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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瑾

自始至终，我并不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必须指出，身份不是自在之物，当然更不是自己建构、赋予或声称的，而是借助外在的他者来完成自身叙事的话语。既然是话语，每个人都有拒绝的权利，也有无法舍弃的一部分——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并不知道诗歌是什么，包括我出版／发表的作品，无论是否引起关注、共鸣和承认，都无法让我确切地知晓诗歌确切的内在（内涵）。一个不知道诗歌为何物的人似乎是不能称之为诗人的，包括他按诗歌章程和盘托出的语言文字，似乎也不能界定为诗歌，这就是我为什么称诗歌为即时的思维和情感，一旦创作完成，就不再是诗歌的缘故。

这意味着，如果我知道诗歌是什么，我就不会去创作她——诗歌不是谜底，而是谜面，一个被反复观测和审视的抽象性实体。因此，我的创作不是想证明什么，只是想近距离地接触她，以此探究诗歌之本己：本己之切近神秘而富有吸引力，以至于我忘记了其有时乃日常理智排斥的感性之物。但是，创作虽是诗歌的一种本体性活动，却不是诗歌本体，假定诗歌是即时的思维、情感这一涵定是正确的，那么创作已非即时本身，而是被空间转移了的时间之思——一旦转移，创作就不能被定性为诗歌，而只能被认为是对诗歌外貌的概述／反映。也就是说，诗歌一旦说出，就处在诗人的保护之外，任意性解读／误读就不可避免，甚至还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显然，诗歌是内在个我的一种行动，但这种行动并非只发生在“我”的内部，而是有充裕的外部性的。亦即，诗歌包含了自我，也包含了他者——这个意义上，内在个我是他者个我，他者是内在个我他者，诗歌的生成是个我和他者在自我中的对语。如此一来，诗歌的大纲式规定性就出来了，她是动态的主我的集中体现，兼处于稳定和变化、统一和多元、个人和社会之间对立而交融的逻辑体系中。这就意味着，诗歌是一个心灵社会——既非无自我社会，也非无他者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诸多主我基于一个共同平台而有了对话／吟咏的质性或可能。也就是说，在诗歌的形象世界／想象领域中有一个诗化的现实。

诗歌之伟大在于，她使内在个我的敞开成为可能。当谈及敞开问题，显然已经超越文学视域了。通常所说的诗歌是清白无邪的事业，只是就精神气质层面而言。事实上，诗歌是动态的多元性系统，她潜在地包含哲学或逻辑上的一切可能，甚至还是自我的对话——本质上，对话涵盖叙事、事件、沟通等种种命名性行动，故而才有这种宣称：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进一步的阐释是，诗歌绝不是技巧、技艺、技术的生成物，这一认识，毫不意外地导致了我在解析诗歌时从不指向具体的诗人或诗作，无论语词用得多么娴熟和深情，它和具体的诗人、诗歌都不能指代诗歌之本体。因此，行文时我尽量避免陷入“具体”的泥淖——既然不知道何为诗歌，便无法指证诗人何谓、为何，而要做的只是在抽象层面对诗歌进行界定即可。

我承认词语性创建有翻变的必要和可能，但这只是术而非道。而且，诗歌更不是现成的材料，这种既定遂成的混合物并不是行动着的诗歌的，而是语词的某种集成，甚至可能只是汇集。必须指出，诗歌使语词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人之此在无非是本真的显示，而诗歌是最“元”始的一种。由此可知，对诗歌某一具体部件的分析、解读无济于事，必须经由其主体性作为才可以得到整体性自为——这也是我们人类在确认此在根基。这里，还必须说明，对具体的诗人／诗歌的进入若非情非得已，断不可为。要知道，两个内在个我虽有对话的可能，但即时的思维、情感是无法捕捉、理解的，否则将可能导致对幻想的假象的现实性指认，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对诗歌的理解越来越倾向于是一个个人性事业，甚至是私人的事情。不必要担心犯错，任何一个客观性错误都此在于诗歌乃至人的本真之中。某种意义上，错误和自由／诗歌是同在的，二者统属于必然性而不是任意性——诗歌唯有在指认自己即对自己命名时才是任意的，而指认自己如同对诸神命名，乃一种小心翼翼的公理而非一私之愿。其实，我更愿意用另一种描述来界定诗歌，亦即当我们试图接近诗歌，实际上是还迷恋那个不敢完全袒露或根本无法呈现出来的自己。否则，何必反复言说——这明明是多此一举。

（《谭诗录》，李瑾著，2020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前言刊发时有删节。李瑾：历史学博士，曾获得东丽文学大奖、长征文艺奖、李杜诗歌奖、2018年中国诗歌网十佳诗人、第三届海燕诗歌奖、第五届《中国诗人》成就奖。出版诗集《落雪，第一日》《黄昏，闭上了眼》《人间帖》《孤岛》等作品十余部。）

李瑾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