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燕

余华的长篇小说新作《文城》在结构上颇有用意，让我想起中国传统的阴阳太极图。上篇的《文城》以急管繁弦的节奏书写了北方士绅之子林祥福携幼女南下寻妻并在溪镇经历匪患的故事，是艰难乱世中一个男人的宽厚深情与积极创业；下篇《文城·补》以如泣如诉的低语讲述了小美的童养媳成长经历和被休后跟阿强私奔外逃又潜回溪镇的故事，是一个置身情感旋涡中的女性的百般纠结与人性困境。两个部分既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音乐感和节奏张力，又“独阴不生，孤阳不长”“一阴一阳谓之道”，共同拼出完整的人物故事脉络和传统文化内涵。从空间位移和线索明暗上看，林祥福是从北方寻觅到南方，人在明处，却是叙事的暗线，只了解故事的一半，至死也不知道小美的“前世今生”；小美是从南方逃奔到北方，与林祥福有过交集后又蛰伏到南方，人在暗处，却是叙事的明线和全知视角，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了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却无能为力陷入漫长的自我折磨。《文城·补》是余华的画龙点睛之笔，在整部小说篇幅中占比不足三分之一却举足轻重，有“四两拨千斤”之效，不仅让小说变得更加丰满复杂，也是一曲女性的悲歌与绝唱，让小美这个充满生命之光和丰富人性的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成为小说最立体动人的主角。

《文城》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致敬：乡绅文化、耕读传家、江湖情义、公心正义。结构上的阴阳太极，内容上的男女主角相互依存命运交错，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哲理和变化规律。小说中描绘的北方南方的葬礼婚俗、孩子的满月礼等成为动荡岁月中的一抹暖色，闪耀着古老中国的底蕴和风情。而乡绅文化与重情重义是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的根基与血脉，维系着乡村伦理秩序与文化礼仪。林祥福出身黄河边上的大户人家，有不少田地、宅院和线装书，与佃户田氏兄弟拥有兄弟般的情义与信任。顾益民是长江边的溪镇商会会长，乱世中一边开矿经商一边为百姓安宁殚精竭虑。这一南一北两位乡绅风云际会之后，为了小家大家，积极用世，创业济世。天灾人祸面前，提振民心，同仇敌忾，彰显为民情怀。林祥福信守对小美的承诺千里追寻，与收留自己的陈永良一家的患难真情与创业精神，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以及在匪乱横行、顾益民被绑架的危难之刻挺身而出并慷慨赴死；顾益民在龙卷风和雪灾面前组织乡民祈福和灾后重建，土匪绑票时几次筹措资金人手赎回人质，北洋军阀入侵时想方设法进行安抚让溪镇化险为夷，为了抵制来势汹汹、连绵不断的匪患更是组建溪镇民团几番殊死较量，连自己也身陷险境被残暴虐待。林祥福死后归乡，顾益民在城门外把林祥福的灵柩一送再送。陈永良持守兄弟情义与江湖大义，在溪镇民团惨败之后组织人手进行最后反抗，并手刃凶悍狠毒的土匪头子张一斧为民报仇。还有李美莲在林百家被绑架时让自己儿子去替换的动人心肠，身为土匪的“和尚”也有恻隐之心并最终与陈永良一起决战张一斧，都彰显出某种人间温暖与道义。清末民初的乱世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极端情境，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余华延续他小说叙事中一贯的冷酷风格与暴力美学，对战争的残酷、土匪的杀人如麻、各种刑罚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描写。就像一个密闭而极端的叙事装置，土匪的不断侵扰与暴行，民众对土匪的一次次惨烈抵抗与战争，让人仿佛窥见一个民族的深重历史与浴火重生。这是余华的叙事策略与历史感。乱世出英雄也乱世见人心，折射出士绅阶层对人心的凝聚和传统文化的强大遗存。

与传统文化精神相对应的，是艰难乱世也抹不掉的人之为人的生命尊严。它包括活着的体面与有尊严地死去。如果说余华的《活着》传递的是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的古老观念，让人坚韧而荒诞地活着，那么《文城》彰显的恰是赖活不如好死：让人绝望而有尊严地死去。作为乡绅文化的代表，顾益民是溪镇最讲究最体面的人，尊严来自他的身份威望和仁义博爱，高门大院书香门第，迎来送往讲究礼仪，心系百姓披肝沥胆，被土匪绑票后受尽凌辱写下血书“人已歪歪扭扭，写出的字还直着”。而张一斧在赎人条件里加上八抬大轿正是对这种脸面派头的艳羡：“心想自己要是坐上八台大轿，几百上千的土匪前呼后拥，也算是不枉来这世上一趟”。林祥福在人生最落魄的时候挨家挨户为女儿乞讨奶水仍然不失做人的礼仪与尊严：敲门时“仿佛他是在用指甲敲门，轻微响了一声后，就会停顿片刻，然后才是轻微的另一声”，而且走进门时“他的右手总是伸在前面，在张开的手掌上放着一文铜钱”。即便在林祥福带着赎金去赎顾益民、土匪头子张一斧出尔反尔杀害他的时候，“死去的林祥福仍然站立，浑身捆绑，仿佛山崖的神态”“微张着嘴巴眯缝着眼睛像是在微笑”，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魄与尊严。最壮烈的莫过于溪镇保卫战中的独耳民团与首领交接，敌我悬殊，知其不敌而为之，明知将死而无畏。被土匪割掉耳朵的屈辱感与复仇意志让士气倍增，攻城与守城、个人复仇与民族大义，让他们在惨烈厮杀中更加决绝而有尊严；而民团首领战死前仪式般的指挥权交接，从正规军退休的团长朱伯崇，到独耳的徐铁匠，再到铁匠徒弟孙凤三，以及把三任团领名号作为墓志铭，那份死去的荣誉感与生命的尊严，悲壮而令人动容。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回到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情感主线，最深刻动人的莫过于林祥福和纪小美这一对人设和他们的情感内心。余华在描述人物心理时特别擅长视角转换和侧面描写，他说：“当人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的眼睛睁开，让他们的耳朵竖起，让他们的身体活跃起来。”（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林祥福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好男人形象：跟祖上一样勤俭持家、积极进取，有生存技艺（木匠）和创业精神，宽厚、坚韧，适应性强。为了寻找妻子像一棵树一样从北方移栽到南方，历尽艰辛终于在溪镇扎下根并重新拥有了大量田产。林祥福还亲自教女儿读书，为她订婚后又送到上海求学。那么，一切安顿好后林祥福为什么不回到北方，而继续在溪镇过着一种本不属于他的生活？还是对小美仍然不死心？从林祥福的行为和讲述可以看出，他对谜一样的小美是情深意笃又心存疑惑：“从天而降”与他相爱结婚又两次离去不惜窃他家产抛夫弃女。他是大度宽和坚持不懈的，“文城”是他的追寻目标和情感所系：“女儿需要母亲，他需要小美。”然而随着在溪镇寻找和生活日久，林祥福越来越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和等待的无望，他明白“文城”是虚构的、小美和阿强的兄妹关系是假的，甚至“觉得当初确定溪镇就是文城是自己一意孤行，他觉得自己错了，文城不是溪镇，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林祥福留在溪镇的理由似乎只剩下“林百家尚未出嫁，尚未正式是顾家的人”这一条了。然而林祥福对陈永良讲述身世时“仍然把阿强与小美说成兄妹”，他告诉女儿“她的母亲名叫刘凤美，生下她不久后就去世了”，这种讲述的窜改与嫁接透露出林祥福内心深处的某种绝望与悲凉：知道小美和阿强骗了他还要自欺欺人去相信，知道苦寻无果疑惑无解还要在溪镇守候。而《文城·补》的细节告诉我们，林祥福刚到溪镇不久就和在雪灾祭拜仪式中死去的小美永远失之交臂了。这是多么令人悲怆绝望的事实。虚妄的“文城”成了林祥福永远抵达不了的情感注解和人生彼岸，他临死前的微笑是一种死之尊严还是解脱放下？

如果说林祥福身上承载着古老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那么小美则担负起丰富的情感人性。小美出身贫寒，从小到溪镇织补沈家当童养媳，在婆婆的严苛管教和两次“被休”之后逐渐断了少女的天真和眼里“金子般明亮的颜色”。小美眼睛的亮光再度闪耀是被休回家时阿强来带她私奔，在上海他俩过了一段大开眼界昙花一现的美好生活。然而钱财散尽阿强开始眼神涣散，当北上投亲的希望日益变得渺茫，他便打起了途中大户人家林祥福的主意，由此开启了小美在两个男人之间一生的情感纠葛。小美无疑对阿强和林祥福两个男人都是有感情的：阿强虽是纨绔子弟坐吃山空，可是一直对青梅竹马的小美很好，在小美被母亲休掉后更是做出了与之私奔的惊天之举。在小美两次滞留林家时，阿强都在附近苦苦等候甚至乞讨都没有离去。这些同甘共苦最终让小美抛下林家父女。而林祥福是完全不同于阿强的男人，他的勤劳善良、宽厚深情让欺骗他的小美一再不忍和牵挂，所以才在发现自己有身孕之后选择回去生孩子。于是再度离开的小美又多了一份亲子之痛。和阿强一起回到溪镇深居简出的小美自此陷入了漫长的情感困境与自我折磨：对女儿的思念（随身携带的胎发、为女儿做的衣裳成为其情感寄托）和对林祥福的罪感，无从选择又无能为力的绝望（即便是得知林祥福父女已经寻到溪镇）。小美身上包含着人性最复杂最深切的爱与痛，罪与罚。如果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死亡都是时代环境与个体遭遇的被动性使然，小美之死则带有某种主动性：表面上看她是在冰天雪地的祭拜仪式中被冻死的，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审判与挣扎绝望之下的赎罪自杀？与其隐忍而痛苦地活着，不如绝望而有尊严地死去。而且在临死之前，小美恍然看到了面前的林祥福和女儿。小美以此实现了个人的道德圆满与人格完整。

作为当代文坛的领军性重要作家，余华的小说创作有先锋与写实两套笔墨。《文城》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写作水准，是其写实功力的集中展现。无论是上半部电闪雷鸣般的故事推进和场景转换，还是下半部和风细雨般的人物刻画和细节白描，皆见其写实功力和叙事耐心。大场面的历史感，小人物的命运感，南北方的风土人情，残酷情境下的人性爆发与人间情义，生的活力与死的尊严，都体现得丰富多维而淋漓尽致。正如《文城》封面语所说，“时代的洪流推着每个人做出各自的选择”，一切惨痛的过往，皆为新生的序章。无限希望与可能寄托于沪上求学的林百家、闯荡江湖久经沙场的陈耀文，甚至情窦初开而又目光长远的副官李元成他们身上，未来的广阔天地与时代风云在等着浴火重生的年轻人。

（长篇小说《文城》，余华著，2021年3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吴佳燕，评论家，《长江文艺》副主编，出版有评论集《不一样的烟火》。）

吴佳燕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