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下一次重逢之时

在小说《奥斯特利茨》中，塞巴尔德借雅克·奥斯特利茨之梦，塑造了一个容忍死者重现的情境——死者在旧房间中走来走去，摆弄各个物件，用神秘莫测的方式交谈。奥斯特利茨由此悟叹：“时间好像并不存在，只有各种空间按照一种高等立体几何学原理排列，在这些空间之间，生者与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走来走去。”

而在梁鸿老师长篇新作《四象》里，一个同样的空间被构置——黑林子，紧邻梁庄河坡高地的墓园。韩孝先逡巡于此，无意中闯入死者的空间。这里有古老的、年轻的声音，男人、女人、孩子的声音——死者聒噪无比，似涨水时的大浪花，满满占据四周无边的黑夜。如此一个癫狂疯魔的异界之中，韩立阁、韩立挺、韩灵子，三具亡魂终于和韩孝先相逢。四人共居一体，带着各自目的，返回世间。死者还魂，首先意味着时间变得没有界限，死亡也不再是一堵立于线性时间尽头的墙。在短暂出现的虫洞之中，死者的意志获得加固，形成一种拒绝漠视、遗忘、虚无的强势力量。此外，还魂的设计，实际上隐藏着一种高明的存在等级化，即通过明暗安排，引入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当下背景为标准去审视逝去时代。我们固然可以预料到，那股被地下阴影所笼罩的死亡力量，并无可能改变当下。然而，正是两者之间微妙的博弈，是互相抵触时迸发的种种困境，赋予生者——这些仍拥有参与机会的人，在探索精神困惑之路上弥足珍贵的启发。

《四象》的题记中引用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我为美而死》，曾被诸多读者视为解谜关键线索——“就这样，像亲人在黑夜相逢/隔着坟墓，喋喋低语/直到苔藓封掉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名字。”黑夜重逢的意境复杂而玄妙，它所指喻的并非表面上的欣慰、喜悦。不是流光溢彩，人们也并未真正受耀于康庄大道式的明亮，但仍然有极其微弱的光，它源于孤独个体的共鸣、人与人发生的交流的可能，以及有朝一日终跃于黑暗之上的雄心。因此，即便苔藓日后会覆盖他们的名字，一切用以抗衡的力量大概率只不过导致个体的失衡，他们还是要说下去，低语不休。

“世界上并没有黑暗，只有愚昧。你掉进在愚昧里了，比埃及人包围在弥天大雾里，还要眼前一片昏黑呢。”这是《第十二夜》里一个愚人的台词，它揭示了一种使人宽慰的可能性，即我们所见的黑暗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澄化，只要真正下决心投身其中，去探索，去自省，去碰撞，去改善。这黑无论属于黑夜还是小说中的黑林子，等下一次重逢之时，必然会比从前更明亮一些。

光明都是值得的

《四象》中有两个以自然现象形成的谜面，“绿狮子”与“血月亮”，鲜亮、惊心、值得反复思量以还原其背后的意义碎片。

“绿狮子”指河对岸疯长的野草，在久困墓地的韩立阁看来，就像一只狰狞的雄狮。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是如何日日凝望着一河之隔的草势，才能从极其抽象的草木边界中悟出狮子的形状——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挣扎于遗忘的人。此外，当墓居者被死亡夺去时间后，只剩空间，他目力所及最远处即他极限，而那正在被新绿吞噬。

受困于“绿狮子”的韩立阁，实际上是还魂后目标最清晰的人——他所求的是复仇。韩立阁曾担任留洋军官，在特殊时代惨遭砍头，为成为完整的亡灵，他用藤条把头重新缝在脖子上。生时过于坚硬的命运，使韩立阁戾气十足，即便死后也绕梁不绝。他试图重置一种过时的秩序——他不要人们崇拜（或说爱戴），他想要的是基于恐惧的顺从。由此可以推断，韩立阁生前也饱受恐惧的支配。

借由“绿狮子”的意象，我们或可进入韩立阁的内心，他所恐惧的究竟是什么？第一，时代在循环涤荡之中变化，植物异样的活力暗示了未来的魔幻和失序。第二，他个体的界限正在限缩，外化到现实层面，他面临的是忽视、淡忘，对于变化不再具有任何话语权。第三，宋人云，更吾名高业茂，终归荒田野草。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绿狮子必然会跨河而来，乃至足迹遍布一切人类土地。那么，韩立阁此刻所坚持之事，是否还有意义呢？复仇，然后呢？

作为韩孝先身上的一种寄附，韩立阁的观念绝非真正的和解之道，视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更合适。韩立阁对孝先无疑是一种蛊惑，尤其在孝先自己也命运不济的状况下，他一度听任复仇之火的驱使：他四处寻找有夺女友之恨的老板，令其家破人亡；他对旧友毫无信任，并在梦中高声叫喊，要举报周围的一切。

“血月亮”的意象则与韩立挺关联。作为韩立阁的对照，韩立挺则象征着一种光明的声音。他活到九十余岁可谓善终，宽恕、赎罪是他立身于世的主题。不过，这种看似正义的处世之道，也饱受质询，韩立挺只模棱两可地回答“人得有慈悲心”。当教堂被拆除，韩立挺也只得走进黑林子，无从抗衡。“血月亮”升起，最后的审判似要来临，但这场审判的基础在于个人心中对爱与善的信仰，它是精神性的。

这就导致了一种不恰当的结果，那个长跪高呼“主啊，我一生中背叛了你无数次”的人，恰是那个最遵循爱与善的人。实际上，普通人试图拥有爱与善是一种僭越，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向其靠近，勉强地保证为善作出的牺牲并不会招来太多厄运，不会因此导致自我崩溃。普通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证明，爱、善、光明都是值得的，是我们通过搏斗、付出代价后仍要去接近的品质。而韩立挺身上的光明过于纯粹，当遇到恶的冲击时，多数时刻显得懦弱。然而，在县长想从孝先口中试探出“朋友”的姓名时，韩立挺拼命阻挠，发出“永远不要写别人的名字”的呐喊时，这无力的正义企图仍令人泫然。

爱世界如同爱少女

据梁鸿在访谈中所述，韩灵子的原型是她母亲坟墓边的一具无名野坟。年久失修，几乎已平。从前扫墓时，梁鸿的父亲总会提醒她，不要踩上去。这一段往事读来多么落寞，死去少女的身份丧失殆尽，凭他人的善意得以保全一点微薄的尊严。只是相较于往日方兴未艾的生命，此刻的尊严显得多么微不足道。衬上父亲的善意，更显凄凉。

《四象》所展示的是一个极为纯真的少女亡灵。死亡将其固定在一个永远年轻的状态，从某个角度来看，早逝对她来说甚至成了一种保护，避免因痛苦命运而形成的偏见落在她身上。韩灵子轻盈地穿行于万物之间，对自然馈赠的一切都欣然接纳。尽管她已归亡魂，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生命力。

同体的四声部之中，最复杂的一个便是韩孝先。在《四象》的前半部分，韩孝先的发声并不多，似在累积、体悟种种不同的观念。细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韩孝先与阴阳两界都格格不入，生者或以为他有精神病，或将其归为超现实的迷信力量，就连死者也常常认为他犯了癔症。他时刻在游离，并不贴近任何一种稳定的身份。在我看来，让他发疯的原因绝不是简单的失恋，而是他身上具有的矛盾性——高考状元、贫困家乡，城市、乡村，不择手段的进取心、书籍世界的善与道。

而韩孝先之所以挂念娟子，是因为自知他的悲剧性必然导致恋爱破裂，娟子是他前半生坍缩后形成的一粒黑洞。当他在黑林子里发疯时，反而获得了一种自由。再也无需承担身份的累赘，他能够容纳各种声音，并在思辨中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他开始想办法攒钱，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修设一面围墙。每日沿墙行走，安于聋哑。

在小说的结尾处，韩孝先听到清亮的一声笑，像小姑娘的笑，从地下悠悠传来。韩孝先似乎已辨认不出，但读者知道那是韩灵子，小说即以一种初萌式的宁静收场——爱世界如同爱一位少女，一想到她，便感到一种美的欣慰。

读出一颗仁爱之心

梁鸿最早以“梁庄”系列的非虚构闻名。作为一位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的研究学者，梁鸿在非虚构作品里体现了对中国农民生存境况的极大关注。

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梁鸿诚挚的书写将一派乡村的面貌展现在读者眼前：荒凉、倾颓，人们似与外界的新时代所隔离，某种不合时宜的东西固执地生长在农村土壤之中。即便是那些离开乡村前往大城市的人，境况也普遍困窘。偶于一些微妙的进退之处，能读出那些观察背后的一颗仁爱之心。

非虚构读来何其冷酷，清晰、冷静的叙述笔调，或是非虚构的创作道德之一。但在《四象》之中，梁鸿无需再承担学者的严谨，可自由退化为一个普通的感受者。例如，当梁鸿进入韩灵子的语调时，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家乡自然风貌的热爱与激情。在叙事方式上，梁鸿也得以使用一种极为舒展、丰溢的语言，精准动人。小说的四个主角自由发言，无需称谓，我们也能从混杂的声音中辨认出叙述主体。

而在四个主体之外，一些庞杂之音也令人感慨。在我看来，这似是虚构与非虚构交错的时刻。尽管情节是虚构的，却准确地指向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

例如，作者借人物之口，点到了对于人们在网络上匿名狂欢的现象。在一个言论渠道更广泛的时代，如何展示自我不再是首要的问题——关键在于要诚恳地审视自我，自行治疗“精神贫乏”的疾病，对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关于风水问题的探讨，则更有意思，各个阶层的人去见风水大师孝先时，带有完全不同的动机，唯一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企图都是利己。当孝先被人从花婶儿那里劫走后，事情的走向极为戏谑，世俗的功利心何其强烈，以至于连神秘力量都可以被随意地捆绑、利用，反讽意味呼之欲出。

此外，农村外出务工者的状况，在书中也有所提及。在小说开头，韩孝先在地下世界中见到了死者建业。建业是被车轧死的，可想而知，其生前也是怀着憧憬去梁庄外寻找新世界的。而当孝先成为风水大师，面对一位急于为儿子治病的老头，孝先讲出了真相。那个年轻人老咳嗽、有时带血、吃不下饭，是因为他中了毒，他不能再在青岛打工了——这些社会学意义上的凝视与关爱，是各种声音得以成立的前提。

小说中提到一句松尾芭蕉的俳句，“树下菜汤上，飘落樱花瓣。”菜汤、樱花各是美物，本该属于不同的情境。然而，人世间偏有那么多破壁的瞬间，要求人们在变化中不断思辨前进，去接受、吸纳更多的可能性。欲行善于世必先体察世情，一个人若抱有诚挚之心，就一定会这样做。而这也是《四象》成形的意义。

（长篇小说《四象》，梁鸿著，2020年3月花城出版社出版。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等，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等；三三，90后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离魂记》。）

三三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