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强

《陈家沟延鼎家史》不是一本简单意义上由怀念父亲而展开的对家族史追忆的作品，而是一本内涵丰富、富有生动细节、葆有温度和质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文本。从怀念父亲的“精神寻父”到深入历史地“寻根”，再到对社会生活的全息记录与打捞，这一过程，既有身份识别意识的萌醒和浓浓的“乡愁”，又有时空交错中家族记忆的重构。毋庸讳言，家族的式微和家庭原子化趋势不可遏制，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家族记忆已经逐渐淡出现代中国人的内心和生活。因此，对于当下的许多人来说，家族已经成为一个模糊的飘忽不定的概念，成为消逝的“风俗”和人类学文本。

历史地考察就会发现，传统家族式微从精神源头上来说，开始于以反对封建家长制和传统礼教为主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社会结构上解体和发生质的改变，则是1949年以后的事。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的组织化重构取代了家族制对乡村的控制。从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到生产组织与基层政权的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彻底破除了绵延上千年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家族制度对乡村事务的影响。祠堂的荒芜和弃置，家谱、族规的散落与湮没，也就成为自然的事。因此，当下大部分人已经无法知道三代以上的人与事，因为家族记载的中断和家谱的稀少，随着祖父辈的离世，更多关于家族的记忆从此被岁月湮没。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现代“失根者”无法回避的宿命和精神“寻根”必须要面对的。所以，现代“乡愁”所包含的，不仅是离开故园、寓居都市的“游子”的乡土情结，还有人们对日益远去的传统农耕文明的深情缅怀，更重要的是渗透着我们对如何从乡土获取现代社会发展智慧的焦虑。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深深地扎在民间这块土壤上，广大乡村比较完整地蕴藏、沉淀着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重建不仅仅是对农村和农民提出的命题，而且是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交融、对话的命题，是现代社会如何接纳传统价值的命题，是如何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命题。现代人必须学会从乡土获取源源不断的生活智慧和精神资源，“乡愁”是城乡共有的精神文化密码。因此，延续历史文脉，让人“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陈贵辉的“精神寻父”一开始就饱含着复杂的内容，既有现实意义上对父母亲的怀念与追思，又有难以释怀的“乡愁”郁结，是失去父母和故园的情感纠结与文化自觉双重驱动的选择。母亲早逝在幼小的陈贵辉内心留下了无法抚平的创伤和遗憾，刚参加工作又遭遇失去父亲的痛苦。埋藏和压抑了几十年的思亲之痛，在充满泪与血的散文《母亲的心》中喷薄而出，开启了陈贵辉长达数年的“精神寻父”之旅，而随之洞开的属于“延鼎家史”的日子、岁月、生活、命运以及时代变迁、地方风俗、家庭悲欢已超越了家族意义，成为中国乡村亿万农民的家史和心路历程的缩影，成为大众疏解“乡愁”的“块垒”和标本。正如张军利在该书序言中说的：“如果说正史是一条汲取不尽的江河，方志是一片包罗万象的湖泊，家史又是源于江河湖泊、汇之江河湖泊的溪流，那么，连接它们的正是血脉一般的活水。”陈贵辉通过艰辛的“精神寻父”，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根”。永靖县陈家沟陈姓家族源自兰州陈官营陈氏一脉，陈官营陈氏始祖陈超，“原籍直隶庐州府合肥县太平乡建乙村”（今天的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三合镇境内），明洪武二十四年以武功授百户职，翌年随军屯边来到陈官营。据史料记载，明初朱元璋封儿子朱楧为肃王，大批江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公侯、官员、军人、商贾以及家属随之迁徙兰州。家谱文献的记载得到了历史文献的呼应。陈贵辉母亲李氏一族“系出陇西”，相传西安蓝田县柳树巷是其故里，北宋哲宗时期迁徙到陇上的凉州等地。随着“精神寻父”的深入，作者为我们打开了一幅中国乡村变迁的生活风俗画和家族变迁史，家族繁衍、生息劳作之情景历历在目。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虽历经磨难仍坚持耕读传家、自强不息、励志前行，密码不是别的，是父亲的博大与坚韧，是母亲的仁爱和奉献，是优良家风的自然养成。有论者说，父亲既是一个家庭角色，更是一项社会功能。我们从读过初级小学的陈延鼎先生身上看到了坚毅、睿智和最为深沉的生活动力，虽然地主成分压力和生活的艰难几乎窒息了所有的梦想，但他告诉孩子们，要摆脱生活困境，必须想方设法多读书、多学技术和手艺，如此才有作者的大哥、二哥历经千辛万苦去学兽医、学画匠，这种超越普通农民的认知产生在“挣工分”的年代是需要一定智慧和非凡勇气的。无论多难，都坚守内心那一点梦想，这是生命的质感和力量，一种精神。正如作者在书中写的，“父亲有一副大山般的脊梁，似乎没有什么事能够压弯他、难倒他”，“精神是父亲生命的真正脊梁”，“父亲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辉，只要精神不倒，脊梁就永远挺直，再大的灾难，也不会让它弯曲，倒下！正是这样千千万万个父亲，才铸就了不朽的民族魂”。作者用大量文字翔实记述了父亲创业的艰难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艰辛而又执着的生活历程，记录了新时代的新变化，可以说是记录了“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呈现了中国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后记）。在“精神寻父”的书写中，大量生活细节的披露与还原，颇有深意，它使父亲的生命历程更加立体、生动，它彰显了家族式微背景下的“父亲精神”与家风承传，是“精神寻父”与“父亲精神”的合体，洋溢着动人心魄的力量。

《陈家沟延鼎家史》的意义和价值，不限于此，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意义，以及民俗志价值，是重要的乡村历史、乡村文化文本，丰富了有关乡村田野调查的内涵。

陈贵辉“精神寻父”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对陈氏一脉家谱以及各支脉家谱的寻找和考证，书中公开披露的具有一定私密性的家谱，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从中我们得以窥见传承家族谱系的许多重要信息，如人物世系、传记、墓志铭、家族制度的变迁等，填补和丰富了地方文献的记录。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代表性碑文，在考证家族承传关系之外，不仅使今人得以窥见富有时代印记和地方性特色的殡葬文化，而且反映了传统农耕社会对家庭成员性格、品德、为人的道德要求，以及家庭分工的鲜明角色和隐含的意义。如作者外祖父李逢沧的碑文，“禀气恭谦，忠直宽厚，志气宏放”，“耿直无媚，简朴不奢”，“精益其是，挚义其友，含辛茹苦，以全其家，栉风沐雨，以饲其子”等；作者外祖母孔庆菊的碑文，“善织缝，勤膳食，淡心如水，柔情若虹，上奉而下养，内贤而外明。乐以德教，爱以训导”。凝练含蓄的碑文，内涵丰盈，极富个性和时代色彩。男耕女织时代，男性还要承担许多社会角色，女性必须温柔贤惠，相夫教子。

乡土社会的物质文化、民俗生活等衣食住行，是社会生活史的核心内容。这部家史作品收录和复活了大量西北地区的常用农具和劳动用具，如耱、套驴绳、犁、耧车、镰刀、锄、梿枷、铁耙子、碌碡、坯模、姜窝子、竹篮子、簸箕等，详细记录了扬场、捋场、耧田、犁地、摞麦垛、拾大粪、毛驴驮水、簸簸箕等生产生活场景，还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太平鼓、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竹马、跑驴、妖婆子等社火表演样式和内涵，带着浓郁的地方性烙印和生活气息。这些来自田野的调查，资料翔实，朴实而生动地记录和镌刻了以陈家沟为代表的中国西北乡村的社会生活史。“村庄历史既包括大历史，也包括小历史，大历史涉及国家和政治，小历史则包含民间文化、社区传统和家庭成员的生活经历”，村庄的历史“要通过村民的集体记忆而被建构出来”（丁卫《复杂社会的简约治理——关中毛王村调查》）。“在这个历史中，每个人都在描绘，每一个人都在被描绘，描绘的行为从不中断。日常生活几乎没有给自我表现留下什么余地，因为个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记忆与共。”（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因此，民间生活和乡村民俗文化，不仅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对于历史学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一语中的，“‘民俗’也可成史”，“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柱，这也不是我们学历史的人所敢于忽略的”。

大量关于陈家沟的民俗记忆被作者挖掘，祖辈留下的水晶眼镜、水烟枪、旱烟袋等生活用品，小脚母亲的三寸金莲（鞋子）、发簪子、鞋木楦头、鞋镏（拔子）等，使古老的生活栩栩如生。肚兜、缝制的钱包、传统吉祥图案等母亲的女红，被小心翼翼地呈放出来，有花卉虫鱼，有动物飞鸟，色彩斑斓，样式别致，绣工极为精美，留驻了时光的美丽与记忆。乡村民俗、乡村生产生活用品和乡村艺术，之所以能强烈唤起大众的乡村记忆并让深入其中者乐于复习，就在于它内化了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内化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乡村传统。

作者对父亲丧事做了详细叙述和冷静复原，这是十分难得的田野调查和民俗学记录，从棺材的尺寸、绘画与纹样以及寿衣的样式写起，完整地记录了丧事的主要环节：停尸、邀请村民和“照事”（婚丧事的管家）、邀请阴阳、上神主（神主图即家谱图）、制作铭旌、吊丧、迎接骨主（骨主即父亲的舅家）、领羊（以羊为牺牲的祭祀仪式）、念经、入殓、待客、起灵、下葬、宴请，葬后三天答谢“照事”等帮忙的人，孝子上坟烧纸俗称“撺土”，每隔七天须在大门口晚上烧纸，直至七七，称“尽七”。每一个环节都有其规定的细节和礼数，是不可逾矩的，真实反映了“当时”“当地”的丧葬习俗文化。

其实，针对这部家史著作要说的话还有很多，比如，对陈家沟陈氏从陈官营移居宣家沟（陈家沟属于宣家沟首段）的自然环境、山川形胜、地名变迁等做的详细考证和记录，也是十分具有意味的。一方面，村落空间是链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寻找家族的变迁必然要关注村落的环境变迁；另一方面，正如作者写到的，“地名的变更和行政区划的调整，有着丰富的文化意味，它是见证一个地方变迁的‘活化石’，也是居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乡愁记忆”。

总之，《陈家沟延鼎家史》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既实现了“精神寻父”和文化寻根，展现“父亲精神”的刚毅、坚韧与博大，也完成“乡愁”密码的生动解读，带领读者完成了一次精神还乡。

（《陈家沟延鼎家史》，陈贵辉著，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马永强：文学博士，读者出版集团总编辑，甘肃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有《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等学术专著，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转载和选载。）

马永强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