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钓钩虽小，但钓住了大鱼。“钓鱼城”也不大，但在历史上曾使天地为之惊、鬼神为之泣。赵晓梦做了个大梦，写了一部《钓鱼城》。

对中国的历史，我们还是知之甚少，现在网络史学又特别发达，对我们共同的过去经常会有一些破碎的、简单化的、知其一懒得知其二的刻板认识。比如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就打仗而言，宋朝很没出息，南宋尤其没出息，因为它毕竟是彻底输了，灭了国。其实客观地说，南宋是能打的，打得还是不错的。当年蒙古大军向南、向西，一路打过去，所向披靡，在前现代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平地上没有敌手，他们唯一的障碍是大海，打日本没有成功。这种情况下，南宋打得是不错的，很顽强。1259年，大军南征，重庆这个方向是蒙哥大汗亲征，湖北那边，忽必烈打襄阳。结果钓鱼城这边坚决顶住了，放在全世界来看都很不容易，一点不丢人。襄阳那边也是苦战好久坚决顶住了，不是靠郭靖郭大侠，当时南宋的将军不是白给的，南宋的士兵也不是白给的。

蒙古人的战争具有世界规模，那是前现代的世界大战，一边是南下灭宋，另一边已经到了伏尔加河，到了中东。所以，钓鱼城之战，久攻不克，蒙哥死在军中，确实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从总体上迟滞了蒙古的攻势。

我记得以前乱翻书，有件事印象很深，说旭烈兀本来要打埃及，两军交战，互相都看得清楚了。这个时候忽然蒙古人撤了，拨马走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旭烈兀接到了蒙哥升天的消息，要赶紧回来争夺汗位。

在这个意义上，钓鱼城之战是一个世界性事件，一根钓竿钓起了世界之重，改变了很多地方的历史命运，比如无此一战，蒙古大军很可能就冲到埃及北非去了。

我们历史上是有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至今我们还不熟悉，还没有充分地进入我们的历史意识。现在有多少人能说出当时钓鱼城守将的名字？恐怕是很少。

所以，晓梦选的这样一个题材非常有价值。当然，这个题材对他来说，不是外在的，不是纯历史，他就是钓鱼城的人，这对他来说同时是个人记忆、个人经验。

写一部《钓鱼城》一定特别难，此事庞大而遥远，传统上只有以史诗那样的规模和尺度才能把握它，但也很难想象一个现代诗人写一部《伊利亚特》。现代诗人更倾向于举重若轻，一根钓竿钓起世界之重，而不是直接移山倒海。晓梦就想了一个很巧的办法，九个人、九个视角，三个人一组，攻城的、守城的和最后开城的。和传统史诗不一样，《钓鱼城》不是叙事性的，九个人都是内心独白，打开每个人的内在性。

于是，这样时间持续很长的、非常复杂的大规模事件，通过这九个点被透视出来，而且把整个事件心灵化了，变成了不同人物的内在体验。换了我，我也很可能用这样的办法，而晓梦把这九个点都写得相当充沛饱满。

但叙事性与抒情性怎么达致平衡，这始终是个麻烦。有的历史事件属于不言自明的公共知识，你不说大家也都知道，比如你写一部三国的长诗，那么少叙事而纯任抒情，这是可行的。但钓鱼城这段历史大家不熟悉，直接读这个文本就会比较困难。晓梦削弱甚至剔除叙事性，这是对史诗传统的大胆背离。史诗书写大规模的人类行动，行动就是叙事，你就要讲故事就要交代来龙去脉，这一定是外在的、总体性的视角，游吟诗人或者上帝的视角。现在晓梦把视角放到了每个人的内部，是主观的、有限的、当下的，力图从内在性抵达史诗效果，这非常大胆，也很冒险，这就面临如何提供一个总体性叙事背景的困难。或许还可以再想想办法，比如这九个人是主歌，或许还可以考虑一个超越性的副歌，调子也不一定是主观的，甚至可以是白发渔樵的，是牛背牧童的，由此提供一个总体性、背景性、具有时间纵深的视角，把九个当下的视角串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九个人的内部空间能不能充分打开。对晓梦来说，真正的考验是，这九个空间能不能有内部的丰富性，这九个人相互之间能不能构成对比、冲突和对话。这很重要，保证整个《钓鱼城》形成一个壮阔的又是复杂参差的整体。晓梦对此颇具自觉。比如蒙哥的视角就是草原的视角、草原的感受；余玠则是农耕之子，是农耕文明中的士大夫，这里有世界观和感受力的强烈对比。《钓鱼城》有力地展现了九个不同视角、九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对照、参差、冲突、对话，这是它特别成功之处。

晓梦或许还可以打得更开，胆子还可以更大，让这九个人有更强的对话性，甚至展开争辩，这种争辩倒不是一问一答，而是世界观的无形争辩。比如蒙哥的世界观是空间主导的，一往无前的，地有多远马就要踏多远，风吹到哪儿我的马就要到哪儿，这是一个草原大汗的世界观。余玠的世界观是深深扎根在土地里的，这样的一个儒者，不动如山。发生在钓鱼城的就是不同世界观的冲撞对决，这样的对决，如果展现得更突出、更鲜明，可能更有力量，更有一种抒情的史诗性。

还有最后，王立要投降，还有熊耳夫人，都面临抉择。三个人参差对比，把那种艰难表现得特别有力。但是这种对比和对话也许还可以更尖锐更宽阔。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决断降或不降，不仅仅是权衡现实的各种可能性，而是内心幽深惨烈的天人交战。

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临安已经陷落了，已经另外立了少帝了，皇帝正在流离，正在逃亡，这个时候张珏做了一件事特别有意思，简直就是超现实的。他在钓鱼城给皇帝修了一座行宫，还派出人前往东南沿海寻迎少帝。我不知道张珏是怎么想的，他是真的觉得这事儿可行，流亡的皇帝会来，还是说我就是要立起这个宫，使皇帝的不在变成在，皇帝在这时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皇位，而是一种根本的价值认同。张珏这个人太不简单了，他的坚守和被俘都是宽阔深邃的，涉及人生和世界的基本意义。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历史中的这些人、这些英雄，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内心之浩瀚，真的是比我们现在的想象所能抵达的更为雄奇。

和王立相比，熊耳夫人是个女人，在战乱中颠簸、受难的女人，而且是我们河北女人，燕赵儿女，北方的、具有辽金背景，她在此时此刻的感受和想法肯定很不一样。这样一种内在性的多声部的交响，正是晓梦选择的这种形式的力量所在。

有朋友说，赵晓梦你写了《钓鱼城》，你别的诗都撕了吧。朋友有时候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但是这里有一个意思我是赞同的，我也认为《钓鱼城》没有写完，《钓鱼城》不能画句号。像《钓鱼城》这样一部书，应该反复写、反复斟酌，不断丰富它、扩展它。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晓梦确实可以把以前的诗都放下，慢慢写《钓鱼城》。现在这本《钓鱼城》是第一版，以后可以写到二三四版，写到八十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部伟大的史诗，铭刻着我们民族的英雄业绩，同时又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时间、空间、历史、文明、生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深刻省思。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李敬泽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