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琪瑞

尽管《地下三尺》中的五个故事讲述的内容不一、手法不同，但这些故事有着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对人的“灵魂”的关注与关怀。臧策率先点明，《地下三尺》使用了一种“灵魂叙事”，“陈仓所书写的是乡下人在大上海的漂泊、成长及其心路历程，但这也仅仅是一个框架，小说所真正关注的，其实是人的灵魂自我救赎”。这个思路为我们进入文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接下来不得不追问的是，在《地下三尺》中，人的“灵魂”究竟为什么需要救赎，又是怎么得到救赎的呢？

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应当关注到小说人物的“身份”问题。在《地下三尺》中，与其说主人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倒不如说，他们在共用着一个相同的“身份”，即“灵魂的漂泊者”。现实生活中无所依仗，精神世界里不得安稳，是这一“身份”下的人群所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在《墓园里的春天》中，陈元是一名在都市之中挣扎着的打工者，在工作、爱情与生活的周旋中疲于奔命；在《从前有座庙》中，陈元是一个犯有前科，流浪四方的“和尚”，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我有罪，得洗洗”的精神重负；在《如果没有鬼》中，陈元是一个丧母之后“孤单寂寞”，因“怕鬼”而经常“失声”的作家，在黑夜之中煎熬地等待着心灵解脱……

这几个陈元的“身份”看似千差万别，但其实仅仅是一个用来安置人物的性格、生平、经历等信息的“信息容器”罢了。用陈仓本人的话说就是，“主人公的名字是整个一代人的统称”。因此，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在“陈元”这个代号的背后，主人公们无不处于一种“灵魂”无处安放的“漂泊”状态，换言之，是一种无处扎根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用心工作的陈元被报社以“解聘”的名义开除，之后，安葬胡主编本是义举，却又因“骨灰盒事件”被准岳父扫地出门，苦心经营多年的爱情跟着惨淡收尾（《墓园里的春天》）。同样，在《从前有座庙》中，陈元“逃”到上海，在小旅馆与寺庙之间辗转流浪，心思虔敬，坚持行善，那些恢宏庄重的大寺庙却始终将他拒之门外。诸如此类的情节设计，在其他篇章中亦能有所发现。

“根”的意识，贯穿了陈仓文学创作的整个过程，可以看作他的文字之下的骨与血。作为夹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陈仓自始至终挣扎在往返于故乡与他乡之间，在他看来，“城市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是变幻着的，漂泊着的”，然而故乡又是衰败的、颓丧的，人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同时，意味着一种肉体与灵魂的分离，“一边是难以离开的都市，却常常处于被忽视受欺凌的境地；一边是难以忘怀的乡村，却呈现出日渐凋敝落魄的凄凉”（杨剑龙语）。所以，在先前的诗作和“进城”系列中，陈仓满怀深情地发出相似的呼喊，要为自己建立“两个坟墓”，“为我的肉体与灵魂再安排一次重逢”，以此“致敬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对于陈仓的文学之“根”，以及这种“回不去”的悲伤与慨叹，必须要立足农村视角，同时放到城市化进程中去把握和理解。

此前，在一个由陈仓本人担任主持人的主题论坛上，诗人大解很好地阐释了这个问题，“城乡之间的冲突，不仅是物质上的，更主要是观念上的冲突。适合于稳定的农耕文化的价值观被动摇和冲洗之后，代之而来的新的道德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在失范中前行，茫然和焦虑，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茫然与焦虑”，根源其实就是对“故乡”的背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城乡文明冲突的精神危机。这里说的“故乡”，不仅是指现实层面中人们生活过的地理位置，它还具有精神层面的意涵，即人类个体“灵魂”的栖息之所。身处在这种“回不去”的人生状态中，与“故乡”的渐行渐远，导致了“根”的丧失，这构成了《地下三尺》，乃至陈仓整个文学创作的苍凉底色，这也正是作为“漂泊者”的陈元们“灵魂”需要救赎的真正原因。所以，在《如果没有鬼》中，僧人朋友才会对怕鬼怕到精神恍惚的陈元说，“你这不是怕鬼，你是怕孤单寂寞罢了，准确点你是缺少爱”。

对此，陈仓曾坦言道：“我写这四本书（其中包括《地下三尺》），确实是想以四种文学形式，反映大移民时代的人们，如何安家，如何扎根，如何寻求灵魂的安妥。”

在小说中，陈元们有几个颇富内涵的动作，如“转圈子”“吃火灰”等，这些动作不仅是作者用来刻画人物形象的工具，同时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可以视为“灵魂”亟待救赎的信号或指示灯。在《墓园里的春天》中，“转圈”是陈元对自己的“失控”人生的主要宣泄方式，小说的开头便是，“陈元像个疯子似的，骑着一辆自行车，绕着他们报社的大楼一圈圈地转着”，之后，老高告诉他胡主编去世的消息，他“急得在墓园里转起了圈子”，因“骨灰盒事件”被准岳父扫地出门后，他“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围着女朋友家的这座楼，整整绕了十三圈”。诸如此类关于“转圈子”的描写，在本篇中不胜枚举。在《从前有座庙》中，动作形式发生了变化，“转圈子”变成了“吃火灰”，到了《摩擦取火》这里，“摩擦生火”取代了“吃火灰”。这些看起来很是不同的动作，其实具有象征意义上的一致性。

从另一层面来看，这些反复出现的动作，无需借助外力的干涉和他人的参与，仅由自我便可完成，其实也是“灵魂的漂泊者”们进行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在《从前有座庙》中，作者在以全知视角讲述完陈元吃火灰的习惯后，特意补充说：“他吞咽火灰的时候，总觉得这是一味药，一味镇定药，吃下这味药，他才会镇定下来。”与此相类似的是，在《摩擦取火》中，当过往那些痛苦不堪的回忆难以克制地跳上脑海时，“摩擦取火”是陈元用以中断痛苦的“最有效的方法”。

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人物进行自我救赎的方式亦是有所不同的。在索福克勒斯的笔下，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在悲痛中戳瞎双眼，自我放逐，以此来惩罚自己的罪孽之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杀人后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陷入了深度的恐惧与谴责之中，最终在索尼娅宗教思想的感召下，投案自首，重获内心的解脱与释然；在余华的笔下，历经人世间种种沧桑与苦难后孑然一身的富贵，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与老黄牛的陪伴下，通过讲述自我来消解人生中莫大的荒谬与沉重……而到了陈仓的笔下，他为那些“灵魂的漂泊者”们同样指明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善”。

那么，“善”是什么呢？在此，不妨援引禅宗的话，“何谓善，随顺法理，于此世他世顺益于自他者，谓之善；反之，于此世他世损害于自他者，名不善”（《唯识三十颂讲记》）。简单来说，“善”是一种“渡人渡己”的大智慧、大修行，就像陈仓在书本扉页中所写的那样：“善是一味药，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陈元们正是通过诚心诚意地“行善从良”，才得以在迷茫与痛苦中找寻到一处人生的“坐标”，以此来对自我进行定位——从哪里来，身在何方，去往何方，从而得获一种“和解”的状态，扎下新“根”。

正是因为这种“善”，陈元们可以用一种近乎以德报怨的崇高品质，出人、出力、出钱，甚至为此失去了自己即将修成正果的“姻缘”，义无反顾地安葬前领导胡主编（《墓园里的春天》）；可以在自己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之际，无视黄毛地痞等人的羞辱，对素昧平生的人们一再播撒慈悲之心（《从前有座庙》）；可以在蒙冤入狱五年，家破人亡后，用宽恕接纳了这个曾经狠狠伤害过自己的世界（《摩擦取火》）。

可见，这几个陈元虽然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面孔，不同的职业，但在这些表面的皮囊之下，却潜藏着一种更为深刻的“统一性”，那就是对“底层的熟悉、体恤和平等意识”（吴佳燕语），这三者才是“陈元”这个“身份”之下的真正所在。并且也正是这种善良、宽容、悲悯的精神品格，赋予了“漂泊”着的陈元们获得“灵魂”上的自我救赎，重新在人世间“扎根”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一个很隐晦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在小说中，陈元们所有现实境遇中的艰难险阻，都深化为了一种灵魂层面的“漂泊”，为什么只有依靠“善”这样一种颇为形而上的价值理念，才能作为终止“漂泊”的解脱之道呢？为什么不在，或者说是难以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寻求到一种其他支撑？在其中，或许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议题，那就是对“善”的弘扬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作者的一种“不善”的潜意识——对以“货币”为表征的现代价值体系的反抗。

对于所谓的现代价值体系的阐释，不妨引用麦克·哈特在《帝国》中的一段经典表述：“在被金钱渗透的这个领域之外，没有任何事物、没有‘赤裸裸的生命’，没有外部观点能够被提出：没有事物能够逃离金钱。生产与再生产被披上了货币的外衣。事实上，在全球的舞台上，所有生物政治的形貌都是以货币的装束而出现的。‘积累，积累！这就是摩西和先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无形地占据统治地位的“货币”（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钱），以及由它主导的具有强烈拜物性质的现代社会关系，一旦进入文本之间，便即会受到或隐或显的嘲讽与拒斥。比如说，刚听闻胡主编死讯时，陈元与老高关于贾主任的对话，就夹杂着对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观的辛辣嘲讽（《墓园里的春天》）。同样，并不富裕的陈元们处处体现出的对金钱的轻视与对人情的重视，亦能体现作者潜意识里的“反抗”。

最后，还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地下三尺》中，多次出现了“墓碑”“寺庙”“和尚”等意象，给整部小说增添了一种“通灵”之感。对此，我认为，不必非得将它们看成现实生活中相对应的具体事物，如勒内·韦勒克所说：“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述’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对于这些意象的设计和使用，陈仓显然是有意为之的，倘若说，“行善从良”的行为，为“灵魂的漂泊者”们指引了一条可以获得救赎的道路，那这些带有“通灵”气息的意象，就象征着这条道路中灵魂得以回家的一个个“坐标”。正如他在另一部著作《醒神》里所写的那样，“在远方/隔着千山万水/我只能善待每一个陌生人/或者每一根通灵的杂草”，唯有如此，“漂泊者”才得以获得“灵魂”上的自救，从而另造一个灵魂与肉体彼此融合的新“故乡”。

（小说集《地下三尺》，陈仓著，2018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付琪瑞：1996年生，山东青岛人，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二年级，研究方向为当代作家作品，文学创作以小说、散文为主。陈仓：主要作品有诗集《艾的门》，长诗《醒神》《天鹅颂》，系列小说集“陈仓进城”八卷，长篇小说《后土寺》《止痛药》，长篇非虚构《预言家》《动物万岁》，小说集《上海别录》《再见白素贞》等十余部，作品获奖若干。）

付琪瑞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