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书堂

我现在是一个媒体人，做着地方党报的事，为读者服务，成了分内之事。这读者里，自然包括了作家。但要把服务搞好，让他们满意，并不容易。因为报纸副刊版面有限，发不了太多的文学作品，就只能顾此失彼，端不平一碗水，就往往惹得作家们生编辑的气，生报纸的气。而我见到一些文朋诗友，总是心有愧疚。

正是这样的愧疚，让我思谋着能否有其他途径和办法，做一些有助于文学的事。我们商洛的文学资源太让人惊奇了，文学现象太值得琢磨了。贾平凹、陈彦已享誉四方，从秦岭山中走出去的作家被家乡人称为“山外兵团”，其中不乏名家大家，加上当地众多的实力作家和文学新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可观的作家群。除在报纸上零散地发表他们的作品之外，何不利用媒体更多传播手段，把这个群体中代表人物取得的成就、成功的秘诀，以及他们的文学认知、文学思考，来个深度挖掘，做个集中展示呢？

于是，就有了做商洛作家访谈的想法。这个想法说与几位同事，大家一拍即合。从2018年初夏开始，我们便做了贾平凹、陈彦、方英文、孙见喜、陈仓的访谈，并在报纸刊发了五期访谈专版，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采访断断续续，几乎持续到年底，因为他们都很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时间是最珍贵的东西。我也是作家，我能理解他们的惜时如金，他们的忙。采访贾平凹老师的日期，几次联系也确定不下来，说好了啥时去，但临了又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对不起，又要改天了。贾老师总是那么谦和，真诚而无奈的那种，像欠着我们的债似的，他越是谦和，越令我肃然起敬。终于在一个下雨天，我们等来了机会，匆匆赶往西安，却因路上堵车和司机跑错路，早过了和贾老师约定的时间。我心想，采访恐怕又要黄了，却不甘心，就抱以侥幸之心去敲他工作室的门。“跑了那么远路，先歇一会儿，喝口茶。”喝着他倒上的热茶，感受到亲切的氛围，和我一同去的几个年轻记者，一下子便没了见到名人的拘谨感。

和平凹老师一样，其他几位作家也极为谦和。这谦和，不只是一个作家的修为与境界，还包含了对家乡的情感，对媒体的支持。孙见喜是一位老作家，为人热情，被大家尊称为孙老，他却一再要求喊他大哥，我们就灵机一动，采写了一篇《文学大哥孙见喜》。为了不至于让我们来回奔波，家居西安的方英文和远在上海的陈仓，不仅欣然接受了线上采访，又在电话里谦虚地问我看说得行不行，还需要补充什么尽管吩咐。那年，陈仓有五部作品参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我们对他是有期待的，对他的访谈，本想先做一次，等评奖结果出来后，重做一次再见报，可他却执意不肯，说自己写得不够好，获奖的可能性极小，而且要采访的作家那么多，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而打乱了我们的整体计划，给我们增添额外的工作量。他们几位都是我熟知的朋友，能拥有这样善解人意的朋友，我真是三生有幸。

采访了贾平凹、陈彦等五位重量级作家，我们就开始了对商洛一批实力作家的采访。原以为这些作家都是家乡人，采访可以速战速决，但实际上整个过程远非想象的那样轻松。选取的30多位作家，采访组记者们需要一一了解他们创作现状和个性特征，寻找不同的采访的角度，设置不同的采访话题，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就成了必备的功课。我既是采访者，又是一个被采访者，当看到记者们研读我作品时的认真劲，我知道他们身上的负荷不轻。还有一个问题是，有的作家平时并不在当地，有的多年已与家乡没有什么联系，光联系他们就颇费周折，更不要说面对面采访了。加之采访基本上是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能影响记者们正常的本职工作，因此，从2019年到2020年，又用了两年，采访才算告一段落。

面对摆在桌面的一页页文稿，存在电脑里的一段段视频和相机里的一张张图片，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这些作家同处于秦岭构筑的时空中，文学的思维、追求、风格却如此迥异，各有建树，如树木竞相入云，谁也不遮蔽谁；亦如秦岭众多峰峦，谁也替代不了谁。这些不可替代的迥异，恰如其分地生长于这里，不正是商洛这个地域文学生态的意义所在吗？我想，得让这些宝贵资料产生其应有价值。就这样，我们的团队又忙活了起来。做系列节目，网络平台推送；做视频专题片，面向社会宣传；做成书，结集出版。

这些想法，方方面面都得到认同和支持。听说我们要把作家访谈编辑成书，平凹老师高兴地题了书名，还一再说：“这书名起得好，有形象，有意境，有期许。”陈彦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为书作序，企业家金新康先生慷慨地资助了出版。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汇聚一起，便有了呈现给读者的这部厚实的名叫《秦岭有峰——商洛作家访谈录》的书。

（南书堂，陕西商州人，现任商洛日报社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三届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在近百家报刊发表大量作品，曾获《诗刊》《飞天》诗歌大赛奖，陕西作协首届年度文学奖，《延河》最受读者欢迎作品奖等奖项。主要著作有诗集《临河而居》《漫步者》《紫苜蓿》等。）

（《秦岭有峰——商洛作家访谈录》，南书堂主编，张志宏副主编，2021年4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南书堂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