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梵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新星出版社有套小众丛书，对我影响挺大，它当时秉持的理念是填补国内空白。其中一本外国学者谈大教育的书，甚至改变了我的文学观。我这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作家，由于秉持现代主义的精英理念，很容易把守在象牙塔里闭门不出、拒绝与读者交流等，视为文学高度的体现。但这本谈教育的书，令我的视野豁然开朗，让我意识到，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事，也是每个人的事；不只是教室、课程、老师、父母，也是文学、哲学、书籍、行动、谈话等。比方说，诗人不只负有“诗言志”的道德义务，也负有改善审美表达、更新认知的语言义务，这些都仰赖交流，没有交流文学是不存在的。进入新世纪后，我除了写作，还办南京评论文学网站、民刊、诗歌奖、文学活动，编诗刊，面向社会开写作课等等，都可以视为是对这种大教育观的文学实践。这本当时很小众的书，不只改变了我的文学观，也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作为作家，还愿意成为面对社会的写作课导师。当时我就有一个念头，既然这本名不见经传的书能改变我的人生，那这个世上一定还有很多人的人生，等着被某本小众书改变，如果将来我有机会编文艺书，我一定秉持新星那套书的理念，只做填补空白的事，不跟风跻身潮流，更不投身做畅销书。因为潮流书、畅销书体现的，是已经为人所知的公共意识，不再需要谁去启蒙，我等专业人士再添一本这样的潮流书或畅销书，实在是对自己专业技艺的辱没和浪费。专业人士应该走在公共意识的前头，成为独行者、文化先锋，催生那些有价值但不为国人所知的意识，填补认知、审美的空白。我心目中的“填补空白”，是这样一些书，某人或某类书的第一本，或某人的某类书的第一本，第二本不在考虑范围。要践行“第一本”的丛书理念，并不容易，需要找到对理念有共鸣的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这套“南京评论”丛书的前身，是文艺社的“海象丛书”，这两套书实际是一套书，都是基于这个理念。我认为国内文化界、文学界，太泾渭分明了，太恪守体裁、门类的界限。你参加文学或文化活动，会发现你遇到的都是专家：只写小说的小说家，只写诗的诗人，只写散文的散文家，只写评论的评论家，只画油画的油画家，只画国画的国画家，只刻篆刻的篆刻家等等。不仅如此，文化活动也是泾渭分明的，画家只参加画家的活动，诗人只参加诗人的活动，小说家只参加小说家的活动等等。你去看出版社编的文学丛书也是这样，小说归在小说丛书，诗歌归在诗歌丛书，散文归在散文丛书，评论归在评论丛书，真是泾渭分明，好像彼此有仇似的。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做？说白了，是前时代遗留的分工文化观念在宰制着我们，那时科学要求专门化，学科推崇分得越细越好。这种专门化的观念，在当代科学领域已被跨界的新兴学科纠正，但在国内文化、文艺领域，还丝毫未损。我到外边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发现“跨界”不只是文化界的呼求，已是他们的行动。比如，在佛蒙特中心和纽约我的两场读诗会上，听众的专业身份五花八门，有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油画家、雕塑家、版画家、手艺人、出版家、报社记者、律师、教授等，这些听众对文化和文化活动，没有分工的观念。比方说，有的作家他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写短篇小说，但他也会关注诗歌、散文、艺术等领域的进展，自己也会写诗和散文。我认为，分工观念造成的不只是泾渭分明，长此以往，也会大大侵蚀文化的创造力，失去文化发展的诸多可能性。所以，我期待来编一套文艺丛书，可以打破体裁和门类的界限，同时容纳散文、诗歌、小说甚至评论等等，我想通过这套书的示范，来提供跨界和综合的文化意识，更新过去的分工观念，使文艺有一天呈现打通边界的包容和多元，使新一代读者把综合、跨界当作常态。

把“海象丛书”和“南京评论”丛书放在一起，就容易看清这种综合的编书理念。比方说，我编美国华裔诗人李立扬的第一本书《带翼的种子》，这是诗化的回忆录，当时国人还完全不知道他，更不知道他是袁世凯的外孙，在美国主流诗坛拥有牢固的一席之地。我编王鼎钧的书时，当时三联刚出版了他的四卷本回忆录，但我认为，王鼎钧的最高文学成就，是他的单篇散文。为什么这么说？他早年是诗人，后来又写小说和戏剧，到五十多岁才决定将写作精力全部用于散文，这样在他最具创造力的散文中，能看到他对全部体裁的实践，比如，语言的诗化和意象化，戏剧的对白，小说的故事等。本来我还打算编入台湾作家许荣哲的《小说课》，他与我曾一起为台湾写作者开过三年小说课，他讲上半堂课，我讲下半堂课。台版书《小说课》是他讲课部分的总结，我想引入大陆。当时，大陆还没有《小说课》这类书，后来因故辗转到中信出版，成了畅销书，也成为国内诸多《小说课》书籍的肇始。我曾多次赴台交流，发现两岸文学交流的信息并不畅通。比如，台湾非常有名的作家宇文正，大陆却少有人知道她，台湾诚品书店不少原创书上，都印着“宇文正推荐”的字样，我大概只有说出“她对台湾的文学功绩大概相当痖弦当年的文学功绩”这类话，大陆读者心里才会一惊。于是丛书出版了她在大陆的第一本书《台北卡农》，是写台北的主题性短篇小说集。我认识台湾诗人焦桐时，大陆只出版过他的美食书籍，大陆读者并不知道他是著名诗人。他在台湾的作家身份，远大于他的美食家身份，他自己也渴望在大陆“恢复”作家身份。丛书编了他在大陆的第一本非美食书，写非洲见闻的散文精选集。

2015年我赴美期间，认识了美国散文大家罗帕特，其间我领略了他在美国文学界的大家地位：他在食堂吃饭时，其他作家都在偷偷瞟他，谈论他。他因散文，赢得“美国蒙田”之誉，成为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他的散文令我大为震惊，国内文学界还在讨论散文能不能虚构这类问题时，他早已在散文中用小说的虚构之笔，几乎写尽了自己的生活。说他是蒙田传人，真名副其实，他像蒙田一样，从未想要形成什么正经的风格。蒙田是因为不相信法语会长久，就随心所欲地写，不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声誉，罗帕特当然不认为英语会短期消亡，但他仍对风格没有追求，这就更需要勇气了！他说，他就追求没有风格。他同时是诗人、小说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作教授，他在散文中的跨界也就必然，如同蒙田会在散文中跨界到哲学。我编了他在中文世界的第一本书，是讲述他半个世纪成长历程的散文书《大师之路》，这本散文的独特风格和写作理念，对一些敏感的中国作家一定会有启发。2016年他和我一同受邀，给复旦研究生上写作课，他讲散文写作，我讲诗与小说写作，我就与他说好，把他的《散文课》引进中国。在小说课、诗歌课已成为出版风头，尚无书籍专门探讨散文写作时，罗帕特倾数十年教学经验写成的《散文课》，一定会像许荣哲五年前的《小说课》一样，成为国内散文课书籍兴起的肇始。关于写作的书，谷崎润一郎的《文章写法》也值得一说，当国内出版社蜂拥出版他的小说时，“南京评论”丛书当然不会跻身这样的潮流。我就托正在日本访学的李慧，找到此书并于去年译完出版。这本谈写作的书，细致到了句法、人称、词语层面，举例详实，与许多大而不当的写作书截然不同。他关于艺术文章与实用文章的关系，口语写作的优劣，如何得体等，颇具启示，即使涉及日语写作特性的一小部分内容，对汉语写作仍具参照价值。李慧的翻译也极为出色，比如对例文的翻译，能译出古代文章截然不同的古雅风格。

德国有个研究先秦哲学的汉学家叫施益坚，有趣的是，十年前他在台湾写成一本德语小说《边境行走》，结果在德国一炮而红，首版在德国卖了四万册。这本书用边境节的风俗，写爱情和人性，写数次边境节造成的人与事的变迁，笔法细腻、诙谐。三年后他来南京交流时，我们因在先锋书店对话，成为朋友。我着手编“南京评论”丛书时，就果断抢下了《边境行走》的版权。直到去年，他因写了一本太平天国的小说，才引起国内一些出版社的注意，开始争抢他小说的中文版权。《边境行走》本来数年前就可以出版，但这本书的翻译经历了一些波折，译者因车祸，腰部受伤，书断断续续译了三年。目前这本书已开始排版，不久会推出。希望这本书仍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丛书同样也关注骆以军的“第一本”，大家都关注和出版他的长篇小说时，我倒注意起他的短篇小说。2014年我去台湾时，读到台湾一本《短篇小说》杂志，头条就是骆以军的短篇小说，当然具有骆以军擅长的魔幻色彩。数年后我在复旦讲课期间，与骆以军结识，成为朋友，发现骆以军有南京情结，因为他父亲是南京人。他答应给“南京评论”丛书一本短篇小说集，目前这本书还在酝酿中。当然，在编辑丛书过程中，虽然竭力将“第一本”的理念付诸实施，但由于丛书才起步，规模不大，让人不容易一眼看出编书意图，造成丛书一开始与出版社磨合时，不得不迁就出版社对名人书籍的热望。余光中的散文集《金陵子弟江湖客》，洛夫的散文集《独立苍茫》，就是这种热望的体现，不属于丛书“第一本”的理念。这两本书无意中成为两位老人在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令我这个与他们生前有密切交往的晚辈、编者，无限感慨。

当然，关于“南京评论”丛书的未来，我不便列出已相中的书目，但书目中的那些书，与上述所有“第一本”一样，随着陆续出版，它们一定会把一些稀有的意识，变成读书人将来津津乐道的公共意识。

（黄梵，著名诗人、小说家、副教授。出版有《第十一诫》《月亮已失眠》《浮色》《一寸师》等，获紫金山文学等多种奖项，作品译成英、法、德、日、韩、意等国文字。）

黄梵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