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1945年，年仅15岁但参军已5年的吕其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战争年代的青年党员。从此，他用手上的笔，写下了无数讴歌党和祖国、讴歌人民的动人乐章。76年后的今天，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这位新中国培养的著名作曲家赫然在列。“感谢党中央给予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诚惶诚恐，甚至有一点觉得受之有愧，但同时，我也想说，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在赴京之前，吕其明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生之年，我想继续努力，分秒必争地为党为人民多留下一点作品来，予以回报。”

而7月1日当天，“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参加了庆祝大会，他说自己感到十分荣耀。他说，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无比激动。“我深深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更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我要继续听党话，永远跟党走。总书记讲到，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他始终把党的成绩归功于人民，让我十分动容。我要牢记总书记的讲话，继续为党、为人民创作出更受人民群众喜爱的音乐作品。”

何厚明/图

 “对着自制党旗入党” 

在众多中国人心中，《红旗颂》是最熟悉的旋律之一，而这首管弦乐序曲的作者吕其明，其实还写过无数传唱歌曲。他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城南旧事》《焦裕禄》等200多部影视剧配乐，写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等300多首传唱一时的歌曲，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弦乐合奏《龙华祭》、交响组曲《使命》等10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

吕其明一生的创作，都饱含对党的深情。回忆起自己当年入党往事时，吕其明依然很激动。当时，由于叛徒出卖，他的父亲被捕牺牲，但吕其明马上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的10岁和现在的10岁的孩子不同，成长得快——我13岁在山东遇到鬼子大扫荡，我和五六位老大哥在山沟里躲了七天七夜，还差点被出卖，小小年纪就遇到各种生死考验。”10岁就参军的吕其明说，战争年代特别锻炼人，“我是15岁入的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战争年代，当时有这样的规定，可以有青年党员，很多烈士像刘胡兰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当然，还有一条规定是，入党之后到18岁了才可以转正。”

1945年9月1日的晚上，吕其明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在老乡家里，就着昏黄的油灯微弱的光线，在自制的党旗下向党宣誓。他们要把一切献给党，乃至生命。“我们平常行军打仗，战争生活的磨炼，对我来讲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生活的大学、艺术的大学，也是经受了无数的锻炼。”

 “党的教育影响我一生” 

吕其明至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而且还保持着极高的创作水准，这一切，他说都跟自己受到的党的教育有关，“有几件事情我刻骨铭心”。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场座谈会对我来讲具有终身的指导意义。”吕其明说，“我那时候很年轻，到我14岁时才开始学习主席的讲话，他的讲话非常丰富，很多我还理解不了，但是有两条对我来说，是指导了我一辈子的创作准则，一个是‘创作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还有一条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切创作来自生活’。因此我在1951年开始走上电影岗位以后，几乎是每一部影片、每一部创作，都必须深入生活，我坐在亭子间里写不出来东西。”

入党这件事本身，也是影响吕其明一生创作内容和创作基调的事。“那天晚上和我一起宣誓入党的两位同志，已经不幸在战争中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们。这些，让我形成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从那个时候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切工作都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直到现在。”

解放后，吕其明在1965年受到上海音乐界包括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瞿维等众多前辈们的鼓励和嘱托，写一部“重磅的歌颂党、歌颂国家、歌颂人民”的作品。才35岁的他一开始有点惴惴不安，但黄贻钧先生给他“命题”《红旗颂》之后，他立即就找到了情感的爆发点。“生活给了我感受。”吕其明回忆说，“一方面，我是在红旗下长大，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作曲家，我对党、对红旗有着非常深的感情，红旗是鲜血染红的，红旗上也有我父亲的鲜血；另一方面，我在1951-1954年被调到北京工作，每年‘五一’和‘十一’，我都会去天安门等着升国旗，跟着大家热泪盈眶地高呼口号，嗓子都喊哑了。我把这些真实的体验和感受，以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全都融进了音符里，一个星期就写了出来。”

对于这部经典作品，几十年来还常演不衰，吕其明说：“也许是因为我在《红旗颂》中表现的对党和祖国、人民的感情，以及广大群众对党和祖国、人民的感情，找到了交汇点，产生了共鸣。”

 “坚持为党、为人民创作” 

拥有了众多的超级经典，但吕其明从来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如今已经90多岁的吕其明，对生活要求非常简单，在他家里，永远都是堆得满满的曲谱和他正在创作的作品。他90岁还在写《白求恩在晋察冀》，91岁写出《祭》，对此，吕其明表示，这依然是一名党员作曲家的创作自觉和冲动。“2020年疫情突如其来，而且来势凶猛，我们全国的白衣战士不顾自己的安危，冲上第一线，这样感人的事迹，让我深感震撼，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我觉得作为党员我应该做点什么。”

最终，吕其明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写了《白求恩在晋察冀》，歌颂白衣战士的奉献精神：“我自认为，这个作品我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全部感情，来歌颂我们伟大的白衣天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这个时候，也尽我的力量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党中央没有忘记这样一位一生都在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的老战士，面对至高荣誉，吕其明却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说：“作为一名老战士，一名电影工作者，能够在鲐背之年获得这一荣誉，我激动万分，诚惶诚恐，这极高的荣誉在我心里沉甸甸的，这是党对我70多年来坚持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创作的肯定和鼓励。我想用三个词表达我的心情——感恩、自豪、回报。”

 >>>  链接：他们说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

吕其明老师今年92岁了，无论从年龄还是成就来衡量，都是我们上影的瑰宝。很荣幸也很自豪，上影能拥有吕其明这样德高望重的作曲家。吕老的事迹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上影广大党员群众要以吕其明同志为榜样，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为建设电影强国、文化强国，为上海构筑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高地，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贡献上影人的力量和智慧。

▋上海爱乐乐团团长孙红：

吕老是多产的作曲家，为我们的交响乐事业、电影音乐做了很多贡献。直到现在90多岁高龄，他还在为我们乐团不计报酬地创作，令人钦佩。吕老创作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不取分文，他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和承诺——把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

▋青年作曲家龚天鹏：

红色基因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因，对我而言，触发这一基因的，应该就是吕其明老师和他的那一曲《红旗颂》。作为听着他的作品长大、受吕老多年指导与影响的青年音乐人，他高风亮节的艺德和淡泊明志的心态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老先生其实每天都在“授勋”，因为他的作品走入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所钟情、所向往，这就是一名艺术家所能拥有的最大殊荣。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