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必松

她是茫茫人海中的蜉蝣

“我是杨碧薇，茫茫人海中的蜉蝣。”如她的诗所示：“更大的苍茫是：/我，拒绝虚无，/终将融入虚无”“我所有的移动，/过去、现在与未来，/早已被上帝忽略”（《旅行》），如果以一种文化、一种视角来解读杨碧薇，那她简直是一个“问题女孩”“问题诗人”“问题旅行者”“问题摇滚手”“问题影评人”……杨碧薇诗歌的“多面性”“冲突性”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诠释她是有难度的，但能激发起更丰富的回响。杨碧薇的新诗集《下南洋》采用一种主题性的系统写法，聚焦中华文明在海外的流变，试图呈现世界性背景下的中华文明：“我在诗中梳理华人下南洋的历史，从泉州港开始写，一路写到广东。这其实是一个长组诗，但我在诗集里把原有的结构打散了，隐藏了地理线索，即从中国到越南，再一直往南走，最后到印度尼西亚。”杨碧薇拥有一种女性立场的多样性，并不总是像描述的这样和谐，反而常常在修辞和策略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霍俊明曾指出：“杨碧薇身上的‘先锋性’具有异端、怪异、少数人的色彩，但是诗人也承担了一个走出‘故乡’后重新返观自我和故地的‘地方观察者’（身份），尴尬与困境同样在她这里现身——‘别处的暮色比故乡大’。”杨碧薇与摇滚乐渊源很深，她大学组建过摇滚乐队，当过键盘手、节奏吉他手、主唱等。对很多人来说，每当自己衰老的时候，感觉自己一事无成的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年轻的生命，那是骨子里发出的一份剔透玲珑的欣赏。

她是一个怀疑论者，但她的怀疑从来不构成对时代的隐喻和自身的恐惧，而是为了再度提升女性启蒙的智识。似乎普天下之中，没有杨碧薇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情，她又仿佛是一个“彝人的女首领”“女土司”“女酋长”之类的通神人物。似乎我们之间可以印证一个共同的事实：虽然我们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但无妨我们对一部伟大文学作品共性的理解。像《垮掉的一代》《在路上》《少年维特之烦恼》《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伊利亚特》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典。像杨碧薇这样“叛逆”“摇滚”“先锋”“民谣”诗人的成长轨迹，毋庸置疑是深深受到了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马尔克斯、加缪、萨特、黑塞、波伏娃、阿赫玛托娃、列侬与小野洋子、披头士乐队、黑胶唱片、黑塞《玻璃珠游戏的人生》、波德莱尔《恶之花》等的影响，也许还有茨维塔耶娃和杜拉斯，安妮·塞克斯顿或者阿伦特，艾米莉·狄金森、西尔维亚·波恩等。杨碧薇的精神上是永远会同这些伟大灵魂有所关联的。再就是其自身长期在都市生活的漂泊记忆和在全世界范围的行走。这一切都凝聚成了其艺术性人生和一个先锋诗人“过剩”的精神营养。

她们不是女神就是女妖

杨碧薇出生在云南昭通。昭通历史上是云南通向四川、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为中国著名的“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古代夜郎国出生的女人，不是女神就是女妖，这有着一种神秘的地理性。她们天生有一种神秘的哲学气质，她们知性、叛逆、独立、仗义，有独特的判断力和价值观，有一种超越于常人的禀赋和前瞻性的文化视野，她们整个思维模式是“汉娜·阿伦特”式的。如果拔高点来讲，这样的女性“身通三教，学贯九流”。杨碧薇其自身是其自身的“怀疑者”，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让我对杨碧薇的“文化角色”十分着迷。杨碧薇是真正致敬过《窦唯和他的时代》（《天涯》2019.5）如果说是我对杨碧薇的诗歌有兴趣，毋宁说是杨碧薇对中国摇滚的熟谙程度和透彻的理解力深深地折服了我。

这对大多数的批评家和学者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如果不对艺术学有广泛的涉猎，那是无法窥探其奥义的。那么杨碧薇自身精神主体的成熟和觉醒来自何处？它们并不是在愤怒中孕育出来的，而是在反思与思考中孕育出来，这样更显得温情。我们随时要保持与这个世界“和解”的姿态，“愤怒”，只是一个人在成熟过程中应该经历的阶段，落实到个体，却不是每个人的必然阶段。总之，从“愤青”成长起来的人，他的人生与别人的人生有着明显的不同，他能在一次次的打击与对抗中逐渐明白：“愤怒”常常凭空就浪费掉宝贵的力量；“愤怒”对于解决问题、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而言，最终往往无济于事。杨碧薇在26岁就拥有了这样的认识，而有的人一辈子却没有这样的认识。

摇滚这场艺术革命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揭开疮疤，它的产生与存在，都是为了寻找解药，它的产生与存在，都是为了人类能拥有对未来的憧憬。

一个人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

在诗歌的小圈子里，如果没有一个安迪·沃霍尔式的人物（也有人愿意称之为“super star”），一只手娴熟地操控着美的制造，另一只手翻云覆雨，煽动起无法阻止的影响力，蔓延过广泛的人群。走出云南昭通经年的杨碧薇，她能够回得去吗？回去了，她又能做什么？她又能改变什么？我们拼命走出故乡，却回不到故乡，这绝对不是矫情，我们都只是漫游者，都只是精神上的流浪者。

在整个世界被技术重塑，“意义”被现代性解构殆尽的今天，一个诗人能够安身立命的是其独立思想的能力。杨碧薇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受到热捧和关注，恰恰是其拥有了这一点，以及一个女人身体里叛逆的“血性”，而不是其自身简简单单的“颜值”。诗人对儒家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从哲学上讲，因为人性的复杂，无论是断言“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是过于轻佻的。

康德认为人的道德感是先验存在的，所谓恶，就是人们意识到了善，却选择了背离。如果说自由意志是一枚硬币，善与恶就是这枚硬币的两面。简单地说，杨碧薇是诗人当中为数不多厘清了“人的概念”的诗人，并且对“外儒内法”的历史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内省式地对无可争辩的“儒学政治”构想的乌托邦性质富有洞见的女性思想者。

纵观人类思想史，凡是对人性缺乏深刻洞见或者哲学认知上有重大瑕疵的理论体系，最后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破产，更妄论对现代文明体系之贡献。承认人性中邪恶的一面，用法律和制度来约束这种作恶冲动；用权利-义务结构来实现自治；把世俗和精神两分，在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设立防火墙......现代文明以来，人类最大的危机，早已不是物质的危机，而是信仰的危机，而我们的精神困境特别明显，问题尤其突出。在我们被焦虑困扰的现代社会，信仰不仅不会过时，其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一个人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

《神曲》的中文译者张曙光说：诗人不应仅仅满足于技艺，更要发掘人类更为内在和隐秘的情感，以揭示时代本质的特征。现在写作的一个误区是，诗人认为写作的个人化就是单纯地表现个人的情感，而很少能够将个人情感上升到一个普遍的高度。同样，诗人们以语言作为工具，但语言并不仅仅是工具，也代表着诗歌本身。因为诗歌中的技艺、情感或经验最终是以语言来呈现的。诗人不仅要善于使用语言，更要为语言的净化和丰富尽到力量。

文艺作品与梦想密切相关

杨碧薇的魅力就在于作为女性对于男人有一种陌生的惊异感，当然这种惊异感是同音乐、民谣、摇滚有很大关联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盲人歌手周云蓬，我就感觉到特别亲切。周云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有一种固有的神性和非自然性。这就是一种音乐的亲近性。杨碧薇有着干净澄澈的眼神，像两潭不受污染的湖泊。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文艺作品就是“经过改装的梦”，与梦想密切相关，而音乐正是这样的“梦”，它对我的安慰，也就是艺术之梦对我的安慰。杨碧薇这样的认识，对于热爱音乐和艺术的人，是具有一种共性的认识。“环境越差，你只有越努力，越逆向而上，才会有好的结果。当人们都抱怨的时候，你不抱怨，你去更努力地，更认真地做音乐，这样才会赢得真正的尊敬，你也会赢得你所谓的市场。”杨碧薇的这种理解是具有启迪性的。

在1983年的《正义诸领域》中，沃尔泽首次阐释了“分配正义”的观点，“分配正义”关乎需要公正分配的重要社会资源，如荣誉、公职、财富、教育机会、医疗照顾、就业、话语权等。某项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合乎正义，端视共同体成员对该项资源的“社会意义”的理解为何。符合此种理解的分配，即是合乎正义的分配。沃尔泽强调，此种理解必然是特殊的，且根植于、内在于人类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社会文化。也许，正是文化，诸如音乐、民谣、诗歌等孕育了杨碧薇特定的女性气质以及身体性和精神性对于诸正义，特别是文化正义诸领域的诉求。这恰恰回应了塔尼亚·莫德莱斯基提出的一个更具一般性的警告，她认为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挪用女性气质并将之文本化这件事显得过度热情，她认为与这种象征世界结盟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对女性公然的焦虑和敌意。（芮塔·菲尔斯基.现代性的性别.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154.）用文本性的整体化力量来让“自然性”去物质化，这也许将附和（而非挑战）一种顽固的审美传统，正是这种传统通过否认和擦除女性身体以寻求超越。这也正是对于科林·坎贝尔《现代消费主义的浪漫主义伦理和精神》的一种持续的回应：现代性的文化逻辑并不仅仅是在计算和实验中体现的理性，它也关乎激情，是在渴望中诞生的创造性的幻梦。

我的杨碧薇不是大家的杨碧薇，大家的杨碧薇不是我的杨碧薇。杨碧薇已经作为了一种文化消费符号，但这种消费符号是小众的，每个小众都需要不同的杨碧薇。诗人的面容真的必须如但丁那样坚毅动人吗？要流露出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永恒的痛苦与悲伤”吗？这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说法，也只是一个祈使句！当旧的自我被毁弃，新的自我又被悬置在青春与苍老之间，上面有星空，下面有大地，但你什么都触摸不着，只是被沙漠里刮来的大风无辜地吹着，经受着现实的干涩与粗粝……所幸的是，她的内心挣脱了这俗世的“壳”，我们依然需要的是一个内心没有媚俗诉求，依然灵魂拒绝空无的杨碧薇。

对杨碧薇的阐释不是一篇文章的体量可以承载的。当女人被描述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被困在物化图像的网中，她们于是与自己真实的身份相疏离。从时尚、化妆品、女性杂志、职场身份（大学教师），或者其他明显女性化的消费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任何愉悦，都被仅仅解读为一种症候（symptom），是女性被父权控制机制所操纵。女性性别不平等和彻底解放的道路依然漫长，从某种程度上说，杨碧薇既是叛逆者，也是自我救赎者。

（朱必松：自由学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杨碧薇：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著有诗集《坐在对面的爱情》《下南洋》，散文集《华服》，曾获十月诗歌奖、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诗奖、胡适青年诗集奖、《观物》年度青年诗人奖·北京诗歌节银质奖章。）

朱必松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