德华·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理查·斯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以及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

“两个星期前我和马友友进行了电话会议，讨论中聊到了或许再也回不到以前和观众的关系的话题。国与国、人与人、社区与社区之间都有距离了，所有的距离都在拉开，这是个现象、是个事实。回到原来，可能需要一个很长期的时间了。马友友跟我说，接下来要考虑，如何用音乐来服务人群。”余隆说，他们这次选曲，就是期待用音乐来抚慰人心。

“上半场都是致敬疫情里的最美逆行者，因为医护人员、基层工作者走向生死的战场，保证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安全。下半场选择《田园》，这是人类精神的象征，作为全球的一分子，我们这个时候更应该让全球看到，我们人类对未来对希望对生命共同的憧憬。”

曾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的英国著名指挥家丹尼尔·哈丁，在疫情期间的善举，让余隆感动万分。“他去给大街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送饭甚至喂食。”余隆给这位好友寄过去很多口罩，并叮嘱他注意安全，他说，这就是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