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接受记者采访。网络供图

8年的上山下乡，9年的空政话剧团龙套，生活的万般磨砺也造就了濮存昕一身好武艺。若干年后，聚光灯下，他终于成为舞台上的那束光——一生以演员为幸，为舞台而狂，以舞台为命。如今，67岁的濮存昕，舞台上演过近30年的李白，唐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也在塑造着他。“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说，舞台表演这一行当，是他一辈子的命。只要站上舞台，他就要扪心自问一句：“我究竟对不对？”

青年报记者 冷梅

 1   爱之切恨之深，国有院团真的需要改革。

青年报：现在你每年在话剧舞台上的表演时间有多少天？

濮存昕：退休之前，每年我会演8—10部戏，有北京人艺的戏，林兆华工作室的戏，国家大剧院的戏，以及外单位的戏，也包括一些诗歌朗诵等舞台艺术作品，加起来每年有100多场，这样的工作节奏持续了10多年。原创剧，一般持续2—3个月的排练时间，复排的戏一般需要半个月到10天左右。碰到年末大戏，或者复排间隔较久的戏，排练时间还会拉长。如果一年里头，排演2—3部原创剧，基本7—9个月时间都在排练。每天的排练时间一般都是下午一点到晚上八九点。

青年报：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你也身兼使命。就你认为，国有院团应该如何发展？是否可以考虑更多创新的方式与市场接轨？

濮存昕：我觉得国有院团真的需要改革，应该以艺术生产为主线，但目前从管理体制来说，则是以行政单位为中心，非业务人员占比有50%，在人员结构中一直存在发展的瓶颈，而庞大的行政人员结构，也会让戏剧演员的薪酬体系与市场行情相对脱节。表演院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更愿意去拍电视剧赚快钱，花几年时间投入在舞台艺术的人越来越少。

国有院团管理体制面对几重压力：第一是面对资本市场，管理没有优势，面对开放的文化市场，又受到影视娱乐产业的冲击。作为高雅艺术，中国的话剧应该与世界话剧进行对话，但是与世界所有戏剧院团对话时，我们的优势真的不够。第二，来自于系统内部，艺术院团的经营管理尚未找到合适的切入口，走了不少弯路，艺术规律与系统之间尚存矛盾。第三，来自于青年演员的培养。影视业的商业运作，影视明星对表演院校学生的感召，让年轻人不断受到诱惑，最终使得舞台创作中艺术后备力量特别匮乏。

年轻人不再注重舞台的表演基础，导致基本功不到位。速成的表演艺术教育，让很多年轻演员忽略基本功，只追求站到舞台中央成为著名演员、获奖演员以及高收入演员。我们已经回不到父辈（对表演的追求）那时候去了。还有个人主义和团队精神的平衡，应该是专业性，是对舞台艺术的一种尊重、一种崇尚。所以有时我们跟年轻人谈扎根表演艺术，回归舞台，但是当它与个人主义发生矛盾时，我们没法说动他们放弃名利，回到舞台创作。

青年报：市场经济是推手，国有院团同样需要考虑票房，盈利与否，来圈定排演周期表和剧院场次，当下舞台艺术应该是深受各方掣肘吧？

濮存昕：我也做过北京人艺的副院长，对我来说，一直都做得不太好。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市场化，全国有若干大剧院，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包括东方艺术中心，都是1200—2000个座位的三层楼大剧场。而对于话剧这种舞台艺术，发音方法、语言的张力来自表演的能量，需要通过演员的原声来体现它的专业性。但是现在考虑到票房，全国巡演不可能不选择大剧场。而在大剧场就只能使用麦克风、辅助话筒等扩音设备，表演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我们北京人艺多年来还在舞台上坚持使用原声，就是为了尽量保留住舞台表演的原汁原味。我们这代人在戏剧表演上深受老一辈艺术家的影响，会在舞台上满弓满调地说台词。同时，年轻演员面临诱惑，他们已经没办法进行这样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像我，就一直拒绝使用话筒、麦克风，我希望尽可能去保留舞台的艺术性。比方说，中国戏曲，原来200人的剧场，就算大剧场了。演员唱腔和戏曲乐队配合，从不用话筒。这种原声舞台呈现，最佳搭配就是一二百人的剧场。一旦用上话筒，演员就不会“掏心窝子”使用自己的丹田之气“脑后摘筋”(行话）。这些都属于舞台艺术所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2   你要找到标准，抬眼看到比你强的人。

青年报：对你个人的表演生涯，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濮存昕：其实，有很多很多人。我父亲一定对我影响最大，父亲苏民是北京人艺第一代演员，也是人艺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导演。同时，他也带学生，王姬、宋丹丹、徐帆、陈小艺、江珊，也包括我，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家里教学，我不是在册人员，总是跑到内屋，竖起耳朵偷偷听，然后用纸笔记录下来。选择演员生涯，真的是因为我父亲。后来，下乡去了北大荒，很自然就进了宣传队。等到了24岁，从黑龙江回到北京，只能去街道工厂做工。如果这样下去，一辈子也就看到头了。我只有考文工团才能改变命运。

正逢空政话剧团招生，我就考上了。在空政待了9年，又到北京人艺。在我整个艺术成长道路上，有很多前辈帮过我，例如郑榕老师、蓝天野老师、林兆华老师……后来，我又跟着林兆华做新戏剧。甭管它的结构也好，关键契机也罢，包括它的初心和实践，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原来还有这种方法，戏还可以这么演。大导林兆华确实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是他让我成为具有现代艺术审美和现代思维方式的演员。我本身也愿意接受新事物，不古板，唱歌、跳舞、体育运动，还有绘画和书法，从不局限。包括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田壮壮，都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等到了40来岁，我就在想，唉！我还能干些什么？当我特别迷茫时，又开始朗诵。孙道临老师、乔榛老师、姚锡娟老师成了我的新榜样。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嘴，台词基本功怎么那么差，然后我又进入中国剧协，和戏曲演员在一起，他们的唱词儿，每一个字、每一句腔，哪怕一个板眼，都特别讲究。因为我没有进过专业院校，而且那时候已经有些名气了，你就交出这样的台词，表演功底，实在很丢脸。反观之下，我才发现台词功底如此重要。

青年报：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有着属于这代人的性格标签，特别能吃苦。而在你个人身上，不论对表演的用力，还是对人生的诠释，似乎都能感觉到特别能吃苦，你自己的经验是怎样的？

濮存昕：你看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上山下乡，16岁时我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自愿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下乡知青。知青八年，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学会了收庄稼、盖房子、架电话线，还当过马倌。然后，有机会回到北京，还当过待业青年。后来，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生钟爱的职业，就是演员。这个过程中，吃了多少苦，上过多少当，这些辛酸无需赘述。我40岁以前，真的是默默无闻，急得我是干瞪眼直跺脚；名和利来了以后，你会做何选择？突然之间，你就成名了。你需要找到标准，真的要抬眼看看比你强的人。

青年报：那你觉得，在当下，如何才能当好一名演员？需要具备哪些“瓷器活”？

濮存昕：我希望演员能成为“学者型”演员，不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做理论创作，要去写书，他的思维要跟得上文学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有一点哲学的思辨能力。去认识生活，他一下子就能理解概括，并能高度提炼，有发现能力，有理解能力，也有表现能力。我可以通过我的生命，去表现各种各样的人，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角色。你可以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扮演国王。国王这个角色太不容易了，我看过全世界不下10部《哈姆雷特》，世界各个剧团的版本，可是对国王我始终没有探讨清楚。我看了这么多之后，就会提出质疑，提出新的创作方向。如果除了杀人这一点，其他理由都能站住脚，国王这个角色就不是一个绝对的坏人。这些理由都值得重新被解读。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只是让你去批判的人物，他是具有探讨价值的人物。正是这个原因，让我决定60多岁了还要出演国王，我的创作兴趣就是这样的。

濮存昕饰演的李白。

 3   基本功是安身立命之本，专业方面需追求极致。

青年报：2018年排演的《暴风雨》，是和英国的著名戏剧导演提姆·修普合作，他曾执导过多部莎士比亚戏剧作品。那时，你已经65岁，饰演濮思洛。你怎么样看待这次合作？

濮存昕：拍戏过程，我需要接受一个外国导演怎样去改造我，如何去解构戏剧。起步，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导演不让你背台词，就让你去演。而我们这些中国演员，不让我们背台词，哪会来真的呢？他就让我们做小品练习，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随他。不到80天的排练期，直到最后，我觉得自己才跟上了。一开始，所有演员都交作业了，就我没完成。他给我的命题，我真的没有灵感，什么都没有。我说：对不起！我们15分钟没有想出来，我代表所有伙伴向导演、向演员道歉。我今天交了白卷。我想说我是真的没跟上。导演接着说了一堆话。我是已经退休的人，凭什么到这里来接受重新再造？我以前的表演经验在这次排练中完全用不上。就算这样，那我也得跟上。最后，首演时，我们面向观众，证明自己重新“闯”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是在我65岁时完成的。未来，我还能完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依然愿意尝试。演员这一行，我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地，我的生活也好，生命轨迹也罢，一定要有这种专业性，甚至是某些执念，才能活得纯粹，一以贯之，把自己手头的工艺也好，艺术也好，做到极致。

青年报：可以说，北京人艺是很讲究基本功训练的院团吧。

濮存昕：其实，我从零几年开始学习，有十多年了，学老前辈的戏，每个老师的戏我挨个演。于是之老师、林连昆老师的戏我演过，郑榕老师、蓝天野老师的戏我也演过。现在，我还想学学吕齐老师的戏，他在上世纪60年代出演的《伊索》，到今天为止，还有谁能演得过他？为了学习他们的戏，我进行二次创作，这些让我受益匪浅。如果你把这些老先生的戏，起码几十出戏拿下来的话，才真有可能成为名角儿。所以，我们要向戏曲演员学习，学习老戏。我是有目的的，你用这些老的东西加身，现在就是最时尚的，因为现在没人会了。就像我们的文物、古董，价值连城。这些工艺，直到现在都是达不到的。表演艺术也是，真的要向上一辈取经，向老的东西借鉴灵感。

科技需要创新，可是文化艺术，特别是在学校里，千万不要先去创新，基本功是什么就是什么，太多艺术院校，基本功还没学好，就跟着老师搞科研搞创新去了。老师在学校上课，也要不断进修自己的基本功，然后再去教学生。呼吸、发声、台词，都要从基本功开始。不然，他们到剧团来，一拿腔拿调，五年之后，肯定有变化，到时候也只能跑个龙套，演演配角，一晃就40岁了，这辈子真的就糟了。

以前北京人艺一直由我父亲苏民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晚年带了三拨学生，包括宋丹丹、梁冠华那一批；然后是徐帆、陈小艺那一批，后来就是吴刚、冯远征那一批。鲁景超，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当时都是人艺第一批新人。人艺有这样一种传统，自己培养演员。后来说需要有学历，就和中戏合办，可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了。当年我也有想过是否要继承父任，可是当时我还放不下舞台，还想演戏，如果不能像我父亲那样全情投入，这件事也做不好。

现在，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承担一点教学任务，带的藏族班。我连高中都没上过，参与教学，也只能分享一些自己以往的小经验。我自认为我的观念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有传统的、艺术传承的精神。在舞台上，你必须字正腔圆。你自身的中国语言基础必须掌握好，才能掌握舞台发声的技巧，进而才能对表演付诸生命般的投入，呈现一个生命能量饱满的、立体的人物。

青年报：但是岁月已不饶人，在舞台上高密度表演，如何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濮存昕：很多方面的学习，我是坚持不懈的。我也相信我能在舞台上保持精力充沛，演好这些角色，我也有能力做到。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何振梁曾说过，中国要成为体育强国，决定因素在于体育人口的比例大幅提高。什么叫体育人口？就是每天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每天留出固定时间健身，我基本是能做到的。我现在表演上的状态，来源于我一直以来坚持不懈的锻炼。如果我不能坚持，我是小儿麻痹，可能现在还不能够走路。我是1955年2岁得的病，那时，一直被同学嘲笑为“濮瘸子”，直到9岁后才勉强丢掉拐杖。我坚持中西医治疗，坚持锻炼身体，到后来我扔掉了拐杖，能跑能跳，能打篮球。现在我还是马术运动爱好者。今年年底如果没有演出，我计划来上海参加马术公开赛，我肯定是业余组年纪最大的选手。这辈子，如果有能力我就想专心做舞台研究。

青年报：现在，你怎么看待人艺？

濮存昕：对北京人艺来说，它不仅仅是几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它是几十个上百个表演艺术前辈，我们从他们身上找到可以参照的演员标准。谁最好？谁一般？谁根本就不行？我们心里都非常有数。但是现在呢？我们又成为人艺的前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影响下一代的人艺年轻演员？

 4   从演戏到做人，我常常追问自己到底对不对？

青年报：在话剧舞台上演了近30年的李白，李白也在塑造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想追求的人生，就是李白这种境界？

濮存昕：到明年，我演李白就整30年了。经历这么多年的努力，回过头来看30年前，我刚刚扮演李白，那时候表演有多差呀！竟然还拿了奖，大家也夸我李白演得好。从那时起，有多少观众用戏票支持着我，一路陪伴成长，直到走到今天。如今我还演李白，他们还买票。每过几年，他们回来看看你，是否还在进步。除了那些眼界在我之上的艺术家、前辈老师，我所扮演过的历史名人也在影响着我。我演过曹操、李白、弘一法师、鲁迅……这些经典人物，他们对我的影响根深蒂固。他们做人做事的方法，对生活的感悟也会影响你的人生判断。就像在台上塑造鲁迅，我未必演得好，但是他的生命历程以及文章，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和读者。近30年扮演李白的经验，不光是我在塑造李白，李白也在塑造我。他浪漫主义的思想像孩子般单纯、真诚。他的一生，当然有怨，也有恨，但是在世事面前，依然能像孩子般笑对坎坷，拥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情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悟。他让我决定自己也要做一个简单的人，有像孩子一样没有世故的眼睛。我现在都60多岁了，如果带着一辈子的怨和恨，那些不满和很负面的东西，肯定会变得很世故，我们对世界充满了疑惑，不能说真话，只能戴着面具。在舞台上塑造他的过程，其实我们也是在人生修行。例如弘一法师的人生态度，这些都能丰富我们知识分子的艺术创作。

青年报：那你觉得，究竟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

濮存昕：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简单概括。在大都市，年轻人都有着他们的追求。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你的经历最终决定了你今天的所见所为所求；而你今天的所言所为所行也将决定着你的未来。谁也不可能完全复制别人的生活轨迹，每个人面对自己的人生，都有可能遇见新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品格要有，道理要懂，你也需要遵循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以及人生法则。

如果可以，人应该更加真诚，能去感受美好。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都有对错；年轻人能保持真诚的自信，不要太在意对错就好。即便活到我这把年纪，也未见得都对。其实，生活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要你真诚地面对当下，面对每一个瞬间，聪明的孩子都会懂得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你竖着耳朵，抬着眼睛，看向那些比你强的人，你获得的所有智慧，都将带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青年报：如今，在表演上，你还有什么样的追求？会像蓝天野老师，如此高龄，还依然为戏剧而生，为戏剧充满热血吗？

濮存昕：我觉得在戏剧这一行，我一定得“对”，这是我不断扪心自问的一件事。甭管你是否有名有利，只要不对，这辈子就没什么人生意义。最起码，在专业上，我的自我判断要“对”。当然，我说的“对”不见得就是别人的“对”。人生一场，起码我这些个人经历，人生的这些付出是对的，是有意义的。我并不建议现在的孩子都来学我，就像我有时音不准，也念过错别字，有时也有疏忽。我对的部分，你可以先模仿我，你也可以跟别人学，在你进行自主创作时，就像跳舞，你需要有一个“标杆”去训练，但是又不能一直扶着“标杆”跳舞，你必须亲自上场，支撑自己独立走上舞台，完成属于自己的表演。

青年报：如果请你对青年表演爱好者说些人生寄语，你最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濮存昕：千万不要忽视基本功，1+1等于几？千万不能忘了。作为演员这一行，就是你的专业能力，你的表演是不是“真的”。然后才可以1+3=4，5+6=11，一直往上走。如果表演不是真的，可能你可以借助技术，耍一点小聪明去掩盖，你可能一次对，但不可能永远对。要想成为一辈子的好演员，不要忘记基本功训练。除了表演所依靠的嘴和身体，你还要增加阅读，提高你的审美能力，你要跟随时代拥有不断向前的学习能力。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信息化时代，艺术的方向是什么？我说，科技再这样发展，也还是离不开人最基本的喜怒哀乐，舞台艺术永远是一种面对面的表演形式；所以我拒绝参加综艺晚会，我也不上综艺节目，上了节目你的一切表演都不再是你自己做主。我对舞台的纯粹性深信不疑，我觉得方式一定要对。我是舍不得舞台的，也没办法破圈。我这辈子的命，就是在舞台上，我的地盘我可以自己做主。

濮存昕主演的电影《鲁迅》剧照。

  中国戏曲大家系列访谈之四·人物  

濮存昕，1953年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祖籍南京市溧水区，国家一级演员。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赴黑龙江参加生产建设兵团。1977年回到北京，考入空政话剧团。1987年正式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至今。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表演家协会副会长。

他主演过数十部优秀的话剧、电影、电视剧作品，深受民众喜爱，曾凭借出演《光荣之旅》《一轮明月》，获得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入选《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人物卷》。近年来还义务从事艾滋病知识的宣传。2006年10月获“宋庆龄樟树奖”。2003年获评200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