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把英雄的枪炮深藏在血液里——评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
2022-01-16 生活

孟繁华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总体来说成就不大,文学史上评价不高。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评价是:这一题材虽然受到重视和强调,但是,“创作总体上乏善可陈。描述范围狭窄,人物、情节设置的公式化,是普遍性问题”。被提及的小说也只有: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雷加的《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棡林》),罗丹的《风雨的黎明》,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等。这些作品大多与辽宁有关。但是,看到这个书单,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我们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底子不厚,积累有限,这不仅仅指数量,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创作出类似美国作家德莱赛的《珍妮姑娘》,苏联作家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等那样有影响的“工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引起读者和文学界广泛瞩目,并成为一个引领时代文学潮流的现象,是因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时间,乔光朴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英雄,他大刀阔斧刚正不阿的性格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乔光朴受过迫害,妻子惨死“牛棚”。但“解放”出山之后,他心怀国家民族大局,勇于担当,在机电厂这个破烂摊子上大胆改革。小说有如一声惊雷,震荡在改革开放初始年代的中国。小说虽然引起过巨大争论。但是,历史的大趋势站在了蒋子龙和乔光朴一边。“改革文学”成为一股巨大的文学思潮写进了当代文学史。《乔厂长上任记》,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的潮汛,在春寒料峭时,他们如惊雷滚地,如春风拂面。怀念那个文学年代,就是怀念那个文学曾经拥有的胆识和荣耀的年代,历史为文学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的机遇,那是一个文学的大时代。或者说,那几乎是当代中国唯一一次由“工业题材”领衔主演的文学时代。此后,工业题材的小说风光不再。这个领域文学的不断式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变化,或者说,“工业题材”的文学命运与工人的命运,恰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但是,“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无论是传统的力量还是现实的要求,从中心到边缘,这一题材仍在艰难地延续。

现在,我们读到的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从秦岭方向逆袭而来,它声势浩大气概不凡。其题材不仅是工业题材,而且是军工题材。这一题材的性质以及创作经验的稀缺,决定了小说创作的难度。在我的印象中,只是在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非虚构作品《把一切献给党》中,读到过制造枪榴弹、平射炮等情节。除此之外,还没有读过关于军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阿莹的《长安》,在小说题材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白阿莹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后来我尽管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军工领域,但我依旧对军工人一往情深,依旧和一帮工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几乎年年都要与他们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听着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张的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心里很受用也很过瘾,军工情结已深深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这一自白告诉我们,白阿莹曾经生活在军工企业环境中,甚至参与了军工领域的工作,或者说,他对书写的领域不仅熟悉,而且部分地亲历过。

小说的环境是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它与我们的联系就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联系。因此,作者没有过多地描述专业层面的故事,军工领域只是小说发生和展开的背景,他将笔墨集中在他塑造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阿莹深得小说之道。

忽大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也是一个有性格、有感染力的人物。他解放那年转业,成了八号工程的总指挥。这个来自黑家庄、阴差阳错地倒插门娶了黑妞的胶东汉子,因新婚之夜的性无能,无法忍受奇耻大辱,在第三个夜晚出走黑家庄。参加太行游击队的忽大年遇到了勤务兵靳子,靳子是女兵,经上级批准两人成婚。新婚之夜忽大年突然想起自己是个废人,在嚎啕大哭后突然雄起成就了好事。于是,忽氏家族人丁兴旺,子鹿、子鱼相继出世。但是,黑家庄的黑妞未消失,这一伏笔在忽大年、靳子、黑妞“三角关系”中再掀波澜。这一情节虽然不免戏剧化,但也有合理性阐释的可能。它的世情小说或“小叙事”元素,使小说具有了人间烟火的可读性。虽然不免让人想到《绿化树》中章永璘男性功能的失而复得,但其社会历史内容的隐喻毕竟有所不同。章永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后抛弃了劳动人民马缨花走向红地毯,确有其猥琐和虚伪之处。但忽大年为了纠正个人不公正的处分,为了恢复荣誉,他可以火急火燎地闯省委大院,一切未果他敢直接去总参找老首长成司令,甚至上了战场还想着如果战死了,黄老虎会怎样为他念悼词,谁还敢说他是受过处分的人?这些都从一个方面深刻地塑造了忽大年的性格,使他成为小说的灵魂人物。当然,他不是一个完人,巷道抢险死了人被降职后,心情烦躁的他,和靳子口角甚至不惜挥手打老婆的耳光。这些情节或细节,符合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性格,他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诚。小说也写世道人心的变化。比如忽大年没受处分时,他的孩子谁见了会给块糖、给颗枣,玩累了想回家就有人跑过来背起小家伙回家;受了处分之后,大家脸上、嘴上客气,真诚善待尽失。

忽大年命运的一波三折,还是在国家民族叙事中展开的。中印反击战、珍宝岛事件的军火支援,特别是军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军工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是忽大年个人命运的整体背景,或者说,他是那个不平凡年代的参与者。因此,隐秘世界的个人命运一直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忽大年不是一个超人,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时代的因素,成司令关键时刻对老部下的救助,武文萍以城市停电保长安的决断,钱书记的倾心交谈……也都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和国家意志,蕴含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政治可以严肃冷峻,也可以春风化雨,我努力将这个特征溶化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进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一步一步完成人格塑造站立起来。”白阿莹的这一体会弥足珍贵。小说的其他人物如黄老虎、忽小月、靳子、黑妞、连福等人物,也都写得好,有个性,有年代感。通过这些人物,写出了一代人创造的那个时代。忽大年连同这些人物,是今日中国能够崛起的传统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繁荣的最大秘密。当然,那是一个有问题、有缺陷、有诸多不完美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简单、有梦想、有追求、有魅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魅力是由这些人物构成的——“这个时期的人物有着特定的语境和行为,几乎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而我国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基础,才催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我们除了希望看到独特的文学人物外,也希望在作品中了解那个时代的更多的信息,这是文学的知识性要求。在《长安》这里,我们还看到了作者对时代重重矛盾和难解困惑的描摹。一张大字报轰毁了忽小月的精神世界,她爬上烟囱扑向了天空;连福入狱,为了忽小月既不写信也不收信;毛豆豆牺牲,黑妞儿不嫁等,这些悲剧因素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人性深度和人的精神困境;小说的叙述基调急促而流畅,与那个特定的年代极为合拍。小说基本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尤其是对历史的客观态度,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其中有诸多现代小说元素,特别是人物心理以及幻觉的摹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内涵。因此,《长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构成的结果。它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经验,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

阿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有资料说,阿莹197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发表《珍藏》《烧蚀》《绿地的回忆》《饺子啊饺子》《重访大寨》等小说、散文百余篇,多篇被收入中国作协的年度选集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还有短篇小说集《惶惑》,散文集《绿地》《俄罗斯日记》《重访绿地》《旅途慌忙》等,报告文学集《中国9910行动》,长篇电视连续剧剧本《中国脊梁》。《俄罗斯日记》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中国9910行动》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优秀奖,《米脂婆姨绥德汉》获国家文华大奖特别奖和优秀编剧奖,获第二十届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奖项;话剧《秦岭深处》获三十一届田汉戏剧一等奖;秦腔《李白长安行》获陕西文华奖。如是,阿莹能够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长安》,就不足为奇了,他是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的。

去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阿莹,阿莹的谦虚谨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诚恳地谈着对文学的热爱和迷恋,倾心地讲述他的创作体会和对当下文学的看法。我惊异于一个西北人居然一口东北话,这既让我这个东北人倍感亲切,同时也大惑不解。阿莹告诉我,他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就是在工厂大院里。工厂的许多技术骨干和工人,大多是从东北支援来的。大院就是一个小社会,不用与外界联系完全可以生活。于是,孩子们大多说东北话。说着东北话的阿莹因其丰富的个人阅历和对文学的执着坚韧,终于写出了《长安》这样的优秀作品。在北京,同行见面曾热情交流着读过《长安》后的兴奋。我在深深地为阿莹高兴的同时,也真诚地祝愿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长篇小说《长安》,阿莹著,2021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阿莹,陕西耀州人,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惶惑》;出版有散文集《大秦之道》《饺子啊饺子》《旅途慌忙》《重访绿地》,艺术评论集《长安笔墨》,秦腔剧《李白长安行》,歌剧《大明宫赋》,实景剧《出师表》等。其中,多篇散文收入中国作协的年度散文精选,《俄罗斯日记》获冰心散文奖,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获第九届国家文华大奖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和第二十届曹禺戏剧文学奖;话剧《秦岭深处》获第三十一届田汉戏剧奖一等奖。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辽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孟繁华文集》十卷等。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2020年获丁玲文学奖,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优秀理论批评奖等。)

孟繁华

来源: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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