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卿

一地有一地的风物。研究特定地域的文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地人的性情。尽管现当代文学中有很多乡土人情的书写，但是陕北像是一块沉默的大地，一直在人们的书写视野之外。诚然，陕北也曾出过知名的作家，如柳青、路遥，但众所周知，柳青《创业史》所处理的是发生在西安近郊的一个叫皇甫村的地方的故事，路遥的小说倒是更多陕北的描摹，但可惜路遥英年早逝，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文字。陕北的画像在人们的心中是固定的，是土气的。它给人们的印象是刘文西画笔下的大辫子，老舍笔下的“荒沙在北，荒丘在南”，贺敬之笔下“白羊肚手巾红腰带”，是高亢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直白的情歌《信天游》，是宣传片里的窑洞、窗花、羊群、小米、腰鼓和大辫子姑娘。但诚如刘国欣所言，“陕北的石文化是被忽视的，整个陕北文明，也就如一颗被忽视的大石头，是一只有口无法说话的石狮子，是一个被别的文明解释的文明，是一处文化受掩盖的地理……这块地方，不是外界所言的那么简单，它被外来人言语，自间人却是沉默的。而自间人说话，也用的是外来所要用的目光和语言，所以，真正的陕北，从来没有被说出；真正的陕北，却一直存在，并且如同沙漠文明一样，在不断的变迁和漂移中”（《石碾》）。

度物象而取其真

刘国欣笔下的陕北，物象纷呈，器物、风水、建筑、民艺应有尽有，但她并非是对社会自然物象表层的走马观花，而是对其本源生命的深入观察、认识、忖度和思考，用丰富的物象描摹出陕北人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上奋力地生活。首要的物象是洞穴。尽管她没有用专门的语言来描写洞穴，但文本中有关陕北洞穴的描写无处不在。窑洞是人的居所，更简易的土洞是家禽家畜的居所。她的文本时不时会发出这样的诘问，穴居生活是保守的，是值得耻笑的，但城市人的生活就是值得歌颂的、值得过一生的吗？一种文明在控诉一种文明落后的时候，是否会想到另一种文明也在不发声地发出诘问呢？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来此观看的游客深谙黑白的简朴，就会懂得这块土地的捉摸不定，就会对这里的皱纹和沟壑了解一二，不再简单地进行‘贫困’的评价。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这块土地的浪漫，他们固守贫瘠的目光就如固守贫瘠的思想。我穴居窑洞里的同类，早就明白了永恒的饥渴，来自黑白边界的呐喊，一种生与死的绝对”（《黑白：永恒的沙漠之渴》）。其次是动物与植物。苦菜、蒺藜、苜蓿、燕子、鸡、鸦……这一切。在陕北，人是动物也是植物，依四时节令而起卧行走生活，和动物伴着植物，和植物伴着动物，最后和光同尘，溶于泥土，润泽万物，好像从未来过，又好像从未消失。刘国欣笔下动植物的常态似乎是一直地走在消亡的道路上，人也是。“蒺藜身上体现着一种活下去的野心，怎么都要活下去，要扩展，体现着一种生命的野蛮的力，也体现着一种侵略，一种直达目的。它随时紧紧攀附着土地，与地球相互拥抱，体现它对它的需要。这种植物身上机会主义的生存模式，随时为我们制造出一种古老的生存寓言”（《蒺藜》）。最后是石狮子、石碾这被人役使又役使人的器物。“如果不是因为碾盘笨拙沧桑，整个碾子台看起来，则像是巨型的石头玩具。大人后面跟着小孩一步步推着，碾子滚动，灰尘飞扬。碾子咯吱咯吱发出颤音，小孩子咯咯笑着，没有比这更好的农村玩具了”（《石碾》）。器物是为人服务的，可是，人也不能从其中剥离出自身。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刘国欣笔下的物，好像每一个都有着一方自己的天地，好像又自成一个天地。部分就是整体，整体就是部分。一个物挤进另一个物里，一个不因之增大，一个也不因之缩小。

礼俗视野下的人象

乡土社会有乡土社会的文化，乡土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费孝通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看惯的。这是一个熟人的社会，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刘国欣的笔下的人象是闲散的，前工业化的，是家庭内的非商品对象，要放到乡土社会中去考察，要放到“现代性”之前去考察。面人、画棺材、火、房子、羊杂碎，这些文本里的人物，它们的习惯、准则、态度都构筑了一幅幅生动的人象。但透过众多复杂的文本，可以看到刘国欣的笔下主要凝结了两种人物形象。一种是扒在土地上的农民。他们在自己的有限性中努力地行走，努力地挣扎。“有所祈求的人生，显得那么低卑。从夏到秋的领牲祭祀，仿佛提醒大地上的人类，无论干旱还是丰收，都该心怀希望地活着”（《领牲》）、 “人总得活下去……家里人开始对抗命运，生活就像打仗，就这样活着，就这样活着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血肉之躯又能怎么办？一切要学着去承受，甚至是——接纳”（《鸡鸣岁月》）、“日子总是要过的，祥和的，祥和的……”（《陕北年画》）、 “村庄还有最后一个木工，一个自然的守墓人”（《小村木匠》）。一种是与之相对的“异数”——“刮野鬼”之流，落寞的寂寞的孤独的踯躅独行者，这些人共有的一个特点是都有一股子“悲凉之气”。“歌词（《祈雨调》）慷慨悲凉，让人恓惶，千里万里，自成一种激越和壮烈”（《领牲》）、“我想我喜欢他们身上的风尘，还有那停不下来的双脚。如果世界上有一种人有翅膀，我觉得应该属于这些乡间的演员。他们的声音里藏着野桃花的香味，我爱他们就如我不可名状的前身”（《庙戏及其他》）。

在既济与未济之间

刘国欣笔下的事象从岁时节令（年、腊八、灯盏节）、信仰（猫鬼神、门神、树神等）、民间游乐（庙戏）到生产贸易习俗（祈雨）等不一而足，但主要集中在一种对苦难和现代性的省思之中。“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神共居，也是对苦焦生活的一种安慰”（《猫鬼神》）、“在我乡下，农人看起来愚昧无知，什么都是要敬重的——敬重土，一年里的一些日子不能动土；敬重树，一年里砍树必须挑选日子，腊八给树喂枣粥，必须在人吃腊八粥前，它们先吃第一碗；一年里不能随意点火，一些日子要拜火；水也是不能乱洒乱担的，正月初一忌水，不能挑水至家门，挑水不能乱放……”（《腊八节》）、 “一切关于‘发展’的语言，甚至‘发展’这个词，也充满荒诞的不安”（《黄米黍糕》）、“当我的生活缺乏镰刀斧头，没有了猫鬼神，也不再有庙会，吃不到领牲的羊肉……尤其是，当我在城市里见不到棺材，见不到纸火铺，天空里只有火葬场若有若无的气味，跟各色雾霾搅浑，我为这样的生和这样的死不安”（《陕北的火》）。

苦难使我们俯下身子，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过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土地上的人畏惧一切，畏惧高天流云畏惧风雷雨电，畏惧动物畏惧植物，畏惧死去的也畏惧活着的。敬神也敬鬼。人们没有太多的欲望，对于财富名利，没有企望，似乎这一切遥远得很。最大的冀望是平安，家宅安宁子孙安宁。往直白了说，就是活着，首先是活下来，其次是活得久一点。然后，被突然架上了一辆叫“现代性”的马车，老一辈迅速退场，新一代仓皇就坐。“他用混浊的眼睛打量着碾盘，对我说：‘时代变了，碾子老得不用了。我们这最后一茬儿人，也要废了’”（《石碾》）；塌下去的那两间房，而我呢，“我被风吹着，像死掉了一样被风吹着”，“雨落在糜子苗上的湿，还让我的裙子贴着肉身透出寒意” （《还乡记》）。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的裹挟下渐渐远去，而现代文明在“我”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身上完成了吗？伊格尔顿说：“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是重新建构的身体。”

不管作者如何强调一种哀而不伤的情绪，读者读来总有一种坠落感在心头萦绕。在乡村和城镇的巨大冲突中，去远方，去城镇已是不可遏制的潮流。张柠说：“中国的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农民一统天下的局面。”改革开放和城市发展，改变了仿若共同置身一条河流里的周遭世界熟人社会。那些为普通人的生老病死服务的技艺，承载着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的技艺，画棺材、石匠、磨面等，纷纷消亡。“新农村建立了，旧村必须抛弃”（《珍贵的尘埃》）、“因为时代已经不再欢迎它的鸣叫，它落入了普通肉食动物的命运。甚至，更不如”（《鸡鸣岁月》）、“剩下的”、“祖母去世之后再也没有了”、 “一种将头低下的生活方式” ……这一切零碎的字眼或完整的句子所指向的陕北乡土文明的失落，放置在尚未完全开展的现代性的文化背景里，比及那些乡土文明完成后而衰落的乡村更添一重凄凉。刘国欣的笔下，故乡是夕阳式的，一直日薄西山，一直像个暮年的老人，踯躅独行。

要特别提请研究者们注意的是，刘国欣《黑白：永恒的沙漠之渴》中的那种“他人即我”的多义性。首先承认他自己是一个“他”，然后承认他也是一个“我”。我不是“我”，而是“他人”中最脆弱、最卑微的。从“我”到类，到整个人类族群，到整个世间万物。一定程度上，反倒是消除了个体之“我”的。

然而，断裂也是显而易见的。刘国欣的怀乡总是引入一种虚无，不知是事实上无法提供一种精神的向上，还是主观上一种刻骨的萧索。她的文字让人痛，让人悲，让人省思，但无法让人升腾起希望。好像那希望中一直混合着更深重的绝望，一切希望来自生命的本能，而不来自更深层次之所。“世界在有序和失序里，营造出一种一视同仁的平静”（蒺藜）、“一切生与死，不幸与幸，都在既济与未济之间流转。所以，劫日也可以是吉日，只要人心里有期待的美满”（《鸡鸣岁月》）。就是这样的，平静凝结在日常的生活里，似乎没有一种土壤能够提供出一种更丰富的养料。然而，却扯着我们不由自主地去追寻去探究那断裂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希望，还是再次落入虚无？

（随笔集《黑白：永恒的沙漠之渴》，刘国欣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刘国欣：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出版有小说集《城客》《供词》《夜茫茫》，散文随笔集《次第生活》《黑白：永恒的沙漠之渴》等。刘国卿：女，陕西府谷人。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在读硕士，曾在《青年报》《延河》《延安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评论作品十多万字。）

刘国卿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