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敏

拿到《寻找孙明月》样书突然觉得很可笑，没有名家推荐，没有前言亦没有后记，是典型的“裸”书。

本书大部分作品以90后为主角，无论是《错觉》中因家庭变故痛失爱情、遭遇家暴的题媛，《一睡长眠》中因一场意外被封存在自我“躯壳监狱“中的艾叶，还是《裸地》中父母双在的”孤儿”思蒙，抑或《中医世家》中被家庭集体放弃的张雅茹，透过这些城市女性的经历，直指女性生存痛点，力图展现中国社会现代职业、生活侧面的同时，更多地指向人性分析。

《寻找孙明月》创作于2018年我被派往上海工作期间。6个月的时间我跑遍上海每个行政区划。繁华的商业都市，大街小巷照旧流淌着平凡的日子，许许多多为了梦醒拼搏的经理人淹没其中，如同落在黄浦江的一滴雨水，了无痕迹。

在我居住的福泉路123号房间衣柜中丢着一张学生卡，据说她曾是办事处的临时雇员。看着那张发黄的照片我常常错觉，自己误入她人之所。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企业外派经理人大抵和我有过相似的工作经历，游走在各城市之间，住在陌生的房子里，在飞机铁路间奔波，不能在工作经历中留下情感，否则那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除了全身心地工作，生活更像别人的日子。这些流动经理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间文化交流，快速提升了国内企业综合发展水平，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存在依然模糊，就像黄浦江的一滴水，只能以一条江的形式整体存在。

安迪寻找孙明月的过程，是生存与生活，是职业斗争与内心争夺，是今天的自己对最初的自己的审视和触摸。没有谁能用技术将自己退回某个时间原点，但却可能重复错误而不自知。我一度否认让安迪踏入同一条河，但其实不能，人一旦进入某种舒适区，靠自己的力量基本无法挣脱。安迪失去刻骨铭心的初恋的同时也否认了爱情的存在，她企图抓住李国强不过是影子式的自信和自欺。安迪作为职业女性，坚强努力，有责任心和善良，依然无法摆脱女性的自卑。小说的结尾，安迪无法面对孙明月是自己的事实，她的精神在重创之下轰然倒塌。

那夜，我提着电脑里的安迪和孙明月，站在深夜的十字路口放声大哭。中国职业女性坚韧的奋斗还在继续，独立建构的精神世界需要强大的内驱才能支撑。

中篇小说《裸地》发表于2018年6期《人民文学》，它被我归集到创作的“关系”作品中，成为继中篇小说《心狱》的父女关系，《残乳》的家庭关系之后的母女关系作品。《裸地》是其中最为苦涩的一部。世界上总有一些难以启齿的家庭关系，它们客观存在，隐没在生活之中，一旦用文字将它描述出来，则令人触目惊心。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何谓永恒》一书中这样描述父亲与女儿的关系：“他与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女儿只是在世事风云的变幻过程中被送到他手上的一只小动物，他没有理由爱她。”

小动物。“我”，应当也是一只被命运送到普希金妈妈手里的小动物，并不在她的期待之内，却又让她无法摆脱的小动物。她没有理由爱，她有太多的理由厌倦和嫌弃，遗弃成为她必然的行为。

我始终认为，有一千个母亲，就有一千种母亲，就有一千个成为这种母亲的理由。在《裸地》中，母亲自身何尝不是悲剧？失却的爱情，被迫远走他乡的苦寒，无法沟通的寂寞……时代摧毁了她的生活，她哀痛自己，却尽情施虐给亲人，甚至纵容大女儿在她眼皮下加倍施虐给弱小的妹妹。人格的畸形，无情地粉碎了自然亲情。

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赤裸的，为她穿上纱裙她是公主，为她裹上褴褛破衫，她可能是灰公主。不是她选择了生活，而是命运选择了她。我承认，《裸地》带有我生活的痕迹，并掺入我理解的生活。幼年，我每天站在一望无际的雪野，看呼啸的北风将原本压实在地面的雪粒飞卷至天空，苍凉和母亲对“扫把星”的厌倦从此定格。这景象决定了我对生活的仰视，哪怕是一只蚂蚁爬过，我会选择绕行；它也决定了我异度的敏感和尖锐，对判断出的伤害进行坚硬的回击。

关系的产生源于社会背景。从“垦荒者”变为“啃荒者”，在《裸地》中，对时代的沉重处理得轻描淡写，隐没在意味深长中。

感谢作家李浩，他在读到初稿后给予的修改意见。他认为这部作品拥有它存在的价值，“《裸地》不只是围绕着母女的关系展开，它有更多的丰厚，更多的关系和更多的线索在，个人的和历史的，性格的和命运的，关爱的和不爱的，坚硬的和柔软的……是的，在我看来马淑敏的《裸地》足够厚重。它让我们思忖天经地义的母女关系，权利和义务，以及在人性深处的幽暗和光。”

在《裸地》中，父亲隐忍懦弱，置身于普希金妈妈建立的家庭环境，习以为常。另一个悲剧人物是哥哥，他被本无血缘关系的人收养，最终背弃唯一的亲人，选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亲人。而普希金妈妈一生最疼爱最亲近的人，姐姐，是最可怜的人，因为弱势而欺凌，因为强势而臣服，因为利益而背叛。在建构的层层的关系中，普希金妈妈和大伯，和舅舅，和小姨一家，每一处都理应相亲相爱，每一处都分崩离析。其中最触目惊心的关系，是普希金妈妈血缘自带的，“我”和小姨夫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姻亲关系，“我”需要在“枕头下时时藏着一把小刀”。这把刀，既是女性对自我尊严的维护，也是割断亲情的决绝。

《裸地》中，唯一能够给予“我”安慰和同情的，是简桐一家，简桐的死，将世界还原成雪国原色。“我”，能够做到的就是，靠自己，摆脱黑暗，循着微弱的光找到太阳，温暖自己。这与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一书中，选择让孩子以希望而绝望完全不同，《裸地》，在展开重重冰冷关系的同时，企图融化它。

中篇小说《一睡长眠》发表在2019年2期《青年文学》，著名评论家张艳梅在评述文章中指出，“对于马淑敏来说，写作更像是拿着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提出虚妄，找到最接近生活和世界本质的桥梁”。而2020年7月由《青年文学》发表、8月被《小说选刊》转载的中篇小说《寻找孙明月》，主编徐坤形容这部作品的文字时用了“出手如刀”四个字。在这之前，我一度以为在创作上，作为新人作家，文字足够谦虚温婉。

《一睡长眠》围绕着一个偶然事件，抒写刚刚踏入社会开始美好生活的女孩艾叶“摔倒”后成为睡美人，着力刻画社会生活、人性以及亲情异化等众多侧面。

小说不断重复艾叶的疼痛，在“躯壳监狱”中，来自身体内源的各种尖锐疼痛虽令她痛不欲生，却可以忍耐，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身体的疼痛逐渐变得微不足道，跟内心所受的折磨相比，简直不足一提。支付医疗费的公司跑路，母亲因为经济无能为力地放弃，亲戚的远离，将“躯壳监狱“中的艾叶仅存的生存欲望一次次逼进绝境。她从渴望醒来到渴望睡去，终于选择了决绝。

精神归属是人活着的唯一动力。当艾叶的躯壳成为美术学院的展览品，成为实验室的一种样品，她“活着”的存在感和尊严一并消逝在利益兑换中。艾叶接受了羞辱，“不得不”将她逼进黑暗深处，支撑她的唯一一点光明是故人同情的怜悯。怜悯也是不能存在的，当索取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亲人就会习惯享受这个交换过程，并心安理得。艾叶的疾病与治疗，沉睡于唤醒，肉身与精神的疼痛多角度对立在她的长眠中。

这部作品结尾留下的希冀和光，源于《青年文学》主编张菁的修改建议，她说：“如果不给艾叶一点点光，我无法呼吸。”于是我将更为冷酷的结尾进行了调整：“面对出生的婴儿，警察收起了枪支，他们有些羞涩，像是搅乱了一家三口刚刚的团聚。”结局，终有善良之后的正义存在，无论多么微弱，但，它在。

在《一睡长眠》的创作中，涉及疾病、公用医疗救治、法律准则等诸多专业问题，因此向脑科医生、律师、公安干警以及药理科学家进行了多次调研、求证和确认。感谢因为文学与他们相遇，职业，除了用于生存，还有给予他人需求的满足感。

中篇小说《错觉》发表于2019年9期《山东文学》，是唯一一篇部分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历了经济从供给制到自由贸易的转折性遽变，人的精神世界也破立自生。欲望与精神分裂在不同轨道上所形成的社会和家庭教育，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单纯于血脉的族系关系和道德伦理。

题媛因为家庭变故，被动与初恋成为同一屋檐下的姻亲，家暴的折磨，畸形家庭关系将她的精神掠夺得一穷二白，于是逃离成为她最高的追求。为此，她用逆来顺受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软弱外壳，处心积虑为孩子设计未来；利用职业之便盗取文物，积累财富，等待时机逃脱。

题媛精心设计、环节完美的逃亡不过是一场错觉。她算计得了傲慢的吸毒丈夫李丰伟，算计得了精明公公李国清的家产，却无法算计出女儿耳濡目染学会的家暴，算计不出儿子纯真对她的出卖。

我同情题媛，却依旧让她机关算尽终落网，接受法律制裁。法律的公正性应该归属于整个社会，归属于每一个公民，毕竟，谁的生命都不可逆转，法律不应因权势、好恶做出偏差选择。

本书收录的两个短篇小说《方旌的游泳馆》是以儿童为主角的作品。通过残疾女孩方旌家庭的解体，用远视角审视血脉对生命的意义。短篇小说《一头叫阿笨的毛驴》是一部以动物为题材的小作品。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这些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动物逐渐消亡失去生存空间，可以想见在未来不远的将来这些物种也许像熊猫一样只能有极少数留存在动物园中。这些动物的喜怒哀乐，将被人类逐渐忘记，忘记它们也曾渴望过爱情，渴望过家庭和温暖。

《寻找孙明月》与其说是一部合集，不如说是我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慎重检讨。感谢文学，它让我身在职业中，即便面对生活的重压，依然热泪盈眶地去热爱。

（小说集《寻找孙明月》后记，2020年6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马淑敏：自2013年起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期刊报纸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等作品50万字；中篇小说代表作《裸地》《一睡长眠》《寻找孙明月》，散文代表作《借一个村庄做故乡》《父亲的细叶芒》《一石一花皆灿烂》。有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海外版》等转载、收录合集。曾获第六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征文奖，青年文学全国征文二等奖。著有小说集《寻找孙明月》，散文集《错觉》。）

马淑敏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