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蛰伏多年的北外滩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从100多年前拉响海路赴法勤工俭学第一声汽笛，到今天的打造金融航运双重承载区，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北外滩，正向着更高的目标更美好的未来阔步迈进。

时光荏苒，百年北外滩，凝聚着多少红色青春印记。20世纪初，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在这里启航，回国后他们中的五人成为“四大”代表，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

在这里，一批青年志士被捕，他们有的在狱中入团入党，出狱后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有的英勇就义，铮铮铁骨让世人铭记。

在这里，当年也有着一批“饭圈女孩”，追逐着“左联”作家、作曲家、话剧家等有着进步新思潮的“网红们”。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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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我在贵阳获得了生命，50年前我在上海获得了政治生命，为我塑造了革命人生观——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个年代的90后、00后的奋斗和牺牲是很有价值的，为国家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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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从北外滩启航

这批90后、00后开始睁眼看世界

1919年至192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积弱多病的中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成为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一批批满怀救国理想的有志青年从上海横渡重洋，远赴法国追求新知。

今天虹口的北外滩，汇山码头和杨树浦码头的所在地，正是当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海上启航地。

北外滩，位于今虹口区南部滨江区域，西至外白渡桥，东达秦皇岛路，岸线全长约2.5公里。19世纪中叶以来，北外滩地区得开埠之先，借航运之利，成为了中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门户。汇集了杨树浦码头、汇山码头、华顺码头、公平路码头、高阳路码头和扬子江码头等众多码头的虹口北外滩，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码头，尤其是其中的汇山码头，更是见证了大批中外文化名人的行迹。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曾亲临上海，先后四次在黄浦江畔送别赴法学子。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首席传讲人、虹口区委党校教授张家禾指出，毛泽东第一、二次为赴法学生送行时，将他们送上驳船，驶往七号浮筒处（近汇山码头），登上邮轮。

张家禾告诉记者，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出发共计20批次，前三批都是从虹口出发的。现在学术界主流的思想是：这批赴法学生大部分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前三批出发时间位于五四运动前夕，后17批均在五四运动后。

95年前的1925年1月，上海虹口，在淞沪铁路旁的一座石库门建筑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出席了大会。这其中就包括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周恩来、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尹宽五人。

“他们回国后，将在勤工俭学中学到的新知识带回来予以实践。”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用“看似波澜不惊，实则令人振奋”来比喻这场为期12天的会议。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并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四大”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凡由三名党员可成立一个党支部；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道路上，中共四大刻下了重要的历史坐标。

童科说，纪念馆以“创新、年轻、精品”理念为指引，不断创新宣传方式，拓宽传播渠道，聚焦青年人视角，创建精品项目。通过跨界联名的方式吸引青年传承红色力量，比如今年纪念馆开展了《初心之地，红色之城——党的诞生地全国巡展》，通过抖音和B站等新媒体上线《力量之源·红色100》短视频，以沪语为基，讲述革命故事。

虹口区委党校讲师、东方卫视骑行党课《探寻海派文化红色基因》主讲人潘秦保认为，北外滩既是中国人向外看世界的起点，又是外国人开眼看中国的初始地。当年，爱因斯坦、卓别林、罗素、萧伯纳等都曾在位于北外滩的浦江饭店下榻，这座拥有170多年历史的百年老饭店如今已变身为中国证券博物馆。读史明鉴，北外滩新一轮开发建设，要深度挖掘区域内红色文化，传承历史文化基因，真正打造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世界会客厅”。

那些年追过的北外滩的“网红”们

这几年，“饭圈女孩”追星事件频频见诸报端。曾几何时，在北外滩这个海派聚集地，也诞生过不少风头无二的“网红”（红色的红）。

在这些“网红”中，张家禾认为最有分量的莫过于曾住在东余杭路的共产党员杨匏安。

1919年杨匏安在广州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

国共合作时，杨匏安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部长。谈及这位先烈，张家禾的语气中透着几分敬仰，“杨匏安把绝大部分的工资上交作为党费，以致被捕时，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到了9块大洋和一副眼镜。这是他的全部家当。高薪和被捕时的拮据形成鲜明对比。”

1931年8月，杨匏安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时年35岁。“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这是他英勇就义前写下的《示狱友》。皖南事变后，重庆办事处情况很危急，周恩来把这首诗作为气节教育的教材。

还有一段往事是张家禾传讲虹口红色记忆时的经典故事：五卅运动后举行了省港大罢工，工人罢工后没有收入来源，广东革命政府为支持大罢工提供经济支持。时任罢工委员会代表的杨匏安每天都经手巨额款项。有一次，委员会将发送捐款的空袋子放在一边，被一个孩子拿来玩，地上掉落了一两角钱的硬币，杨匏安发现后，坚持要将几枚硬币送到公家。

当年，还有一批左联人士也曾居住或者工作在现在的北外滩地区。虹口区文史馆馆长、“左联”会址纪念馆馆长何瑛告诉记者，1930年7月至次年4月，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耳就曾短暂地居住在公平路185弄86号；著名作家丁玲的旧居位于昆山花园路7号，1933年2月，丁玲迁入此处，此处也为中共地下党联络处；剧作家、电影艺术家，中国进步电影奠基人夏衍的旧居则位于唐山路685弄（业广里42号），1930年夏衍在此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创办上海艺术剧社，筹备成立“左联”，组织“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改组“中国左翼剧团联盟”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最年轻的一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俞秀松也曾在北外滩工作过。1920年3月他曾在东鸭绿路（今鸭绿江路）351号半虹口厚生铁厂做工。

“其实当年的文艺青年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也追星。不过那时的追星不像现在那么外露，且更持久，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张家禾举例说，丁玲就是当年的明星，也有一群忠实粉丝。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堪称偶像级大咖。天津有个著名作家孙犁，1980年时曾写信给偶像丁玲，谈及在20世纪30年代自己还是年轻人时，受过对方在文学方面的启示。

潘秦保补充介绍说，1933年5月14日，曾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的丁玲在寓所被捕，后来辗转去了延安，其丈夫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当年的五烈士都是青年人，最年长的牺牲时才29岁。

“这些红色人物都是有根的，就像丰碑一样，永远立在那里。”潘秦保说。

记者了解到，张家禾曾在虹口开设了一门现场教学课程《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10年来开讲600多场，吸引了约2.5万人听讲。他建议，年轻人应多去参观红色纪念馆、名人故居。

在提篮桥监狱里入党的共产党员们

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的提篮桥监狱就位于北外滩地区，这里曾成为一些革命青年入党的起始地。

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史志办原主任徐家俊介绍说，当时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革命者大部分很年轻，且大部分身份没有暴露。旧提篮桥监狱曾囚禁过不少革命同志和共产党员，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监狱的牢房内组成了中共党支部，秘密地开展活动，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团员。有的革命青年就是在旧提篮桥监狱的牢房内发展入党，爱好音乐的进步青年谢凡生就是其中之一。

徐家俊说，在监狱里，谢凡生提出了入党请求后，希望党组织分配任务，以实际行动接受考验。没过多久，大曹和小曹（曹荻秋兄弟俩）被捕，与他同押一个监楼、同一楼层。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曹荻秋与狱中被押的中共党员秘密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在铁窗下开展活动。当时在狱内放风时谢凡生经常故意造成秩序混乱，便于政治犯和犯人中的党支部成员互通消息，分析形势研究活动对策。

狱中的谢凡生受尽了皮肉之苦，1933年初，谢凡生提出的入党要求得到了狱中党支部的批准。后其因病获准保外就医，却不幸截去了左腿和左手中指。之后，他成功逃脱追捕，辗转回到故乡贵阳，拖着病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81年10月，谢凡生到提篮桥监狱“故地重游”，事后在杂感中写道：“70年前我在贵阳获得了生命，50年前我在上海获得了政治生命，为我塑造了革命人生观——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在提篮桥监狱关押过的革命人士不少。如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和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任弼时，中共早期领导人、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开国上将、国务院原副总理张爱萍，原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

据了解，当年在该监狱囚禁过的还有周立波，中国现代著名作家。2019年，其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西迁精神”的践行者交通大学原校长、中央华东局原宣传部长彭康也曾在狱中囚禁过。1956年彭校长曾率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并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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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革命烈士，汲取信仰的力量

提篮桥监狱内有一处王孝和烈士就义处。徐家俊告诉记者，出生于虹口的王孝和曾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学习，英文很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进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火力发电厂（今杨树浦发电厂）任抄表工，后选为厂工会常务理事。“当年他被邮政局和杨树浦发电厂同时录取。解放前邮政工作是金饭碗。家人劝他去邮政，他则因为党组织的需要，决定到拥有2800多人的大厂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制造‘申新九厂惨案’，王孝和带领工人抗议反动派的暴行，敌人想要拉拢他，许以洋房、高工资，他不为所动，继续组织积极分子在家中开会，商量对策，用麻将牌做掩护，由爱人在门口望风。1948年4月21日凌晨，上班途中，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于提篮桥监狱。上海高等法院特种刑事法庭以阴谋破坏电厂为由，于6月28日判其死刑，他不服上诉，但仍维持原判。”

9月30日上午，王孝和来到特刑庭对现场记者说，自己是无辜的，请求主持公道，在报上披露真相。一位外国记者上前用英语发问，王孝和用英语对答如流，检察官惊恐万状，命令法警把王孝和押出法庭执行死刑。一个法警端上一碗“断头酒”（掺有麻醉药的白酒）要王孝和喝下，被其打翻在地。

王孝和被押到刑场，一名法警连击三枪都没有命中要害。后被人用皮鞋猛踩腹部，壮烈牺牲，年仅24岁。多年来，王孝和烈士的事迹通过报告演讲、电影小说、戏剧曲艺、书籍报刊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

在编史修志工作中，徐家俊执笔起草了在提篮桥监狱内设立王孝和烈士就义处的函，经领导同意，报经虹口区政府批准。1994年9月，王孝和烈士就义处暨塑像揭幕。如今这个位于提篮桥监狱内的“王孝和就义处”已被列为上海市虹口区革命纪念地和青少年教育基地。

“当年的青年面对的社会、环境如今的青年也许无法体会。很多事要放在当时的情景下去看。那个年代的90后、00后的奋斗和牺牲是很有价值的，为国家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难能可贵。”潘秦保说，我们要缅怀革命烈士，汲取信仰的力量。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