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她心里住着远方——闲话何子英老师
2020-09-13 生活

何子英年轻时代。受访者供图

韩永明

何老师很严肃,不苟言笑。即使像我这种与她熟悉了二十几年,现在一个院子上班一个食堂里吃饭的人,也不敢跟她开玩笑。偶尔斗胆,碰得鼻青脸肿。一次在食堂吃饭,我们坐一张桌上,她跟领导汇报杂志社要办笔会的事。我听说她们要办笔会,心里便有点痒,便说我也是她们的作者,想参加她们的笔会。她把眼一瞪:“我们这是青年作家笔会,你都到了给他们讲课的年纪了。”我想参加笔会是真的——这圈子笔会还是很好玩儿的,可也不乏开玩笑的成分,我也知道自己有点老了,早已不是青年了,但她却是认真的,而且这话既正经又带刺,让我迅速找到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认识她很早。是上个世纪的事,90年代,那时我还在秭归。《长江文艺》在秭归办一个笔会——那时的笔会,除了讲文学、谈稿子,更多的是各种形式不同的交流和各种名目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所以会上安排了九畹溪漂流。那次笔会,她在会上讲了什么,我和她谈了什么没有,现在是一点印象都没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她戴了一顶白色的太阳帽、一副太阳镜。我感到身材窈窕、肤白,又有着一张南方美女尖下巴脸的她特别有气质,清新高雅又有几分妖娆。我甚至觉得太阳镜和太阳帽这两样东西就是专门为她发明出来的,这也改变了我对太阳帽和太阳镜,以及对戴太阳帽和太阳镜人的看法。

跟她打交道多起来是在我调到作协之后。我们那时在一层楼办公,在一个食堂吃饭。但交流并不多,就是碰面时点点头、说个早晨好之类的。我只注意到两个细节,一是她每天骑个车上下班,准点来,准点走。二是在食堂吃饭,她从来不把饭菜打在一个碗里,而且永远都不站着吃,也不会边走路边吃,总要找个位子坐好了再吃,要么是在食堂的餐桌上,要么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其实这也算不上交道。严格说交道是从她责编我的小说《幸福计划》开始的。那已是2010年了。以前我投《长江文艺》的稿子是交吴大洪老师。他在自然来稿中,选中了我的一个短篇《迷惘秩序》,这也是我在《长江文艺》发的第一篇小说。以后,我就算吴大洪的作者了。这可能也是很多杂志社的惯例。这次不记得什么原因,我把稿子交给了何老师。

她很快就看了稿子,打电话要我去说稿子。这时我们办公已搬到了新楼,杂志社在二楼,我在三楼。我去她办公室,她电脑开着,电脑上正是我的稿子。我看到上面很多地方标了红。我站在旁边,她指着那些标红的地方给我说问题,记忆中好像是关于环境描写、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开掘等问题。最后她要我改个标题。

我已经不记得在这个标题出现之前,我是一个怎样的标题,大概是“寻枪记”之类。她让我再想。我想了五六个,她都说不行,不行。直到一次饭局上,我和向午一起往回走,说起这个稿子的标题问题,两人才磋商出现在这个标题。打电话告诉她问行不行。她才说,行,这个不错。

这也是她责编的我的唯一一篇稿子。

以后,我的稿子都交给了佳子。再以后,她当执行主编、主编了,工作繁忙,我就没有再打扰她。我记得把《春天里来》发给佳子后,佳子不几天便给我反馈了她的意见。主要是有的地方写得太细,而有的地方又写得太粗,要修改。我改了一遍,再传过去。她没有再让我改,而是自己动手了。

而且是从第一行开始改。

我记得原来的第一句是:“为种小籽黄的事,夏香久和魏长子吵起来了。”她改成“夏香久和魏长子杠上了”。“杠上了”比“吵起来了”的确要好。

编辑说,他们何主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对于有瑕疵的稿子一定要作者反复改,还要求编辑与作者一起琢磨。她总是想把作品弄到最好。

现在这样的编辑应该不多了。现在的杂志社,最不缺的就是稿子,说汗牛充栋可能夸张了点,说烂天烂地那是事实。这么多来稿,从编辑到主编,要么留用,要么毙了,简单痛快,谁还有耐心让作者反复修改,尤其是主编,谁还会亲自在稿子上动手?

好多作者的稿子就是这样改出来的。《长江文艺》改版后为本省作者开了一个专栏,里面选发基层内刊的作品,一般都要重新改上几遍,直到满意为止。

据说,不光是对稿子精益求精,对杂志的编校出版流程,她也督促甚严。《长江文艺》原来只有三校,现在他们可能在出刊前会校对五六次,对板式、插图也反复调整,力求形式与内容的完美。她就是这么一个较真的人。

这已经不是“敬业”这么简单了。而今眼目下,这样对待稿子的人,应该早与职业无关了。她可能是在维护着什么,譬如文学的纯粹和尊严,譬如说她内心的一个尺度。她审稿的严厉,也让很多作者望而却步。有编辑告诉她,有作家说给《长江文艺》写稿子心里很忐忑,一定要写得自己满意才敢出手。

她不喝酒,有限的几次我们同时出现在一个饭局时,我没见她端过酒杯,也吃得少——她自说不喜荤腥,尤其晚上基本不怎么吃荤食了——不是减肥,她苗条着呢。她就安静地坐在那里,看人家莺歌燕舞,看人家大快朵颐,看人家天马行空,看人家翻江倒海。她只要一杯白开水,等别人敬酒时,站起来和别人碰一碰,以免失礼。等到人家吃饱喝足,坐在桌上海阔天空时,她就从包里掏出一袋红茶,要么大红袍,要么金骏眉,要服务员把茶泡了,给客人上茶。泡茶时还交待服务员,要用小壶泡茶。平常一壶茶,却让她喝出了些讲究。

可是她有时候会带酒。有一次,也不知是谁做东(古人说一饭之恩没齿不忘那真是太难了),人甫一坐定,她就变戏法似的拿出几瓶酒来,说是她家乡南阳西峡县出的猕猴桃酒。酒是金黄色的,像冰酒,口感甘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心呢?我觉得这颇有点像她的职业,为人作嫁,什么时候自己都站在别人后面,只为了作者的享受与狂欢。

可我知道她是喝酒的。我调到作协后,曾听说过作协有几位善饮的女士,她名列其中。还听说过当年《长江文艺》在江陵开笔会时,她手提三样酒瓶,挨个给作者敬酒,结果把自己喝醉了,和同屋的女作者争论了一宿的文学,第二天两人在车上晕乎得不行。这事成为那次笔会的佳话。有一次,一位老师回来,我们小聚,就四个人。我要她破例喝点酒,我说我知道你的底细,便说起她在江陵笔会上的飒爽英姿。她说,那时她刚参加工作,还不知道酒场的厉害,以为就是喝一杯算了。再说都知道她是河南人,都认为河南人会喝酒,她不喝酒就好像不配为河南人了。而且她自己小时候在家里,好客善饮的父亲偶尔也叫她给客人敬酒,所以她就以为自己真能喝酒,谁知一端起酒杯,就骑虎难下了。

劝她喝酒,我的心理是有点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有点阴暗。我有点好奇她究竟能不能喝酒。一个能喝酒而坐到桌上常常看别人喝酒的人,这要内心多么强大?除了这,我还想,我要是能劝她喝喝酒,这将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这不破了人家的戒吗?有时候破人家的戒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可她最终没有喝酒。

后来听说,也是为了工作,她和人家拼过酒。那是一次干部培训班,班上同学隔三差五聚一聚,大家都喜欢叫上她。到结业时,她觉得应该请同学们吃顿饭,还还人情,就设了局。那是十月份,正值报刊发行季,说起刊物发行,同学们找到了让她喝酒的理由,言之凿凿地说喝了酒就帮她征订《长江文艺》。话说至此,她真豁出去喝了,喝得她自己都不知道喝了多少,说了些什么话。我向她求证,她承认那次是真的喝醉了,不过那种不管不顾、信马由缰、胡说乱道的感觉很特别。我说你是不是只跟陌生人喝酒?她说,也不是。她这个人就是这样,一到熟人环境就放不开,就像她对自己有一个人设,而这个人设让她只能那样。她甚至说自己越过越无趣了。

其实无趣那纯属是她自己的看法。依我看,她是一种矜持或自律。她心中藏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和我们看到的她完全不同的她。譬如说,她喜欢蓝天白云,喜欢草木花朵,喜欢自然山水,她常常会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她拍摄的大地和星空,云彩和花卉。她说她最喜欢的事就是仰望星空。小时候甚至羡慕飞行员可以在蓝天翱翔,士兵可以驰骋疆场。她心里住着一个远方。

所以我相信,只要换个环境,她就是另一个人设。那个人设,可能是热情奔放的,嘻嘻哈哈的,甚至是狂野的、张扬的。

也很热心肠。譬如,杂志社的稿子多了,好的稿子她会推荐给友刊。疫情期间,她被封在武汉,因为身体动过手术不久,不敢出去跑。煎熬中就给外省的亲朋好友打电话,给自己单元的志愿者买口罩和防护服,在邻居微信群里看到楼上楼下两位老人买不到面粉,就把自己买的面粉拎去了,静静地放在人家门口。以后,又靠外地朋友帮忙捐助几千只口罩和手套,分发给小区的志愿者。3月底单位复工后,她担心大家没有口罩,她通过朋友快递来一箱口罩,分发给杂志社的同事们。

两个人设的反差很大。一个是高冷的,一个是高暖的,一个是安静的,一个是热烈的。也许人都是这样吧,总是一个性格的矛盾集合体。

而在她,这种性格的形成,可能是源于一种纯粹。她是一个什么事都很讲究,都很分明的人。她无法和有些人一样,你永远都不知道他是一种什么人,什么时候是真实的,什么时候是虚假的。还有可能源于一种善良。一个名人说,对自然美抱着直接兴趣,永远是心地善良的标志。

听她讲过一个刚入职时的故事。杂志社办笔会,按惯例给她分了一个作家,一个已经在全国有些名气的作家。既然分给了她,她就认真跟人家谈稿子,一点二点三点。作家便说:“你还真把自己当老师了啊?”

她说起这件事时就会呵呵笑。我依稀可以从她的笑声里,看到一种少女般的纯真。

(韩永明,湖北秭归人。著有长篇小说《大河风尘》《特务》,中篇小说集《重婚》,散文集《日暮乡关》等;在《当代》《十月》《钟山》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60余部,多有选载。曾获湖北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最佳”奖、《芳草》汉语女评委“最佳抒情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

韩永明

来源: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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